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urish
我以前一直认为积极心理学的主题就是幸福,它的测量标准就是生活满意度,而今幸福的含义变得更加丰富,它的目标是让生命变得更加丰盈、蓬勃。
Flourish
对于积极心理学兴起的内情,我以前一直守口如瓶。
在1997年当选为美国心理协会主席后,我的电子邮件多了两倍。我很少接电话,也不再寄慢如蜗牛的信件,但由于有一个全天24小时开放的网络桥牌游戏,我回电子邮件倒是很勤快。不过我只是在轮到玩明手牌时回信,因此回复都不长(我的电子信箱是seligman@psych.upenn.edu,如果你不介意简短的回复,欢迎你给我发电子邮件)。
1997年年底的一封电子邮件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它很简洁,只写着“你可以来纽约见我吗”,而且只用姓名的缩写签名。几个星期后,我在鸡尾酒会上遇到了朱迪·罗丁(Judy Rodin),她当时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而我在宾大教了40年的书。朱迪现在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当我在宾大上一年级时,她上三年级,我们一起在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的动物实验室共事过。我们很快成为朋友,然后我就又羡又妒地看着她年纪轻轻地就历任东部心理协会主席、耶鲁大学心理系主任、院长、教务长,直至宾大的校长。在此期间,当朱迪负责麦克阿瑟基金会的一个心理神经免疫学研究项目时,我们还
携手做过关于老年人的乐观与免疫力的相关性的研究。
“你知道哪个名字缩写是PT的人可能会给我发电子邮件,邀请我去纽约吗?”我问朱迪。她知道所有的大人物。
她倒吸一口冷气:“去见他!”
于是,两个星期后,我来到曼哈顿下城腹地的一座小而脏的办公楼里,在8楼的一个没有标记的门前,我被领进一间没有窗户的简朴房间,里面只有两个灰头发、灰西装的男子,还有一部免提电话。
“我们是一个匿名基金会的律师,”一位自称就是PT的人说,“我们在寻找成功者,而你是一位成功者。我们想知道你的计划。我们不会事事插手,但有言在先,如果你对外泄露我们的身份,我们给你的所有资助都将终止。”
我简要地解释了一个美国心理协会的提议——种族战争(没有什么比这更不积极心理学的了)。我说我要召集40名研究种族屠杀的顶尖学者,找出种族屠杀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在什么情况下不会发生,然后通过比较20世纪的十几场种族屠杀和50多场极为危险但幸免于种族屠杀的种族仇恨,编写一本如何在21世纪避免种族屠杀的书。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短短5分钟后,他们说,“你回到办公室后,可以给我们一份一页纸的报告吗?别忘了把你的预算也写上。”
两个星期后,一张超过12万美元的支票出现在我桌上,这可真是个惊喜,因为我所知道的几乎所有的科研经费,都来得很不容易:乏味的申请、烦人的同行评议、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无端的拖延、折磨人的反复修改,最后却换来无情的拒绝或者经费削减。
由于北爱尔兰的德里具有象征意义 ,因此我选它作为会址。在一周的会议中,40位对种族暴力最有研究的学者出席了会议。大家都是社会科学圈的熟人,除了两个人——我的岳父丹尼斯·麦卡锡(Dennis McCarthy),他是一个退休的英国实业
家;还有一名匿名基金会的财务主管,他是康奈尔大学退休的工程学教授。
大约半年后,这位财务主管给我打电话时,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个慷慨的基金会,当时我仍然不知道它的名字。
“马丁,德里的会议很不错。那么,你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
“下一步?”我完全没想到还可以要到更多的钱,有点儿反应不过来,“嗯,我在思考一样我称之为‘积极心理学’的东西。”然后,我花了约一分钟去解释。
“你可以来纽约见我吗?”他说。
在出发前的那个早上,妻子曼迪把我最好的白衬衫递给我,但我说:“我想我应该穿那件有点儿旧的衬衫。”我们这次见面的地点改在了曼哈顿最拉风的大楼之一,会议室位于顶楼,很大,有窗户。在场的,仍然是那两位律师,还有那部免提电话,门上仍然没有标志。
“积极心理学是什么?”他们问。经过约10分钟的解释,他们送我出去,说:“你回到办公室后,可以给我们一份三页纸的报告吗?别忘了把你的预算也写上。”
一个月后,一张150万美元的支票出现在我桌上。
这个故事的结尾和它的开头一样奇怪。积极心理学在这笔钱的资助下开始蓬勃发展,而这个匿名基金会一定也注意到了,因为两年后,我又收到了PT的一封只有一行的电子邮件:“从曼德拉到米洛舍维奇,这是一个连续的维度吗?”
