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宜隐兮悲莫悲

隋末之际，天下动乱，风雨如晦，义兵四起。隋文帝杨坚苦心谋夺来的政权，传到“能作大帝”隋炀帝手里，不过二代，就有即将崩盘之势。不知隋文帝泉下有知，会不会被不孝败家子气得再死一次。

许多有识之士要么投入造反阵营，为新事业、新生活奋斗一番，要么干脆辞官归隐，以全其身。隋末唐初的诗人王绩，就是后一种人。

王绩这个人，说起来不陌生又很陌生。不陌生是因为文学史家一般把他列为最早的唐代诗人。他的名作《野望》，在《全唐诗》和诸多唐诗的选本里都会率先露面。

他还有个哥哥，是隋末唐初大名鼎鼎的大儒，就是前文提到的王通。王通隐居河汾之地，续修六经，讲学授业，名动天下。他所传授的学派被后人尊为“河汾学派”，重倡儒家“性善说”；他所教授的门徒，日后多为唐初的股肱之臣。

河汾之学对“贞观之治”的产生影响甚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先贤所倡导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王通当之无愧地做到了！

此外，王绩还有个更大名鼎鼎的侄孙——天才诗人王勃，这样说起来，是不是突然觉得倍感亲切？

陌生是因为这个人的生平相当简略，除了人人都有的基本信息：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就只知道他简单的为官的经历：王绩并不热衷于仕途，隋大业（隋炀帝杨广的年号）末，任秘书正字。因不愿在朝为官，外放扬州，做了六合县丞。不久因天下渐乱，他就托病辞官，回到家乡。

隋朝灭亡，唐朝继立。改朝换代后，新朝一般都要照例笼络一下士人，以示恩德。于是在武德（唐高祖李渊的年号）年间，征集曾经在隋朝任职的官员，以备任选。王绩到长安应征，任门下省待诏。贞观初年，他因病告退，回到故乡，隐居于北山东皋，自号东皋子——就是隐居在东坡下的人，和苏东坡的东坡，是一个意思。

他的名作《野望》，就是隐居北山时所作，诗曰：

这首名作，历来赏析很多，很透，评家多从这首诗的格律、意境谈起，高赞这首诗的文学水准。这首诗言辞古淡，意境高远，是毋庸置疑的。因它算是最早的一首唐代律诗，传达的又是文人一贯追慕的田园生活的状态，所以受赞并不为奇。

在王绩的时代，“律诗”这个专有名词还没有出现，一般只称“五言四韵”。随着诗歌的发展，律诗的要求越来越细，越来越规范，早期的诗歌，后来的人总能挑出一些所谓的“诗病”，但这并不妨碍王绩这首五言律诗在诗歌史上奠基的地位。

我小时候很粗心，第一次读到《野望》时，一眼扫过去，以为是王维的诗——王维确实写过类似的诗。后来仔细一看，不是！虽然风格有那么一点点相似，而且他们都姓王，都是山西人……我还暗自琢磨过这两人有没有亲戚关系，我是因为这个对王绩印象深刻，也算是歪打正着。

后来我才知道，王绩和王维没有亲戚关系，和王勃倒是有。这个发现，让我大大高兴了一下，果然是家学渊源哪！王绩诗风清淡如爽口野蔬，王勃则华丽隆重如法餐。先尝点王绩，再品王勃，也是挺健康的。

我其实很怕解析隐士的诗，因为隐士自己基本把要表达的意思都表达完了，读的人乖乖回味就好，再说点啥也是画蛇添足。好在王绩这个人相当有意思，说来并不乏味。

王绩这个人呢，其实蛮好玩的。虽然看简介只有那么简单的几句，看诗作也是一副成熟大叔、隐逸高人的样子，但他这个人，有个大大的爱好，就是喝酒。

在隋朝当官的时候，他就因为嗜酒而误事，幸好官小，没什么实权，加上天下大乱，大多数人各忙各事，自顾不暇，也没什么人找他麻烦，考核业绩，说他当官当得不好（其实真是当得不好，纯粹为了领份工资买酒喝）。

后来他再度出仕当了唐朝的官，那时候，他哥哥王通的门徒薛收、魏徵、杜淹、陈叔达等等，都已经身为唐初重臣，这些王通门下的佼佼者，勇于进言，献计献策，无不为唐朝的开国创业，乃至后面的贞观之治竭尽心力，做出不容忽视的贡献。

