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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讨论过孩子在印刻者身边时依恋性学习是怎样起作用的，但是，公众人物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吸引公众眼球”时，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推销产品的直接方式就是向大众展示产品存在优点或价值的证据，但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却是由某个“名人”签发的“证书”，为何这种方法对个人目标的制定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
问题的答案在于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些“名人”如此受欢迎。引人注目的外貌特征是其中一个因素。同时，许多演员和歌手都拥有一项技能：他们擅长营造各种情感状态，具有竞争力的运动员和受欢迎的领导者都精通“骗术”。不过，或许最有效的技巧是让每一个听众都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很重要的人在和我说话”，相应地，听众就觉得自己也参与了进去，因此也更能主动地进行回应，即使这些听众仅仅是在听一段独白！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控制暴动，一个人想参与到不同的思想中，需要使用怎样的技巧呢？“魅力”（charisma）一词的定义为“领袖非凡的个人品质，能够激起大众的忠诚和热情”，当受欢迎的领导人重塑我们的目标时，他们能探索出一些快速建立依恋关系的特殊技巧吗？
政治家： 对于演讲者而言，高大的身材、宏厚的声音以及自信的仪表是非常有益的。然而，尽管高大的身躯和强壮的体魄极具吸引力，但总有一些领导人生来就身材矮小。一些有影响力的演说家态度从容，侃侃而谈，而一些领导人和演说家只会咆哮和尖叫，却仍能吸引人们的眼球。
心理学家： 是的，但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之前你提到“人们的反应速度和互动强度”是制造依恋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当有人当众演讲时，这个关键因素并没有起作用，因为演说家不可能一个接一个地回答所有听众。
修辞学可能会制造出这样的错觉：一段节奏感很强的演讲似乎可通过听众提出问题并及时得到回答的方式实现“互动”。人们在脑海里可以与“假想的听众”实现互动，因此就算事实上并没有任何对话，至少会使一些听众感到自己获得了足够的重视。另一个诀窍便是，演讲中尽可能加入停顿，让听众感到对方有求必应，但同时不会给予听众更多的时间来提出任何反对的观点。最后，一个演说家并不需要控制所有的听众，因为，如果你可以获得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那么其余人的注意力便可以通过“同辈的压力”得到。
与此相反，越敏感、越配合的人就越容易被群体控制。让我们来听一听曾经想免受听众影响的伟大钢琴演奏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的经历：
对我来说，观众是演播室里最为无名的人们，他们存在的缺失却是我满足自己需求的最大动力，因为我不会去考虑专家的口味或者听众的平庸。自相矛盾的是，我认为通过艺术家的自我陶醉，我们能够实现艺术家最为本质的义务，即为他人提供欢乐。
最后，我们还应注意到，孩子甚至会对根本不存在的实体产生依恋之情，比如传说或神话里的人物、书中的虚构人物或想象中的动物。一个人甚至会对抽象的教义、教条、信条或代表其的图标及图像产生依恋：在崇拜者的大脑中，这些想象中的实体可以充当“精神上的导师”。毕竟，我们所有的依恋都是杜撰出来的，你永远不是对现实中的人产生依恋，而仅仅是对一些你亲手制造的、代表你心中依恋的概念的模型产生依恋。
据我所知，尽管弗洛伊德提出了相似的设想，但这套印刻的理论本身是非常新颖的。什么样的实验能够证明我们的大脑是否使用了这样的过程呢？研究人类大脑运动的新工具会对此有所帮助，但是以人类的依恋行为为对象做实验可能会被看作缺乏职业道德。如今，我们还有一个选择：编一套类似人脑的计算机程序。如果计算机程序按照与人类相似的行为模式来表现，那么则证明我们这套理论是可信的，但是计算机到时候会“抱怨”人类没有正确地对待它们。
本章主要解释的问题是人们是如何选择自己的目标的。一些目标是基于天生的本能，由我们的基因决定的；而另一些目标是通过学习（尝试和错误）实现已有目标的次级目标。至于高层次目标，本章认为是由一种特殊的机器体系形成的，这种特殊的机器体系指我们对依恋对象价值观的继承，因为这些价值观积极地响应了我们的需要，在我们体内产生了“自我意识”情感，如羞愧和自豪。
起初，这些印刻者离我们很近，但一旦我们有了印刻者的“思维模型”，当印刻者不在场时，我们就可使用这些模型来“升华”目标。最终，这些模型就成了我们所谓的良心、理想或道德规范。所以，依恋教会我们的是结果而不是方式，也把父母的梦想强加到了我们身上。
在本书的结尾，我们会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将详细讨论一类情绪，具体说来，就是像“受伤”“悲伤”和“煎熬”之类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