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个人的分量了,于是立即回了一封学术长信,概述了目前学术圈对圣徒和恶魔、先天与后天的看法。
他回信说:“你可以来纽约见我吗?”
这一次,我穿上了我最好的白衬衫,来到一扇标着“大西洋慈善基金会”的门前。原来,这个基金会是一位叫查尔斯·菲尼(Charles Feeney)的慈善家创办的。他开免税商店发了大财,并将所有财产——50亿美元,全部捐给受托人去做好事。
“我们希望你能召集一批顶尖的科学家和学者,用遗传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来探究善恶,并回答曼德拉-米洛舍维奇的问题,”他们说,“我们打算给你2 000万美元。”
这对学术界来说,可是一大笔钱,至少比我的收入多得多,因此我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我和两位律师、学者们举行会议,起草并改写提案,使它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就等董事会盖个橡皮图章了。
“真不好意思,马丁,”PT在电话里说,“董事会破天荒地第一次拒绝了我们。他们不喜欢遗传学的那一部分,政治上太敏感了。”这两位杰出的管家,就像来自《百万富翁》(The Millionaire,20世纪50年代的一部电视连续剧,里面有人会在你门口送上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这个节目给少年时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人物,在此后一年内都辞职了。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继续做着大西洋慈善基金会资助的好事,帮助非洲的人、爱尔兰的人、年长的人,还在学校等地做事。后来,我决定给基金会的新CEO打个电话。当他拿起电话时,我几乎可以感觉到,他已准备好了应付又一个来要钱的家伙。
“我打电话只是为了说声谢谢,并请你向菲尼先生转达我最深切的谢意。你们出现在恰当的时间,对一个另类的想法给予了恰当的资助,即心理学也应该研究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你在它刚刚诞生时帮助了我们,现在我们不需要任何资金了,因为积极心理学已经能够自给自足。不过,要是没有大西洋慈善基金会,就不会有这一切。”
“我以前可从来没接到过这样的电话。”这位CEO大惑不解地说。
我与这个匿名基金会的故事,是过去10年里我在积极心理学领域中的一段美好记忆,而本书要讲的,正是这个故事的后续部分。为了解释积极心理学的现状,我先是重新思考了积极是什么,蓬勃是什么。不过最重要的是,我必须告诉你我对幸福的新想法。
泰勒斯认为,万物都是水。
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为了获得幸福。
尼采认为,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为了获得权力。
弗洛伊德认为,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为了避免焦虑。
这些伟人都犯了一元论的大错,即把人类所有动机都归结为一个元素。一元论能用最少的变量做出最多的推导,由于符合“简约”的哲学观念,即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正确答案,因此它们广为流行。然而,简约也有一个下限:如果用过少的变量来解释有关现象的微妙差别,那么最后往往什么都解释不出来。一元论是上述这4位伟人的理论的致命弱点。
在这些一元论解释中,我原来的观点最接近亚里士多德,即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幸福。其实我讨厌“幸福”这个词,因为它已经被滥用到几乎毫无意义。它无法作为一个科学术语付诸研究,也不能用做教育、医疗、公共政策,或是你个人生活等的实际目标。积极心理学的第一步就是,把“幸福”这个一元论概念分解成若干可以研究的术语。这远非文字游戏,幸福需要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一章就是我的新理论。
“你2002年的理论肯定不对,马丁。”塞尼亚·麦敏(Senia Maymin)在2005年第一届应用积极心理学硕士班的“积极心理学入门”课的讨论中这样说道。32岁的塞尼亚是哈佛大学数学系的荣誉毕业生,能说流利的俄语和日语,经营着自己的对冲基金,堪称积极心理学领域的典范。她的笑容甚至能使亨茨曼
大楼(Huntsman Hall)巨洞般的教室里充满温暖——这可是被沃顿商学院的学生们称为“死星” 的大楼。这个硕士班的学生很特别:35名来自世界各地事业有成的成年人,每个月飞到费城一次,来赴一场学习积极心理学最前沿研究和实践的盛宴。