身为河汾学派师叔辈的人物，王绩却将当官混酒喝这一人生态度贯彻得淋漓尽致。

依唐代的制度，中书省负责诏令的草拟，门下省负责封驳审议，中书、门下通过的诏敕，经皇帝裁定后方可交尚书省贯彻执行。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如此看来，门下省待诏，身为皇帝的小秘书之一，再怎么闲，也不会闲到每天没事做。

王绩任门下省待诏以后，其弟问他当官感觉如何，王绩直言不讳地说：“当待诏很烦人，要不是图那三升好酒，我早不干了。”大叔真是性情中人，坦率敢说！

唐朝的工资多数时候会以实物的形式发放，当时待诏的工资是一天发三升酒。王大叔自己说了，他当官的最大动力是图那三升好酒。后来王绩的上司陈叔达（王通的问学者，算是挂名弟子），知道他的癖好，特意给他加工资，加到一斗，传为一时佳话，人称王绩为“斗酒学士”。

到了贞观初年，王绩听说任太乐署史的焦革善酿酒，主动要求改任太乐丞。一般都说是因他好酒所致，然而，深层的原因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勋戚集团与儒臣为敌，连带着有意压制在朝的王氏兄弟（除了王绩之外，王氏家族中还有一个担任监察御史的王凝）。王凝为人正直，因弹劾勋戚，与长孙无忌结怨，屡受打压。

王凝被贬黜，王绩被罢官。与王凝为官“几经播迁，终不言悔”相比，王绩的经国济世之愿没有那么强烈，焦氏夫妇相继去世后，王绩当官的动力完全丧失，干脆就告病还乡。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诗人在他熟悉的家乡养老安居，傍晚时登上高处，看到的是秋天的世界，感受到的是旧时代的衰飒。

按照《野望》所流露的意趣，以及众位诗家的解读，王绩这是“感隋之将亡，有隐居不仕之志”。这个解释比较扯，王绩归隐东皋的时候，隋已经亡了好几年了。他对隋朝又没有特殊的感情，不至于伤怀那么久，再说他后来还跑出来做了唐朝的官。

又有说他是失望于当时的时代，没有找到赏识他，可以投奔的人，所以“徙倚”多年，竟没有归宿之地。这样说倒是有些道理，然而这一层心意，必须要结合他在李唐王朝中的遭遇来体味。

本以为，改朝换代了，世道人心会为之一新，孰料入朝之后，还是免不了被权贵倾轧。

其兄王通作为当世大儒，人格，学问，著书立说的成就，本为当世翘楚。王通过世是在隋朝，按例，应该列入《隋书》。

唐初官方修撰的《隋书》，因是长孙无忌主持编修，从中作梗，《隋书》竟不立王通传。后来王氏兄弟在朝受屈，无辜受害，贞观朝中的王通门人竟无人援手，这一切都令王绩深感不平，他在文集中多次言及“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当是指此而言了。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暮色渐深，乡村里的人和物开始了象征性的“返归”。

他看到的是暮色，是秋景，虽然看到大乱之后的安定，心中宽慰，可联想到自身家族的际遇，难免不流露萧瑟、衰败的心意。他想到的是隐居山中，最后不食周粟、饥饿而死的伯夷和叔齐——是那样的孤耿，欣逢盛世，却无意迎合，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野望》平和雅淡的描述之下，潜藏的是，一个人深深的失落和愤懑，这是无须讳言，刻意美化的。

一个人选择远离世俗的生活，不代表他就必须消除世俗中人的情绪。

因为行事作风、精神气质相投，王绩在诗歌中自觉扮演起类似陶渊明的形象，有时是嗜酒的诗人，有时是怪诞的醉汉，有时是固执的隐士和自给自足的农夫。他的诗集中，除了隐逸的主题之外，还写了大量饮酒的诗。

除却陶渊明之外，王绩还很欣赏阮籍，他对阮籍的看法与魏徵很不相同。对于他来说，阮籍是蔑视世俗生活的畸人，而不是历史上为曹魏衰亡而忧伤的有头脑的道德家。

其实两种思想并存于阮籍的诗中，对后来唐代诗歌的启发同样重要。

王绩是一个企羡魏晋风度和隐士角色的人。他曾大量引用和模仿阮籍及陶潜的作品。这些诗比《野望》更能见出他的风格和思想：

比起《野望》，我更喜欢王绩这一系列的诗，性情毕露，又不乏小情趣。抛却道德上的束缚，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这样放松地去感受生活。

