一生须往边塞行

我一直很想写一本关于唐人边塞诗的书。

比起江南的山软水媚，我其实更留恋草原大漠的落日长风。

阳关折柳，轮台送君，天山月，祁连雪，对我而言，这不仅是文字幻化的意境，而是此生必须抵达的地方。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当我行走在西域的古道中，躺在西北的草原上，看白云滚滚，听马蹄嘚嘚，我的灵魂还是会带我回到那个烽火狼烟、策马扬鞭的年代。每当听到西藏的弦子、蒙古的呼麦、新疆的刀郎，那古老而久远的情怀就会飘然而至，与我血液交融，与我重逢。

曾经，属于黄金家族的辉煌，属于女真部落的荣耀，属于藏人的尊崇，都是那草原唤起的源自天性的澎湃，铁血男儿的自尊。

我心所向，虽崇山峻岭，一往无前。剑锋所指，虽万人为敌，所向披靡。

人与自然，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我们敬畏，我们臣服，但我们，并不屈服。

莫名地，我比谁都清楚，那种生活并不自由，亦不浪漫。它意味着向死而生，死无定所。

巨大的寂寞、孤寒，与生俱来，却要被若无其事地承受。即使现在想起来，还是会有说不出的沉重和悲伤。

是心中的血性未被驯服，是久远的热情从未淡忘，是崇高的信念从未放低。即使此生蛰居在城市里，即使衣食无忧，还是会向往怀念那广袤天地。

亦因如此，我特别不能割舍唐人的边塞诗，是自作多情的误会都好，每次读到依然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亦非常清楚，在不同的状态下，这些诗人在表达和向往什么。

初唐，杨炯的《从军行》曾令少年的我热血沸腾。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样的意气激昂，可看作唐代边塞诗的开端，是少年心气才能脱口而出的豪言壮语，不带一点刻意。

再沧桑一分，家国之痛都会变成“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唏嘘。待只剩半壁江山时，“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怆痛，除了无可奈何，无言以对之外，夫复何言？

与两宋退守中原不同，大唐立国之初，就极为重视西域，先后设立安西和北庭都护府，不断与东突厥、吐谷浑、高昌、吐蕃、大食爆发战争，争夺领土。虽说新兴的大唐王朝战斗力惊人，可战争总是互有胜负。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正是以边关告急的情势起笔，营造出如箭在弦的气氛。“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牙璋即牙牌，是皇帝调遣军队的符牌。这句是形容大军军容整盛，整装待发。将军领了兵符，出京去对抗入侵的敌人。“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是描述边塞战争的激烈，大雪打湿军旗，使军旗上的彩画都凋残了，风中夹杂着战鼓的声音……

画面到此为止，诗人刻意忽略了战争的残酷，因为这不是这首诗要表达的要点，他要表达的是少年人抓紧时机，跃跃欲试，建功立业的雄心。“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至于战争正义与否，生灵是否涂炭，不在这首诗的考量之内。

功名只向马上取

习惯上，我们对隋朝评价不高，对唐朝却极言其盛大，这委实不够公允——不管是两朝帝室的亲缘关系，还是国政的改革和延续，唐都承隋好处甚多。

隋炀帝劳民伤财开通了京杭大运河，唐朝成为首当其冲的受益者，粮食从南方运到洛阳，极大地保障了长安的供给。晚唐的皮日休，对此有一段极为公允的评价：“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隋朝对内统一之后，对突厥的征伐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积极开展营建西域的活动。隋炀帝曾亲至张掖，盛陈衣服、车马以示中国之盛。隋大业四年，灭吐谷浑。其后又准备东征高句丽（今朝鲜），完成统一大业。

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不是无功，而是过失太大，他一生循环的 Bug 就是总在错的时间做对的事情。

在隋炀帝的时代，他是不会意识到不恤民力的坏处的，他也没有什么历史经验教训可供借鉴，因为从秦亡开始，一直到隋朝自己亡国，往前看，往后看，都是贵族带头起兵造反成功的。也就是到了元朝末年，泥腿子皇帝朱元璋建立明朝，才是农民军为主力。