“《真实的幸福》里的理论,照理说应该是一个关于人类追求的理论,但它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它忽略了成功与掌控。人会为了赢而追求赢。”塞尼亚继续说。
就在这一刻,我开始重新思考幸福。
10年前,在我写《真实的幸福》时,我想叫它《积极心理学》,但出版商认为,书名里有“幸福”这个词能卖得更好。我曾在与编辑的多场小战斗中胜利,但从来没有在书名方面获胜,于是这个词就硬塞给了我。这个书名以及“幸福”这个词的主要问题,不仅在于它无法充分解释我们追求什么,还在于现代人会由“幸福”立即联想到高涨的情绪、欢乐、喜悦、微笑。每当积极心理学上新闻时,那个可怕的笑脸就会被硬塞给我,着实恼人。
以前,“幸福”的含义并没有与愉悦这么近。当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宣称人们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时,它与快乐或者高兴相去甚远,而当我发起积极心理学运动时,我的初衷就与此相去更远了。
我的初衷是,积极心理学应该研究人类的终极追求。最近在明尼阿波利斯机场候机时,我做了一次背部按摩,因为这让我感觉舒服,而不是因为它让我的人生更有意义,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常常会做出让自己感觉良好的选择,但也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决定经常不是为了感觉良好。昨天晚上,我选择听6岁女儿糟透了的钢琴练习,不是因为它让我感觉良好,而是因为那是我作为父亲的责任,而且那还是我人生意义的一部分。
在《真实的幸福》中,我将幸福分为三个不同的元素—— 积极情绪、投入和意义。 这三个元素都比幸福更容易明确定义和测量。
第一个元素是积极情绪,也就是我们的感受:愉悦、狂喜、入迷、温暖、舒适等。我把在此元素上成功的人生称为“ 愉悦的人生 ”(pleasant life)。
第二个元素是投入,它与心流(flow)有关,指的是完全沉浸在一项吸引人的活动中,时间好像停止,自我意识消失。我把以此为目标的人生称为“ 投入的人生 ”(engaged life)。投入与积极情绪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因为如果你问一个正在体验心流的人“你在想什么,你感觉怎么样”,那么他们通常会说:“什么也没想,什么感觉也没有。”处于心流状态中,我们人、物合一。我认为,由于心流需要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因此它动用了我们全部的认知和情感资源,让我们无暇思考和感觉。
体验心流没有捷径。要达到心流,你需要投入你最强的优势和才能。获得积极情绪则是有捷径的,比如手淫、逛街、吸毒、看电视。这也是积极情绪和心流之间的另一项差异。因此,你需要找出你的品格优势,学习如何更多地使用它们以达到心流(可参见www.authentichappiness.org )。
幸福还有第三个元素,那就是意义。我在打桥牌时会达到心流,但在每次漫长的比赛后,当我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时,我会担心自己是在虚度人生。对投入的追求往往是孤独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人类不可避免地要追寻人生的意义和目的。“ 有意义的人生 ”(meaningful life)意味着归属于某些超越你自身的东西,并为之奋斗。为此,人类创立了许多积极组织:宗教、政党、环保运动、童子军及家庭。
“真实的幸福”理论可以总结为:积极心理学探讨的是幸福的三个方面——积极情绪、投入和意义,这就是幸福1.0。
塞尼亚的提问结束了我这10年来对此理论的教学、思考和检验,迫使我进一步发展它。从那个10月份在亨茨曼大楼的课开始,我对“积极心理学是什么”的想法改变了。我对积极心理学的要素是什么以及积极心理学的目标应该是什么的想法也改变了。
我曾经认为,积极心理学的主题是幸福1.0理论,衡量它的黄金标准是生活满意度,而积极心理学的目标是提高生活满意度。我现在认为,积极心理学的主题是幸福2.0理论,衡量的黄金标准是人生的蓬勃程度,积极心理学的目标是使人生更加丰盈蓬勃。这个理论,我称之为幸福2.0理论,与幸福1.0理论截然不同(参见表1—1)。下面就是我的解释。
表1—1幸福1.0与幸福2.0的比较
幸福1.0理论有三个不足之处。首先,人们已经牢牢地把“幸福”的含义与快乐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积极情绪是“幸福”的基本含义。有人中肯地批评说,幸福1.0理论武断地重新定义了“幸福”,把投入和意义拖进来补充积极情绪。投入和意义都和我们的感觉无关,而且,虽然我们可能希望拥有投入和意义,但它们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幸福”的含义的一部分。