从《过酒家》和《初春》可以读出他真诚的喜悦，这世界的丰满和美好，展开在他眼前，他能够准确地捕捉到生活的佳意。

远离朝堂，隐居之后的他，不是一意孤行要做一个不食周黍，活活饿死的道德标兵。

王绩的诗措辞朴素，句法直率，自觉地修正了陶渊明和阮籍诗作的晦涩，同时又摆脱了初唐宫廷诗柔弱雕琢的气质，生发出新鲜的活力。虽然在当时，并不流行。

还有一首诗，虽然不如《野望》那么知名，但或许能更鲜明地体现王绩本人的意志，诗名《赠陈处士》，诗曰：

我说过，王大叔是极爱酒的，酒能帮助他消解那些莫名的苦闷、难言的隐衷。人世虽然苦短，也有数十年，世事纷扰繁杂，想论断是非曲直并不是那么容易。

在他看似糊涂的表象下隐藏着对世事清醒的认识。他笑斥礼法，说“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诗书礼乐，培育了许多人才，却也桎梏了太多人。

不拘礼法，率性而活才是值得推崇的，可古往今来，能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连王绩自己，亦做不到得失不系于心。

放歌山野，高枕酣醉。一枕秋风，半梦半醒之间，总还有些旧事，如窗前月、心上霜，耿耿于心，拂之不去。

又及：《隋书》不载王通，是很大的缺憾。后代史家有意补救，《旧唐书》中，已对王通生平事迹有所记载，北宋的《资治通鉴》中，亦记载王通其人其事，司马光更为其撰写《文中子补传》（文中子是王通的谥号），流传至今。

劝君惜取少年时

接着说王勃，前文提到的大儒王通的孙子，诗人王绩的侄孙。因为诗歌所带来的名气，他的名声，比他的长辈们要大得多。

几乎没有人不曾读过那首《杜少府之任蜀州》（也就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最早的原作名，是没有“送”这个字的，本文沿用原名），不知那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杜少府之任蜀州》虽然被推举得很高，然而单凭这一首，并不足以证明王勃是才子。起码对我而言是如此。我于是跑去找了王勃的诗集来读。结果发现，除却这首尽人皆知的成名作之外，王勃的诗集里尚有很多令人过目不忘的好诗。他有许多五绝，写得颇近于王维和孟浩然，而一些乐府歌行，如《临高台》，即使放在盛唐诗人里也毫不失色。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年纪，真不负才子之名。

我选几首录下来，供大家欣赏一下，以证明王勃实非浪得虚名，至于那首《临高台》篇幅比较长，后面有机会再详细说。

这些诗句如春水幽凉，似山泉清洌，读了让人心里沉静，似看见一位安静优雅的少年，游赏春光，时而欢喜，时而忧伤。他知道很多事都是美好的，也是值得留恋的。他的心像玉壶里的冰一样，清澈无染。

如果这就是王勃，那么也许就没有日后生出的许多风波了。他会是孟浩然或是王维，却不是王勃。人性总是复杂的，王勃能写出如此空灵的诗句，行事却出人意表，叫人跌碎了一颗玻璃心。

王勃，字子安。这个表字，对他的人生真是一种反讽。

唐代的神童真是多，王勃是率先登场的一位。他成名真是早，是少年早慧的典型。也是家学渊源的缘故，从小就博学多闻，还不到二十岁，就已经进士及第。就连唐高宗读到他献上的颂，知是未及弱冠的神童所写，都连声赞叹他为“大唐奇才”。

上得君王赞赏，下得众人称美——身为当时朝廷最年轻的官员，他的才华惊动了整个大唐。即使是在传奇辈出的年代，出身名门、少年得志的王勃，仍是一个活着就可以类比为传奇的存在。

那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回头想起来，却是那么短暂。

明代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王勃）其最杰乎？”我不能认同他对其他三人诗风的判断，对于王勃的评价却是恰当的。

在“初唐四杰”中，王勃年纪最轻，名声最大。关于“初唐四杰”的排名，后人争论很多，但不管如何争议，王勃都名列首位。

他的才华早早赋予他与年龄不相符的盛名，而他的儒学家教并没有令他的性格变得稳健。因为年轻，当之无愧的年轻，所以有任性妄为的轻狂。

二十岁时，王勃通过了一个特殊的考试，进入宫廷，担任了沛王府修撰，成为沛王李贤王府中的一名文学属官。因为年纪相仿的缘故，王勃很快博得了李贤的欢心。

从太宗朝开始到玄宗，唐宗室都有斗鸡的爱好（唐高宗本人不喜欢），李贤也不例外。某次他与英王斗鸡，王勃为讨他欢心，写了一篇《檄英王鸡文》。这篇给沛王助兴的文章，模仿了军事檄文的写法，滑稽又特别不庄重。