所以隋炀帝根本不会有耗损民力，民心思变的担忧。在他看来，老百姓就是拿来奴役的，就是他的人口红利。他只需要防着贵族就行了，当然最后还是没防住。

他要不是那么刚愎自用，能作能造，隋朝也不至于两代而亡。结果是自己落了个恶名，好处都归了别人。为他人做嫁衣裳，说的就是他了。

捡了大便宜的唐太宗李世民顺理成章地继承了这些好处，继续奋斗。得能臣猛将之助，一时四夷臣服，人称“天可汗”。

盛世如华裳，遮住了战争的血痕，功成名就的辉煌刺激了大多数人。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既然时代赐予了这样的际遇，就由不得人会想入非非。随着西域的不断开发，立功边塞成为士子走上仕途的重要途径和人生理想。

唐代诗人大多是积极入世的，没有一个甘于平凡，个个都扬言要出人头地。读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但杨炯分明是野心尤为旺盛的那一类人。

在可以寻见的史料中，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他出身不凡，倒是众口一词赞他天生聪颖，十岁左右即被举为神童，具备了参加科举的资格，很快他参加了“制举”。

“天子自诏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制举，是非常规的人才选拔考试，是皇帝为选拔“非常之人”而设置的特科。杨炯即一举登第，入朝为官。

年轻气盛，才华出众，出身却寻常，这样的人往往心比天高，一心要比别人更成功才甘心。若说《从军行》还不足以显示他的意愿，他的《出塞》和《紫骝马》则确凿无疑地表现了他建功立业的野心：

征战边塞等同于出人头地，至少杨炯是这样觉得。与读王昌龄、高适、岑参的边塞诗不同，我读杨炯的诗，没有特别的愉悦感。即使在他最著名的诗篇中，我都读不到多少对战争的反思、对黎民的怜悯、对人生的思考。读到的只有不安分。

有野心和欲望都正常，但若以为赫赫武功会成为一步登天的捷径，那就是笑话了。

他轻率地忽略了战争的凶险，朝政的诡谲。功劳都靠命博来，凌烟阁上功臣不远，功勋成了催命符，转眼就下场凄凉的比比皆是。

纵然功成归来，又能安享富贵到几时呢？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常事。凭什么你能幸免？青史斑斑，前车之鉴，我想不通，这些熟读史书的人为何都视而不见？

做不到的，都成为梦想。得不到的，才化作欲望。越是挣扎，越是沉沦，想放弃挣扎，又不能甘心，人心总是这样吊诡。

事实上，作为趋奉武后的宫廷诗人，杨炯不单没有机会去实现从军入幕的志愿，还因为常在宫廷的缘故，使得他个人的诗歌风格，也远不如离开宫廷的其他三位（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来得鲜明。以他的才华来说，这是令人惋惜的。

身为“初唐四杰”之一，杨炯对于同时代的王勃，是深为不屑的。当时舆论将“初唐四杰”排位，王勃居首，杨炯列第二，其三是卢照邻，第四是骆宾王。杨炯对这位同样以神童著称，出身却好过他的才子是不以为然的。

杨炯曾有“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说法。我深深觉得卢照邻是拉来垫话的，后一句，耻居王后，才是他的心声。以诗论诗，王勃的成就是肯定高于杨炯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要论起才华高、智商低（情商低），这二位真是不相伯仲，谁也别嫌弃谁。

一个排名而已，有什么好争的？

不过，后来杨炯知道王勃早逝的消息，还是深感痛惜，他为王勃的文集作序，充分肯定了王勃的才华和扭转齐梁绮丽文风的贡献。

书生不想做书生，却想要名声。天下间，如杨炯这样想的书生不在少数。

他们不是真的厌倦了书经，只是厌倦了寒窗苦读的漫长，厌倦了功名的无望。“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与其奔波考场，终其一生前途难定，倒不如投笔从戎，胜负分明来得痛快。