幸福1.0理论的第二个不足之处是,对幸福的测量太偏重于生活满意度。幸福1.0理论中的幸福,由生活满意度来表示,具体测量方法是一个被广泛测试过的自我报告问卷,让你把你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从1(非常糟糕)到10(理想)打分。于是,积极心理学的目标也就顺势成为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不过,人们报告的生活满意度其实取决于回答问题时的感觉良好程度(超过70%),以及我们对未来生活的判断(少于30%)。
因此,积极心理学原有的黄金标准过多地与情绪联系在了一起,而这种幸福观被古人嗤之以鼻地认为是粗鄙的。不过,我要把情绪拉下神坛的原因却不是出于鄙视,而是为了解放。如果幸福要靠情绪,那么全世界“低积极情绪”的那一半人就都只好堕入不幸福的地狱了。尽管这些低积极情绪的人缺少快乐,他们却可能比那些快乐的人有更多的投入和人生意义。内向的人远没有外向的人活泼,但如果公共政策(我们会在最后一章详细讨论)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情绪层面的幸福为目的,那么外向的人就会比内向的人获得更多好处。如果只考虑这种幸福,政策就会更倾向于那些快乐的人,从而决定建马戏场而不是建图书馆。一个不仅要考虑积极情绪,还要考虑投入和人生意义的理论,对公共政策来说,会像民主那样带来道德意义上的解放。事实证明,生活满意度并没有计入我们的人生有多少意义、我们在工作中有多投入、我们有多喜欢与挚爱的人在一起。生活满意度基本上只测量快乐情绪,所以不应该在任何理论中占据中心位置,除非这个理论只是想建立一门快乐学。
幸福1.0理论的第三个不足之处是,积极情绪、投入、人生意义不能包括人们所有的终极追求。“终极追求”在这里是指一个理论中的基本元素,你不是为了其他元素而追求它。
这就是塞尼亚的质疑,她认为,很多人是为了成就而追求成就。一个好理论应该可以更完整地定义人们追求的元素。下面的新理论,可以解决以上三个问题。
幸福2.0是一个构建出来的概念,而幸福1.0是一种真实的东西,是一种可以直接测量的实体。这种实体可以被“操作”——这意味着一个可以定义它的非常具体的测量方法。例如,在气象学中,“风寒效应”由水结冰(和霜害发生)时的温度和风速共同定义。幸福1.0理论试图解释真实的幸福,因为它可以用从1到10的生活满意度来定义。拥有最积极的情绪、最多的投入和最大的人生意义的人们最幸福,而且对生活的满意度最高。幸福2.0理论认为,积极心理学的主题不应该是一种真实的东西,而应该是一个构建的概念,由若干可测量的元素组成,每个元素都是一种真实的东西,每个元素都能促进幸福,但没有一种可以单独定义幸福。
在气象学中,“天气”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天气本身不是一种真正的东西,而是由若干元素组成,比如温度、湿度、风速、气压等,每个元素都可被操作,因此都是真实的东西。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不是在讨论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而是在研究“自由”,那我们该如何科学地研究自由呢?自由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种真实的东西。它由若干元素组成:公民感觉有多自由、新闻审查的程度、选举的频率、代表与人口的比例、官员腐败程度等。这些元素不像自由那样虚无缥缈,是可以测量的,而且也只有通过测量这些元素,我们才能知道一个地方有多少自由。
幸福2.0理论在结构上就像“天气”和“自由”一样——没有单独哪一样标准可以完全定义它(“完全定义”的术语就是“操作”),但有若干东西可以组成它。对于幸福2.0理论来说,就是那些可测量的元素。相比之下,幸福1.0理论中的幸福用生活满意度来操作,就像用温度和风速来定义“风寒效应”一样。重要的是,幸福2.0理论的组成元素本身是不同的东西,它们不像幸福1.0理论里的积极情绪、投入和意义那样,都是关于想法和情绪的自我报告。因此, 积极心理学的焦点主题不是生活满意度,而是构建幸福2.0理论这个概念。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幸福2.0理论的各个元素。
在幸福1.0中,幸福由生活满意度来操作或定义,这与亚里士多德的一元论接近到危险的地步。幸福2.0由几个元素组成,因此可以安全地免于一元论。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由选择的理论,它的5个元素构成了自由人的终极追求,每个元素都必须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它对幸福2.0有所贡献;
○许多人都把它当做终极追求,而非追求其他元素的途径;
○它的定义及测量与其他元素无关(排他性)。
幸福2.0理论有5个元素,它们是:积极情绪、投入、意义、积极的人际关系、成就。
要记住幸福2.0理论的5个元素,一个方便的记法是PERMA。下面,就让我们从积极情绪开始,来讲讲这5个元素。