文章流传开来，原本赞王勃为奇才的高宗，怒而批道：“歪才，歪才！”高宗之怒并非无由，二王斗鸡，王勃身为属官，不加劝诫，反而写作檄文，有意夸大事态，是失职。小惩大诫，一道圣旨降下，王勃被罢职，逐出王府，逐出长安。

我很能理解高宗的愤怒，他对李贤的看重，好比是看到儿子身边一帮不学好的人，唯恐把儿子带坏了，做父亲的首先想到的是让这些人远离。虽然他更应该反省的，是李唐皇室这悠久的家风和他自己对儿子的教育。

可能有人会觉得王勃冤，我倒觉得未必。王勃身为皇子的属官，不是等闲玩伴，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他的职责之一，就是劝谏、约束皇子的行为。不管李贤听不听，这是他的责任，像贞观朝的魏徵对太宗的态度，才是正道。

如果做不到，最起码，他可以做到，不为了刻意讨主子的欢心，去作滑稽文章。才华不是用来这么不务正业的。

即使是以王勃自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理念来看，他的行为也是不妥的，已然违背了某种准则，趋向于佞臣，长此以往，若真的位高权重，真是不堪设想。无论高宗迁怒之下的处罚是否过重，王勃首先是错了。

这还只是开始，他的一生，总是重复着这样那样轻率的错误，让人又怜又恨。说起王勃，人们总爱说他英年早逝，言语之间充满了怜惜，仿佛是命运对不住他，然而他根本的问题，在于性格的轻率。

有才而无智，总是叫人惋惜的，若再添上少年的鲁莽，那就更要命了！

莫令别后无佳句

《杜少府之任蜀州》，是王勃最著名的作品。那时他还在长安。他有一位姓杜的朋友要到四川去做县尉，王勃为他送行，写下了这首诗。

依据唐代的官制，一个县的行政长官称为“令”。县令以下有一名“丞”，处理文事，有一名“尉”，处理武事，所谓“文丞武尉”，是协助县令的助手。在唐人的公文或书简往来中，常尊称县令为“明府”，县丞为“赞府”，县尉为“少府”，诗题作“杜少府”，可知此人是去就任县尉。

让我们再来细看这首诗：

读这首诗，仿佛回到了那久远的年代，站在古老长安的城阙上，遥望着一场离别。

山河春而霁景华，城阙丽而年光满。秦川之地，山川峻烈，经过开国的数十年经营，越发显得城阙巍峨，市井逶迤。古道旁相送的人意气风发，姿态从容，不被离情所羁绊。

唐人送行，多作诗赠别。一部《全唐诗》，这类赠别诗占了不小的比例。钱锺书先生对此有精妙的论断：“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

“用得着”这三个字令人莞尔，不兴送礼，兴赠诗，这个方式很环保，很值得点赞。伴手礼多数会吃完、用掉、坏掉，诗却能一直记着，常忆常新，对送行的人而言，最没有经济压力，唯一考校的是才华。

赠别诗多半是临场发挥，才华和交情都要经受“考验”。水平自然是参差不齐，能流传后世的，多半是名作。

无论以何种标准评判，王勃这首诗都堪为典范之作。

习惯上，送别诗的第一联要点题，照顾到主客双方。首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是非常符合规范的。

唐人有“扬一益二”之说，扬是扬州，益是成都，在唐代人心中，成都是仅次于扬州的繁华大都市——蜀州是个物产富饶的地方，自从秦、蜀之间开通了栈道，秦中人民的生活资源，一向靠巴蜀支援，那里的每一个城市对京城都有辅佐之功。这样说的深意，是劝慰朋友，你并不是到荒凉之地为官，无须失落，要努力地施以善政。

次句“风烟望五津”，是说你走之后，我只能遥望那边的风景。这句话语淡情长，眷恋之情跃然纸上。

古人离开家乡或京城，到外地做官，就叫作“宦游”。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王勃的名句，亦是唐诗中数一数二的名句。其知名是在于，这两句一扫离别之抑郁、颓唐，令人觉得心怀为之广，天地为之宽。

古诗词中哀伤离别的作品，数不胜数，大多是喋喋不休地抒发“相见欢，重逢难”的感受。王勃能说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是如有神助。

