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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有多年的历史，对这一社会形态的分析和评价也已经非常丰富。我感觉资本主义正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将其命名为社会化资本主义，其形成有6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最基本的因素是科技的发展。
《21世纪资本论》（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作者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他通过大量的数据研究得出了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资本的增值速度超过了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速度，这意味着，如果你是资本家，你将永远都是资本家。
但现实并没有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在资本主义阵营里领跑的国家里。一方面，资本家过世之后，子孙后代在继承财产时要缴纳很大一笔遗产税，很多人由于缴不起税，遗产只好捐赠给国家。当然，美国还有洛克菲勒这类家族，他们的财富积累并不完全依靠财富本身，还要依靠家族的人丁兴旺、教育水平高、子孙的努力以及财富和人脉优势，才能保持家族财富的不断增长，并不仅仅是因为家族的资本优势。
打破这个逻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财富在不断地被新人创造。比尔·盖茨的父母并不是亿万富翁，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父亲也不是亿万富翁，但是他们有一个共性：都是因对新科技的掌握和运用而获得了巨额财富。所以，《21世纪资本论》把美国单独列出，因为美国的科技变化太快。假设没有高科技的发展，资本主义肯定会向垄断的方向发展。
当对人力的调度水平足够高时，才能完成很多复杂的个体不能完成的工作，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国的长城都需要举国之力才能完成。那时，国家是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它能驱动最先进的生产力去做任何事。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跨国企业是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它能够调动最先进的生产力，调动最为庞大的资源，在全世界做想做的事情，包括让航天飞机上天以及修建高铁。跨国企业基本上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标志性形态。
但是，跨国企业有先天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提出的人的异化，在一个几十万人的跨国企业里，每个人都成了一颗螺丝钉，自身的价值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在这些跨国企业中，一方面，人们会追求安全感、良好的工作和福利保障，不过，获得安全感的代价是自身价值的丢失，你成了一颗螺丝钉，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也就感受不到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了。另一方面，当跨国企业庞大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有操纵社会和政府的倾向，因为它强大的实力让它获得了跟政府讨价还价的权力，那为什么不通过和政府讨价还价来获取更高的利益呢？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面对跨国企业的讨价还价，政府被迫支持工会，因为工会不仅仅代表劳工的利益，也是对跨国企业的一种制衡。但是这种制衡往往会产生消极作用，因为工会本身没有更先进的诉求，所以用工会来制衡有时会形成恶性竞争的局面。此时就会衍化出一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即一方面希望现代科技，包括资本主义给社会带来的实惠通过跨国企业来实现；另一方面，跨国企业也像一只贪婪的“老虎”，不断为自身攫取更多的利益。
马克思看到了这个矛盾，他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现在可以通过科技革新来改善这种状态。当科技迅速进步时，很多跨国企业原本赖以生存的竞争力基础就不再有竞争力了，新的科技完全可以替代既有的科技，使得跨国企业本身也要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例如，柯达曾经在胶卷产业做到了全球垄断，但是当数码照相技术发展起来以后，它就被淘汰了。跨国企业也不是高枕无忧的，原因并不是市场多么有效，而是科技的发展会带来新的撒手锏，让曾经的垄断很难再持续下去。
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教育。
教育的普及使得很多新兴科技并不是始终掌握在传统的拥有各种垄断资源的人手里。在古代，只有贵族才能上学，知识永远掌握在富人手里，富人可以利用对教育的垄断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不过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更高素质的工人，所以教育必须普及化。这样的结果是，最先进的科技并不仅仅被资本家掌握，而是更多地被掌握在普通民众手里。