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 幸福2.0理论的第一个元素是积极情绪(快乐的人生)。这也是幸福1.0理论中的第一个元素。它仍然是幸福2.0理论的基石,但有一个关键的改变——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从整个理论的目标,降低为包含在积极情绪里的一个因子。
投入(engagement)。 投入仍然是一个元素。就像积极情绪一样,它也只能靠主观的评估。(“有没有感觉到时间停止?”“你完全沉浸在任务中了吗?”“你忘了自我吗?”)积极情绪和投入是幸福2.0理论里两个靠主观来评估的元素。积极情绪是快乐(或愉悦)的元素,包含了主观幸福感的所有常见因素:高兴、狂喜、舒适、温暖等。不过要记住,处于心流状态时,通常没有思想和感情,我们只会在回顾时说“那真好玩”或者“那真棒”,因此,对快乐的主观感受是在现在,而对投入的主观感受只能靠回顾。
积极情绪和投入显然满足幸福2.0理论元素的三个标准:(1)积极情绪和投入有助于幸福;(2)很多人把它们当成终极追求,而不是为了要获得其他任何元素(就算背部按摩不能带来任何意义、成就、人际关系,我也想要它);(3)它们的测量与其他元素无关(事实上,的确有一小群科学家致力于这些主观幸福变量的测量工作)。
意义(meaning)。 意义指归属于和致力于某样你认为超越自我的东西,我保留它作为幸福的第三个元素。意义有主观成分(“昨夜宿舍里的通宵畅谈难道不是最有意义的吗?”),因此它有可能被纳入积极情绪。如前所述,主观成分是积极情绪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对自己的快乐、狂喜或舒适不会感觉错。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过,意义则不是这样的:你可能会认为这个通宵卧谈会非常有意义,但是当多年以后,你在没吸大麻时重新想起它来,就会认识到它很显然只是青春的呓语。
意义不是单纯的主观感受。从历史、逻辑和一致性的角度出发的冷静客观的评判,很可能会与主观的判断不同。林肯非常忧郁,也许在绝望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但我们认为他的人生充满意义。在萨特(Jean-Paul Sartre)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那些追随者们看来,他的《禁闭》(No Exit)是有意义的,但今天人们一致认为,与他人的交往和关系能带来意义和目的。因此现在看来,《禁闭》(“他人即地狱”)是错误的,而且几乎毫无意义。意义也符合幸福2.0理论元素的三个标准:(1)它有助于幸福;(2)它往往是终极追求,例如,你一心一意地倡导艾滋病研究,得罪了别人,让你感到痛苦,并丢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工作,但你无所畏惧地坚持下来;(3)意义的定义和测量与积极情绪和投入无关,和其他两个要素——成就、积极的人际关系也无关。
成就(accomplishment)。 塞尼亚认为,有人为了成功、成就、胜利、成绩和技艺本身而追求它们,她对真实的幸福理论的这一质疑带来了这个元素。我逐渐相信她是对的,前面提到的那些暂时的状态(积极情绪和意义,或者进一步说,愉悦的人生、有意义的生活),不能包括人们所有的终极追求。还有两样东西也对“幸福2.0理论”有所贡献,但并不是追求快乐或意义的副产品。
成就(或成绩)往往是一项终极追求,哪怕它不能带来任何积极情绪、意义、关系。最终改变我想法的是,我经常打复式桥牌,和许多最伟大的牌手一起打过。有些人打桥牌是为了提高、学习、解决问题、享受心流。他们胜固可喜,败亦欣然,打牌的目的是感受投入,获得积极情绪,甚至是直接的快乐。不过,另一些人打牌则就是为了赢。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输了,无论他们发挥如何,都是一场灾难;相反,如果赢了,哪怕是“卑劣的胜利”,也是好的。有些人甚至会为了赢而作弊。胜利似乎并不能为他们带来积极情绪(许多冷静的高手说他们获胜时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迅速冲向下一把牌,或者下下棋以等待牌局再开)。胜利也不会带来投入,因为他们太在乎胜负。这当然也和意义无关,因为桥牌不可能是什么可以超越自我的东西。
为了赢而赢,也常见于对财富的追求。有些富豪积累财富,然后举办惊人的慈善活动,把它散去,比如从最开始的约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到现代楷模如查尔斯·菲尼、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的后半生都在忙着把他们前半生赚来的钱捐给科学、医药、文化和教育事业。他们为自己的后半生创造了意义,但在前半生,他们是为了赢而赢。
与这些“捐赠者”不同,还有一些“积累者”,他们相信,谁在最后积累的东西最多,谁就赢了。他们的生活是以赢为中心。他们输的时候,简直一切都完了,而且他们从不会把东西给出去,除非是为了赢得更多的东西。不可否认,这些积累者和他们建立的公司帮助许多人谋生计、建立家庭、创造自己的意义和目的,但是,这些只是他们追求赢的副产品。