只要四海之内还有一个知己好友，虽然远隔天涯，也近得好像比邻而居——要知道，王勃所处的年代并非资讯发达、朝发夕至的现代，亲友之间通常鱼雁不传音信杳。

这首诗不单有别于王勃其他的赠别之作（其他的赠别之作里多有“穷途倦游”的飘零之意，如《别薛华》：“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更直接或间接地启发了后来许多的唐诗名作。如高适的《别董大》，那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是何等雄健激昂！读到这诗的人，也会因此自信激动吧！

可我为什么忍不住喟叹呢？他们说得都太轻松写意了。知己不是一时的好友，否则钟子期不必摔琴绝弦，天下之大，以他的琴技，再找一个善听琴的人就是了。

只因，那人未必是知己。

我们往往需要用很久的时间，经历很多事情，才能验证谁是真正的知己，亦需要用很深的心、很多的付出，才能成为别人的知己。

知己，这个看似清淡的称谓，代表的是彼此最深的认可和信任。

就如人说的，有时候，你想证明给一万个人看。到后来，你发现只得到了一个明白人，那就够了。

说起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亦非王勃首创，他是从曹植的诗“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变化而来，既承转了丈夫之志远及四海之意，又深化了友情知己的力量。这两句诗被他用活了，比原诗更广为人知。

后来中唐诗人王建也有两句诗：“长安无旧识，百里是天涯。”这是将王勃的诗意反过来用，写世态炎凉，人情淡薄，凄凉之感顿生。

流泪不舍是传统送别诗结尾流行的形式，如与王勃齐名的才子杨炯就有句云：“灞池一相送，流涕向烟霞。”——王勃创造性地将流泪的陈旧反应翻新，既然“天涯若比邻”，你我大可不必像小儿女那样哭哭啼啼。

人生聚散，大可平然视之。此处亦可看出承平之世的气象，如果是在烽烟乱世，朝不保夕，任他再有自信，大抵是不能如此磊落坦然的。

《杜少府之任蜀州》所宕开的诗意，犹如一道神光，劈开了笼罩在送别诗这个题材上浓重的悲戚——让人觉得离别的苦涩之中还有回甘。

王勃的创新本身又成为后来送别诗结尾的惯例，后代的赠别诗中，送别的不舍多以劝慰的形式出现。他的名声，凭这一首诗就可以不朽。

此处再多提一句，王勃这首著名的五律，在技法上远胜于其叔祖王绩。王绩的《野望》第一联“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是散文式句法的散联，而王勃起句所用即是对仗严谨的对联，从诗法的角度看来，难度无疑更高。

施蛰存先生也曾对这两首诗做过分析和比较：《野望》的第二联“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是典型的“正对”，词性相对，上下联的意思各自独立，每一句都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而王勃诗中“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联，都必须联系上下句才能获得一个清晰的概念。这种意思不可分割的对句，被称为“流水对”，艺术性更高。

后来，民国才子弘一大师李叔同，写过一首《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瓠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虽然是词，却也有古乐府的韵味，更有唐人的磊落气象在。

年华世事两迷离

人生多歧路，王勃想不到，在友人离开长安之后不久，他亦因罪离开长安，离开他渴望建功立业的帝都。

刚刚展开的仕途，因为他的一时轻率而遭受了巨大的冲击。我不知道，此时的他，是否还能自信地说一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离开长安之后，王勃开始了一系列漫游，先往东南地区，后来去了四川。他在四川旅居多年，设法谋得了一个小官职，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参军。据说，他在那里研究医术草药，以便奉养年迈的亲长。可是，这时候，他却犯下了第二个错误，这个错误更致命，不单摧毁了他自己的仕途，也连累了他的父亲王福畴。

王勃先是藏匿了一个逃亡的官奴，后来他后悔了，唯恐官奴被抓住连累了自己。也不知他怎么想的，他解决此事的办法是杀死了这个官奴。后来事情暴露，他被判死刑，行刑前遇到大赦，侥幸捡回一命。王勃的父亲却因他的罪行而失官，被贬到交趾（今天的越南）任县令。

真是忍不住叹气，坑爹的“官二代”真是古今皆同啊！纵观王勃的所作所为，应了那句流行的话： No zuo no die （不作死就不会死）。

上元二年（公元 675 年）春，王勃为探望父亲从老家山西出发，九月，到达南昌，闲来无事去蹭饭，参加都督府的宴会。

这宴会本是都督阎公借滕王阁修缮一新的机会，大宴宾客，并让其婿吴子章在众人面前作序，展示文采，一举成就文名。与会来宾知晓阎公之意，当然纷纷谦让，早已准备好的吴子章正准备发挥的时候，初来乍到的王勃当仁不让，即席赋就《滕王阁序》。