不过，西方的底层社会受到的教育有很多局限，最优秀的人才往往出自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孩子受到了最好的教育，能从高校把科技拿出来，实现更快、更广的转化和扩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科技在10年或20年的时间里，从原来的非常稀有变成了对公众而言的完全普及。想想20年之前电脑是多么稀有的东西，现在基本上每个人出行大概都会随身带着一台电脑。
这根本上取决于教育的普及，计算机学科也已经成为通识课程之一，每个中学生都需要学习计算机，教育使得这些先进科技不再稀缺。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曾经写过一本书《IT不再重要》（ The Big Switch:Rewiring the World, from Edison to Google ），主旨是信息技术在多年的发展之后已经不再是稀缺资源，已经非常普及而不再是独特的竞争力。其实任何科技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变得不再重要，因为掌握它的人太多了，甚至已经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对任何个人和企业而言，都不再是可以取得竞争优势的力量。要想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必须谋求在下一代科技变革中掌握最新的技术，才能获得先机。这一切都是教育的功劳。
第三个因素是协同，尤其在互联网时代。
虽然教育可以为整个社会提供良好的基础，但是对社会的真正推动还是要通过企业来完成。在前互联网时代，人的能力再强，往往也只是大公司的螺丝钉，所有的技能也只是一颗螺丝钉的技能，人被拧死在那儿很难改变自己的职能或者换一种与人合作的方式。但是有了互联网，尤其是远程办公或者远程沟通越来越普及之后，原来需要一个大办公室才能跟别人协作完成的工作可以通过网络来完成，一个人可以物理上独立于大企业。而在实际协作上，依然是按照大企业的运作方式使得各部分紧密配合。
过去处在很多大企业里的职能部门纷纷独立出来变成相对独立的公司的前提是，有足够强的协同能力。这种独立恰恰丰富了整个生态系统，当创业公司需要任何过去只有大公司才能完成的协作服务时，很快就能从各种小公司那里获取这样的能力。
我们投资的XCOR公司做的是私人航天飞行器，公司目前只有110个人，可以完成整个航天飞行器的设计、开发和制造，其原因并不是这110个人有多么聪明，而是利用了协作的力量。比如，它的起落架是美国一家专门设计战斗机起落架的公司帮助设计的，这样的公司在过去也许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波音公司的一个部门，独立出来之后不仅可以为洛克希德·马丁这样的公司提供服务，也可以为XCOR这样的创新企业提供帮助。飞机起落架这么狭窄的领域都有独立的企业生存，你可以设想整个生态系统是多么地完备。
生态系统的完备和复杂恰恰是新物种能够繁衍和成长的重要前提条件，沙漠里的动物种类很少，但是在热带雨林里，各种各样的动物层出不穷。所以，一个创新生态的前提是协同性的增加和各个职能单位的相对分离。
第四个因素是信用。
大规模的社会化协作需要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信用。资本主义社会非常强调公司的信用，越是大企业，越是世界500强这样的知名企业，企业品牌树立以后，越有客户愿意埋单。
现在小企业和个人也需要有信用，关键不是为了产品销售，而是远程协作。如果两家企业能够相互信任，那么很快就能合作起来。例如当下非常热门的Airbnb，任何一个家庭只要有富余出来的房子，甚至客厅里的一个沙发只要愿意出租，都可以将信息发布到其平台上，别人看到后就可以来租。这个平台建立了一个双向评价系统，使得租户和出租者可以相互评价。这种商业模式能够建立的前提是整个社会的普遍信用的确立，不会出现类似“青岛大虾”那样的宰客现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阿里巴巴对整个中国零售业的最大贡献并不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是建立了一个全民零售信用体系。过去，商品的质量要通过质量监控部门监测，但作为政府机构，质量监控部门的效率不够高，很难对那么多的商品提供足够有效的保证。通过用户的自动评分系统，基本上保证了阿里巴巴平台上的商品价值与价格的对等。
第五个重要的因素是人，是企业家。
当科技足够发达，独立小企业乃至个人就可以协作，而当信用体系基本确立之后，最重要的一类人登场了，他们是企业家。这些人可以把所有这些因素贯穿起来，迅速获得和过去的巨无霸般的跨国企业竞争的能力。企业家可以从大学里拿到科技专利，可以集结一批高素质人才，找到最有信用的公司形成一个联盟。这种联盟在具备了跨国企业的能力的同时又能避免跨国企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端。
我把这种以企业家为核心的运作模式叫作“新木桶理论”：最好的企业家拿到最先进的科技专利，找到最具行业洞察力和执行能力的人一起合作，找到最好的协作企业共同开发，迅速对跨国企业形成冲击和挑战。
这时，你的木桶能够盛多少水，不再是原来的木桶理论所说的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最长的那块。因为在新木桶理论中，每个人的贡献都是独特的，没有人会有自我价值的缺失感，只有最好的协作能力才能带来更好的发展。
最后一个因素是风险投资。
这是整个机制的润滑剂。不管多么先进的科技，在挑战巨无霸企业时，后者总会想方设法封杀后来的创新企业。比如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就是PC领域的垄断者，如果你开发了一款新浏览器，微软就会在Windows系统上捆绑自己的浏览器跟你竞争，虽然微软为此遭起诉而被罚了很多钱，但还是有很多创新企业因为这样的垄断竞争而不得不退出市场。
这时创新企业要想占领市场，就需要有足够的资本实力和巨头企业对抗，资本的来源就是风险投资家们，他们用自己的资本实力再匹配创新企业的科技实力，才有可能打翻身仗，将跨国企业巨头掀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