文人哪！也就只能在诗歌里叫嚣一番，抖抖威风。手无缚鸡之力，却想着舞刀弄剑，净扫边尘。小肚鸡肠，鼠目寸光，却想着要青史留名。当是小孩过家家酒么？

心胸、能力、际遇，作用于一处，才能有所成就，即便同时拥有了这些，都未必能决定最终的胜负。

投笔从戎容易成功的话，历史这么长，不会只出了一个班超。

富贵功名一梦中

少年人，难免有梦。梦中叱咤风云，万人侧目。以身许国，保家卫国之心诚然不假，然而，不到生死存亡之际，寻常人想得更多的是一将功成，封侯拜将。只要死的不是自己，“万骨枯”是可以谈笑而过的。

这样说，不是要苛责什么。只是感慨，同样一件事，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到了开元年间的盛唐诗人手里，边塞诗豪情不弱往昔，固然还有自豪和颂扬之意，却已不那么理想化，转而反映现实，写塞外风物，揭露军队的现状，风骨更见峻拔。

这样的转变，一如人渐成熟，心智渐稳，看事情更深入，不再非黑即白，个人的野心还是有，却不会再肆无忌惮，脱口而出。

只需将杨炯的边塞诗与王维的边塞诗相比，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同一主题处理手法的不同。

我们先看王维。王维全才，他并不是一个以边塞诗驰名的诗人，但他的边塞诗声色俱佳，哪一篇都不弱于以边塞诗著称于世的岑参、高适等人。

开元名相张九龄被罢职之后，追随他的王维亦受牵连离开京城，受命出使西北边塞，留在那里任地方的监察官员。他的一些边塞主题的诗作，多数写于这个时期。

与许多著名的唐诗一样，这首诗也有流传千古的一联。王维以其如诗如画的笔法令无数人记住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奇景，这一联被王国维誉为“千古奇观”。

能得国学大家如此盛赞的，自然不是凡品。“直”、“长”、“圆”这三个字用得极为简洁精妙，是用画法入诗。“直”字勾画出大漠的平旷、孤烟的峻拔，“长”字则显出大河奔腾的气势，而“圆”字消解了落日的萧瑟。这幅画面给人毫不单调，又浑然天成的感觉。

千载之下，人到西北戈壁去，眼前所见，心中所想，仍然逃不过这两句诗的意境，真是不得不叹服。

以前我无知地以为，大漠孤烟直是因为无风，如今我才知道，孤烟是指“平安火”。唐代军事制度规定，每日清晨和入夜时分，举烽火报信。举一道火为平安，有警报；举两道火，见烟尘；举三道火，见贼，烧柴笼。

王维诗中的“落日”，符合入夜的时间规定。孤烟直，指边境无事。

《使至塞上》是王维的名篇，当中不单有写景千古名句，更有对唐时疆域辽阔的描写。

以往使者出使边塞，过了居延就出了汉朝的边塞，现在依然是大唐的疆域。你风尘仆仆，一去千里，似是大雁飞到了北方的天空。大漠上烽烟直冲霄汉，长河上落日正圆。再往前走，到了萧关，遇到巡视的骑兵，才知道都护（节度使）的驻扎地在很远的地方。

诗写使者经过居延、萧关，都护在燕然山，都不是地理上的确指，只是为了表明唐代的疆域比汉代更辽阔，而边境无事，更说明此时大唐对西域的控制是比较稳固的。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王维确实有过出塞的经历——开元二十五年，河西节度副使崔希逸大胜吐蕃。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边塞，犒劳军士，查访军情——所以很多人认为这首诗是他自己身在塞外时所写。

其实不然，如果当时是他自己奉命出使塞外，这首诗就应该叫作“奉使塞上”而非“使至塞上”。这首诗，应当是王维写给一位出使边塞的友人的诗，他将自己曾经的经历写到给友人的诗中，用意是说如今国威鼎盛，边境安宁，你大可以放心。