计划被打乱，阎公很是不悦，初时以“更衣”（上厕所）为名，拂袖而去，实则仍在后面，听人奏报，留心席上的情况。

当听人报王勃写到“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阎公表示很淡定，说“不过是老生常谈”；等王勃写出“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时，阎公沉吟不言；到他写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句，阎公肃然起敬，站起来说：“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又再列席，立于王勃身侧，随其笔起笔落吟诵其文……

宴会极欢而散，滕王阁的聚会，便如昔日会稽山上兰亭中的聚会一样，成为千古佳话。

吴子章被王勃秒成渣，一点也不奇怪。《滕王阁序》这样挥洒自如的骈文，比王勃其他的诗作，更酣畅无忌地展现了他的才华。那样浓墨重彩，似漫天星河披散，似满江落霞涌动，叫人目不暇接。撇开那些词美义壮的描写不谈，王勃所尽兴宣泄的，是他绝世才华所不能担荷的生命之重。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只有在这些陌生人身边，享受着众人的赞颂和认可，他才可以稍稍拂去这数年的阴霾。

他虽是少年狂生，却也是深受儒家教诲多年的儿郎，连累了父亲，他不会不自责，断送了仕途，他不会不颓丧。所谓的“时运不齐，命途多舛”，若不怪他自己轻狂草率，又能怪谁呢？人的错误，旁人或许能暂时代为掩饰、分担，然而，后果最终只能自己承担。

如果说，《杜少府之任蜀州》表现出的是王勃性格中的豁达，那么，《滕王阁序》所流露出的王勃，则是豪情与失意并存的矛盾的少年。他的黯淡心思，都深藏在他华美的笔端之下。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我读王勃，总觉得是可惜的。

他性格造作，却不失真诚。他的才华，让他能够暂时地触碰到生命的玄机，他的智慧却不足以让他坦然面对人生的穷通。也许境界只是毫厘之差，但这一步之遥，却往往一生都跨不过。因此，当“胜地不常，盛筵难再”时，他很难真正地睁开眼睛，去直面生命的痛楚。虽然他写出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流传千古的名句，他的内心仍是一片混沌。眼前虽然山青水长，但未来，于他而言，终是茫然大过清醒。

像翻过几页书，就知道结局的人，我知道他已经没有未来了。他有的，是结局。

上元三年（公元 676 年）秋，王勃从交趾返回，乘船渡南海时，遇飓风失事，堕海而亡。人生如浪里行舟，风波难测。我不知道，他在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是怎样地惊惶和恐惧。

他或许反省过，今后的人生将会经历更多的考验，他再也不愿令人失望。可死亡却以如此一刀两断的方式答复他，不会再有以后了！

沧海世界，一念成灰。也许每个人年轻时都觉得生命很长，长到可以肆意挥霍，青春和热情仿佛是用不尽的，可是，往往在短暂的明亮之后，就沉寂如尘。

他死时只有二十六七岁。巨浪覆面的时刻，他是否想起年高远谪的父亲？他是否想起那名被自己处死的官奴？他还来不来得及，想起自己曾经有过的经国治世的志愿，以及他那令世人侧目的才华？

转眼间，都散若流星……他的一生，像一场梦，却又过于清晰。

似朝云，似暮雨，那些曾经的人都不见了，那些曾经的爱恨都如日影消失了。人生短暂如落花流水。可人心，偏偏眷恋那一点繁华温柔。

滕王阁是唐太宗之弟滕王李元婴所建，故人称滕王阁。后来《滕王阁》流传到京师，高宗读到“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时，想起旧事，曾叹息过，后悔自己对王勃的处置。

谁又说得清，是什么具体的因由造就了王勃的悲剧？人生太微渺了，一个看似无意的错误，一场不期而遇的风浪就足以打乱全盘的计划。

生如梦幻泡影，须臾即变。生与死，悲与欢，都潜伏在命运深处，等待人的遭逢。

慢慢地，想起这狂傲又萧瑟的少年，我想起他的另两首诗：

仿佛是后人，站在他曾经登临的滕王阁上，写下了这首诗。但其实，这是他自己无意间写给自己的。

年华世事两迷离，令我们唏嘘的，看似是别人的事，却又似，在别人的故事里，照见了我们的心。 cquZq0wxr1TKiZiQR1vdjXMs6pmLcSIY8TzvKgUfSkwdcvHlSXLOn/KJDpMVwB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