综上,我们要提到幸福2.0理论需要的第4个元素:其短暂的形式是成就,长期的形式是“成就人生”,即把成就作为终极追求的人生。
我完全知道,几乎没有只存在第4个元素的人生(其他三种人生也是如此)。追求成就人生的人们,经常会完全投入到他们的工作中,也常如饥似渴地追求快乐,并在胜利时感受到积极情绪(虽然它们转瞬即逝),还有可能是为了更大的目标而赢。《烈火战车》( Chariots of Fire )里的埃里克·利德尔(Eric Liddell)说过:“上帝让我跑得快;当我跑得快时,我能感觉到他的喜悦。”不过,我仍然认为成就是幸福2.0理论的第4个基本独立元素,它能使幸福2.0理论进一步阐述人类的终极追求。
将成就作为终极追求,也源于我读过的一篇最有影响力的文章。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拜伦·坎贝尔(Byron Campbell)的老鼠实验室工作,当时的动机总理论是“驱力降低理论”(drive-reduction theory),即动物的行为只是为了满足其生理需要。1959年,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发表了一篇离经叛道的文章——《对动机的再思考:竞争力的概念》,认为老鼠和人的行为经常是为了控制环境,这给驱力降低理论泼了一大盆冷水。当时我们对它嗤之以鼻,但后来,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我才发现怀特是对的。
把成就人生加进来,也表明了积极心理学的任务是描述人们追求幸福的实际方法,而非规定这些方法。因此,添加这个元素绝不等于是推荐成就人生,或是建议你放弃自己追求幸福的路径而去追求成就。我把它加进来,是为了更好地描述人类在无强迫的自由状态下会选择追求什么。
人际关系(relationships)。 有人曾经要求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 Peterson),用两个字来描述积极心理学是讲什么的,他回答说:“他人。”
积极很少见于孤独的时候。你上一次开怀大笑是什么时候?上一次喜不自禁是什么时候?上一次感觉到深刻的意义和目的呢?上一次为成就而极端自豪呢?即使我不知道你在生活中何时经历过这些闪光点,我也能知道它们的特点——它们都与他人有关。
他人是人生低潮最好和最可靠的解药,所以我才会在前面对萨特的“他人即地狱”的观点给予如此劣评。我的朋友史蒂芬·普斯特(Stephen Post)讲过一个有关他母亲的故事。他小时候,当他母亲看到他心情不好时就会说:“史蒂芬,你看上去好像心情不好,你出去帮助别人吧。”他母亲的智慧已经得到了严格的实证研究的证实。科学家发现,在我们测试过的所有方法中,帮助别人是提升幸福感最可靠的方法。
“邮票又涨了一分钱!”我怒气冲冲地说。当时我已经排了45分钟的队,终于站到了这个蜿蜒长队的前列,打算买一张有100枚一分钱邮票的连张邮票。在我身后,人们烦躁不安地排着长队。最后,我买了10张连张邮票,每张都有100枚邮票。不过10块钱而已。
“谁需要一分钱的邮票?”我大喊,“不要钱!”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他们纷纷聚集到我周围,不到两分钟,大部分邮票都发完了,邮局里的人也都走光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满意的时刻之一。
做个练习:想一件别人没有预料到的好事,明天就去做,然后观察一下你的情绪变化。
葡萄牙马德拉岛附近有一座岛,形状像一个巨大的圆柱体,顶部是几亩大的大平台,上面生长着制造马德拉酒的最好的葡萄。这个平台上只有一头大型的动物,就是一头耕地的牛。去山顶的路,只是一条羊肠小道,那么,老牛死后,新牛怎么上山呢?原来是由一个工人背着一头小牛爬上去,然后它要在那里孤零零地耕40年的田。
如果这个故事让你心有所动,那么请想一想为什么。
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在凌晨4点仍然敢打电话过去倾诉烦恼?如果有,那你很可能会比回答“没有”的人活得长。
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乔治·瓦利恩特(George Vaillant)发现,被人爱的能力是关键。社会神经科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则认为,孤独对生活产生的消极作用极大,这让我们不能不相信,对人际关系的追求是人类幸福的基石。
积极的人际关系对幸福带来的深刻正面影响,以及在这种关系欠缺时带来的负面影响,都是无可否认的。但理论上的问题是,积极人际关系是否能作为幸福2.0理论的元素之一。积极关系显然符合其中的两条标准:它有助于幸福,还可以独立于其他元素而被测量。不过,我们会为了关系而追求关系吗?还是为了积极情绪、意义或成就而追求它?如果它不能带来积极情绪、意义或成就,那么我们还会追求积极关系吗?