可以肯定的是，王维所写的，是他曾目睹的景观，不然不会描摹得如此逼真细致。他还有一首诗《观猎》，写一位将军狩猎，同样写得精彩非凡。

渭城，在今日的咸阳。新丰和细柳营都在咸阳，新丰盛产美酒，细柳营则是西汉将军周亚夫的驻兵地，这里代指将军的营地。

唐朝尚武，好骑马游猎，大有胡人之风，完全不是文人天子那种范儿。这种潮流的兴起，太祖太宗父子是始作俑者。除却李唐皇室的少数民族血统之外，他们自身的经历，也是这种爱好形成很重要的原因。

李世民身经百战，箭术能够百步穿杨，他的弟弟齐王李元吉（玄武门事变被杀掉的那个），曾说：“我宁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君王好猎如此，大臣自然也就竞相效仿了。唐代没有大规模的现代化开发，生态超好，远的不说，长安附近就有大把适合围猎的旷野密林。平民也热爱打猎，平时吃得太素，猎到野物好打牙祭呀！

读王维诗，总觉得如行云流水般畅快，哪怕是淡笔描摹，亦叫人印象深刻。说来好笑，我最早关于射雕的印象，就是从此诗而来，后来看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不自觉地会把小说里的人物场景自动代入这首诗，虽然风马牛不相及。

好的诗，是有镜头感的，读这诗，就像看电影。寒风中，只听得弓弦鸣响，牧草已经干枯，野兽无处可藏，放出去的猎鹰眼光锐利，一眼就看见奔逃的猎物。积雪消散，驱马逐兽，只觉得马蹄轻快。一场声势浩大的行猎，如在眼前。狩猎归来，马踏如飞，很快就经过新丰市，在市集中饮酒休息，之后就整军归营。在归途中，回头看刚才射雕的地方，暮云四合，天地茫茫。

盛唐人的气魄真是大，“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是纵横驰骋后，仍有未尽之意，语境苍凉，并不凄惶。全诗着意于“快”，鹰飞兔走，蹄响弓鸣，笔端有瞬息千里之势，令人应接不暇。

不管是亲身经历过边塞生活的王维，还是期待到军中一搏的杨炯，他们都不曾真的如愿。即使到了边塞军中，文人依然是文人，捉的是笔，而不是刀。

王维因早年与张九龄关系亲厚的缘故，在张九龄被贬之后，王维被任命为凉州河西节度使判官，远离了京城。再后来经历了安史之乱，虽然大难不死，终究心灰意冷，选择过半隐半仕的生活，却也怡然自得。

而杨炯，一生未遂其封侯拜相的志愿。他心高气傲，为人又尖刻，发明了一个词叫“麒麟楦”，意思是讽刺文武大臣们虚有其表，就像演戏时装假麒麟的驴子。如此的心酸口硬，自然人缘不好，每每被降官，最后只任盈川县令，卒于任上。

他以吏治严酷著称，不知是否与他心底的铁血无情有关？他的死，有人说是得罪太多人，遭仇家报复所致。

杨炯所有的诗中，我最喜欢的是一首送别诗《夜送赵纵》：

因为是送一位赵姓的友人，所以杨炯用了和氏璧的典故来比喻友人的才华和名声，虽然有溢美之词，好在没有太多的造作之意。前三句寻常，得“明月满山川”一句，便成佳作。

月照天涯，便如我千里相送，月满山川，便是我思情不绝。乾坤廓朗，又何须因来日生愁？

这一句不过写寻常之景，气势却不凡，叙离情绵邈之余，让人觉得光明浩荡。只可惜，这样的作品不多。杨炯的诗，刚烈有余，人情不足。

比起杨炯，我自然更喜欢王维，喜欢他冲淡平和，一空万有。杨炯所有的金戈铁马，说穿了都是纸上谈兵，不堪一击。

人欲无穷，食髓知味。有些野心是要不得的，以他人的性命为代价来博自己功名富贵的人，就算一时风光，到头来也是黄粱一梦。

天道往还，人总要存一点仁心，才好立身立世。

又及，边塞诗还有许多佳作，亦还有许多未尽之言，后文再谈。 CwhjDGD3tPawhDeP/yJyfNruTTMMsObcseb4XFVpELa4zxOBuFPe43xDT25PY9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