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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urish
A Visionary New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翻译这本书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亲眼目睹了塞利格曼的幸福2.0理论从孕育到成形的过程，并且亲身参与其中，还贡献了一点儿小小的力量。
2009年9月，我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应用积极心理学硕士课程。这门课程是塞利格曼创办的，开学第一课自然由他来讲。在开场白之后，他就直奔主题：“我在《真实的幸福》这本书中说，积极情绪、投入和意义这三个幸福的核心元素贯穿本书始末，但现在看来，这个理论是不完善的。经过慎重思考，我认为积极心理学的主题应该是幸福2.0，而非幸福1.0。幸福2.0=积极情绪+意义+人际关系+成就。”
在这里，他用happiness指幸福1.0，well-being指幸福2.0。在英文中，这两个词的意思都是“幸福”，但happiness更侧重于感觉上的幸福，而well-being则更侧重于人生繁荣、蓬勃发展的幸福。由于《真实的幸福》里的“幸福”是用的happiness，所以我原本想在这本书继续用“幸福”来翻译happiness，而另用一词来翻译well-being，但无论是和编辑的反复讨论，还是在网上的公开求助，考虑了“福祉”、“殷盛”、“康福”等很多候选词，还是没能找到合适的方案。最后，我们把它们意译成“幸福1.0”和“幸福2.0”，虽然有些不便，但已经是我们能想到的区分两个词的最好办法。其中曲折区别，希望读者在阅读时留意。
再回到我在三年前的班上，当时已经炸开了锅。总的来说，赞同的少，反对的多。尤其是我，可能是出于对中国最流行的成功学和关系学的逆反心理，成为反对的急先锋，以至于塞利格曼在接下来解释他的理论时，整整一堂课都不停地点我的名，反复对比说：“像昱鲲这样的人会认为……但我认为……”
这其中的思想交锋，正是本书第一章的内容。说实话，即使上完了那一课，我仍然不能接受塞利格曼的新理论，在跟同学们的讨论中，我发现大部分人也和我一样，心存疑虑。后来，塞利格曼又把投入加回到福祉的元素中去，但仍然不能服众。
奇妙的是，等我带着疑虑上完全部课程，写毕业论文时，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梳理积极心理学，才发现我梳理出的框架，竟跟塞利格曼的PERMA理论不谋而合。此时，我才彻底服膺于他的洞察和远见。随后，在我以毕业论文为基础，写积极心理学普及书籍《消极时代的积极人生》时，也完全以PERMA为框架。
当然，塞利格曼在课堂上提到我时，也不总是批评。有一次，他给我们讲人类的性格力量与美德，我问了个问题：“这些性格力量中，哪些与人类的幸福更相关？”
他回答说：“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幸福是难以测量的，因此这个相关性很难研究。”
我追问：“为什么幸福难以测量呢？如果我们不能测量幸福，那么积极心理学的很多研究都难以展开。”
他愣了一下，说：“幸福大部分是主观感受，对于这方面的测量没有意义。”
我有些不解，但作为一个中国来的好学生，就没有再追问下去。不料到了第二天，他一上课就走到我的桌前，对全班说：“昱鲲昨天问我有关幸福的测量问题，我回答说幸福不应该被测量。今天早上醒来后，我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我认为他是对的，幸福应该被测量，而且可以被测量。”说到这里，他转向了我：“昨天我否定了你的问题，昱鲲，但我现在觉得，我是错的。”
大概是因为我真的是个从中国来的好学生，我忽然觉得说不出话来，只能轻轻地说了一句：“谢谢你，马丁。”
他笑了笑，转过身去开始上课了。
这件事当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让我更惊讶的则是，这本《持续的幸福》出版前，塞利格曼委托出版商给我寄来一份征求意见稿，在书的最后，我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也名列于他的致谢名单之中，理由是“对第1章的幸福2.0理论和最后一章以及全书主题的51目标做出了贡献”。他没有特别说我的贡献是哪一条，但想来仅仅是那几句话的讨论吧。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太史公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当我想起在塞利格曼门下求学的这些细节时，这段话油然浮于我的心头。
因此，我由衷感谢湛庐文化，让我来翻译这本书，这实现了我的一个心愿。正如塞利格曼在中文版序中所说，中国对于他的51目标来说至关重要。但愿我的工作能够帮助51目标往前小小地前进一步，也算是我小小地表达了对塞利格曼的感激之情。
在翻译过程中，南京大学的刘亚子老师帮助做了大量工作，特此感谢。同样需要感谢的是李云、唐鹏程、王福华、路超、李世芳，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另外，我的妻子王婉在生活上给予了我大量支持，是我特别需要感谢的。湛庐文化的季阳、黄珏苹、郑悠然、关雪菁、韩焱等编辑老师也为本书的翻译提供了大量帮助，一并致谢。
最后，由于这是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水平、经验所限，错误在所难免，请广大读者、同行不吝指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