我不能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甚至都想不出一种严格的实验方法,因为我所知道的所有的积极关系,都伴随着积极情绪、意义或成就。不过,最近有两种关于人类进化的思潮,都讨论了积极关系的重要性和意义。
人类的大脑为什么会这么大?如今人类的头骨颅容量,比大约50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的头骨颅容量增加了一倍,从600立方厘米增加到目前的1 200立方厘米。对此的流行解释是,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制造工具和武器,只有非常聪明才能运用好物质世界的工具。英国心理学家尼克·汉弗莱(Nick Humphrey)提出了另一种解释: 大脑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而不是物质问题。
当我和我的学生们交谈时,我如何才能让玛吉觉得很有趣,令汤姆不会生气,又可以让德里克意识到他错了?这是些非常复杂的问题,计算机可以很快地设计出武器和工具,但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然而,人类每时每刻都在解决社会问题。我们巨大的前额叶皮层不断地用它数十亿个连接,模拟着各种可能的社会情形,然后决策出最佳行为。因此,巨大的大脑是一个社会关系模拟机,为了能设计和开展和谐而有效的人际关系,它得到了进化。
另一种把大脑与社会关系模拟机联系在一起的进化观点是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理论认为,个体是自然选择的唯一单位。世界上两位最杰出的生物学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O. Wilson)和戴维·威尔逊(David S. Wilson,虽然两人都姓威尔逊但他们并不是亲戚),最近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群体是自然选择的一个主要单位。他们的论据源自社会性昆虫:黄蜂、蜜蜂、白蚁和蚂蚁,它们都有工厂、要塞、通信系统,而且就像人类主导着脊椎动物世界一样,它们主导了昆虫世界。社会性是人类已知的最成功的高等适应形式,我猜,它甚至比眼睛的进化作用还要大。社会性昆虫在数学上最合理的选择机制应该是通过群体,而非个体。
社会性是人类已知的最成功的高等适应形式,它甚至比眼睛的进化作用还要大。
群体选择在直觉上很简单:假设有两组灵长类动物群体,都由基因多样的个体组成。试想一下,其中一组的大脑结构在感情上能促进爱、同情、善良、团队合作和自我牺牲等“蜂巢情感”,在认知上有能模拟他人心思的镜像神经元,我们把它们称为“社会组”。另一个“非社会组”在认识物理世界上和“社会组”一样聪明,身体也一样强壮,但没有这些“蜂巢情感”。现在这两组动物进入了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比如战争或饥荒。最终,社会组会赢,因为它们能够合作、团体狩猎、发明农业。这一组的基因会被保存和复制下来,包括那些产生“蜂巢情感”和理解他人的能力的基因。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社会性昆虫到底有没有“蜂巢情感”,也不知道它们用来维持群体合作的方法是否不牵涉情感,但我们深知,积极的人类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社会和人际关系。在感情上,我们是群体动物,不可避免地寻求与群体内其他成员的积极关系。
因此,社会大脑、蜂巢情感和群体选择,让我相信积极关系是幸福2.0理论的5个元素之一。虽然积极关系总伴随着情绪、意义或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为了积极情绪、意义或成就而追求关系。相反,正因为积极关系对人类太重要了,进化才让其他那3个元素也参与支持积极关系,以确保我们一定会追求积极关系。
幸福2.0理论认为,幸福是一个概念,包括5个元素(即PERMA):
积极情绪(快乐、生活满意度都在其中)
○投入
○人际关系
○意义和目的
○成就
没有哪个元素可以单独定义幸福2.0理论,但每个元素都对幸福有贡献。某些元素可以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来做主观的衡量,其他元素则可以用客观的衡量方法。相比之下,在幸福1.0理论中,幸福1.0理论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它是一个可以通过测量生活满意度来定义的真实的东西。幸福1.0理论有三个方面——积极情绪、投入和意义,每一个都是通过完全主观的报告来测量,而且都可以被计入生活满意度中。
还有一点必须澄清:在幸福1.0理论中,仁慈、社会智慧、幽默、勇气、正直以及其他类似的(共有24个)优势与美德,是投入的基石。当你使用你最强的优势去应对最大的挑战时,你能体验到心流。在幸福2.0理论中,这24个优势支撑着所有5个元素,而不仅仅是投入——它们运用你最强的优势,以获得更多的积极情绪、更多意义、更多成就以及更好的关系。
幸福1.0理论基本上只有“良好的感觉”这一个维度,并认为我们做出的各种选择都是为了使自己的感觉尽量最好。幸福2.0理论则有5个支柱,它们的基石是品格优势。幸福2.0理论是多维的:积极情绪是一种主观的变量,由你的想法和感受决定。投入、意义、关系和成就则兼有主观和客观的成分,因为你可以自认为你拥有投入、意义、良好的关系和杰出的成就,但其实却是错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这就使得幸福2.0理论不能只存在于你的脑袋里,因为它不仅包括良好的感觉,还包括你真实存在的意义、良好关系和成就。这样一来,我们人生做出的各种选择,就是为了尽量得到所有这5个元素。
幸福1.0理论和幸福2.0理论之间的这种区别有现实意义。幸福1.0理论认为,我们需要做出选择时,会估计行为能带来多少生活满意度,然后采取行动来最大化未来的幸福:幸福最大化是个人选择的最终共同目标。英国顶尖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 认为,这就是个人做出选择的方式,而且幸福最大化应成为政府各项决策的黄金标准。
理查德是托尼·布莱尔和高登·布朗这两任英国首相的失业问题顾问,也是我的好朋友和好老师。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的观点是非同寻常的,明显背离了典型的经济学家财富观,即财富的目的是为了产生更多的财富。对理查德来说,增加财富的唯一原因是为了增加幸福,所以,他提倡不仅要把幸福作为个人选择的标准,还应该作为衡量政府公共决策的唯一标准。虽然我欢迎这一看法,但这其实是另一个赤裸裸的一元论,我不同意把幸福当成福祉的唯一的元素、最终的元素以及最好的尺度。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是关于幸福的政治经济学,但现在我要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拿幸福1.0理论来作为人类选择的唯一解释会糟糕透顶。大量研究表明,有孩子的夫妇的平均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比没有孩子的夫妇低。如果进化是靠幸福最大化,那么人类在很久以前就该灭绝了。因此,很显然,要么是人类在孩子能带来多少生活满意度的问题上普遍自欺欺人,要么就是在选择生儿育女时,我们考虑了一些其他因素。同样,如果个人的未来幸福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我们就应该把自己年迈的父母都扔到浮冰上,任其自生自灭。
因此,幸福1.0理论不仅与事实冲突,还是一个糟糕的道德准则:如果用幸福1.0理论来指导人生,有些夫妇可能就会选择终身不育。在我们扩大幸福观,把意义和人际关系也包含进来后,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选择要孩子,为什么要照顾老人。
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只是幸福2.0的一个元素,它们作为主观量度是有用的,但幸福2.0不能只存在于你自己的脑袋里。只针对主观幸福感的公共政策很容易导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中讽刺的场景,由政府给人们发一种叫“索玛”(soma,意为“身体”)的安乐药来提升幸福感。正如我们选择用复合式的准则来指导生活,而非单一的幸福最大化一样, 真正有用的公众政策衡量标准也应该既有主观成分,也有客观成分,包括积极情绪、投入、意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积极的成就。
在幸福1.0理论中,积极心理学的目标和理查德·莱亚德的目标一样,是为了增加生活中和全世界的幸福总额。然而,在幸福2.0理论中,积极心理学的目标是多元的,它们的区别很重要——幸福2.0理论是为了提高你的生活和全世界的蓬勃程度。
什么是蓬勃?
剑桥大学的苏德中和费利西亚·于佩尔(Felicia Huppert)定义并测量了23个欧盟国家的幸福度,即蓬勃程度。他们对蓬勃的定义与幸福2.0理论一致:一个人必须有以下所有的“核心特征”和6项“附加特征”中的3项,才能称得上“人生蓬勃”(参见表1—2和表1—3)。
表1—2 蓬勃人生的特征
表1—3 关于蓬勃人生的各项特征的解释
他们在每个国家都统计了2 000多名成年人的以下各项幸福2.0指标,对各国人民的蓬勃发展做了比较(参见图1—1)。
欧洲得分最高的是丹麦,有33%的人拥有蓬勃人生,英国有约18%的人拥有蓬勃人生,而最低的是俄罗斯,只有6%的人在蓬勃发展。
这类研究引出了积极心理学的“登月计划”,它也是最后一章的内容以及本书真正的目标。我们测量积极情绪、投入、意义、积极关系和成就的能力越来越高,因此,我们也可以严格测量在一个国家、城市、公司内有多少人在蓬勃发展,可以严格测量一个人在人生中的什么时候在蓬勃发展,可以严格测量一家慈善机构是否真的使其受益者的人生更加蓬勃,可以严格测量教育系统是否正在帮助孩子蓬勃发展。
图1—1欧洲各国蓬勃人生调查结果
公共政策来自测量数据,而我们以前一直只测量金钱、国内生产总值(GDP)。因此,政府的得失只能用它对创造财富的帮助来衡量。不过,到底什么才是财富呢?在我看来,财富的目标并不只是为了生产更多的财富,而是为了使人们蓬勃发展。现在,针对公共政策,我们可以问,建一所新学校,而不是新公园,能增加多少蓬勃发展程度?我们可以问,一个麻疹疫苗接种项目与另一个成本相同的角膜移植项目,哪一个能带来更多的蓬勃发展?我们可以问,一个通过为家长提供补贴以鼓励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在家里抚养子女的项目,能增加多少蓬勃发展?因此, 在幸福2.0理论中,积极心理学的目标是测量和发展蓬勃人生。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问:是什么能真正地让我们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