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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就讨论过这样的事情，是先赚些钱然后再寻找自己的理想，还是艰苦地走下去？当时在讨论的这些人，你看现在还剩下谁？但是这些讨论曾经对我的成长产生很大影响，让我向相反的方向走了。人家去广州、北京，我去了四川、西藏。
——朱哲琴
朱哲琴在当代中国乐坛的地位，从名气上讲，她不如王菲；从音乐的时代标志上讲，她不如崔健；从商业和市场的指标上看，她甚至排不到前二百名。但是她的出现，给90年代之后的中国音乐画出了一块新版图。按照西方对音乐的定义，朱哲琴与何训田的音乐该属于New Age、World Music或World Fusion。一个人占领一片土地跟一千个人占领一片土地，谁更有价值呢？
朱哲琴的正式专辑在过去十多年间一共只有三张：《黄孩子》、《阿姐鼓》和《央金玛》。最近，朱哲琴终于出版了新专辑《七日谈》，距上一张专辑的出版已有十年的时间。这张唱片的创作是从2001年开始的，何训田不会按照一个日程表去创作，朱哲琴说：“他一直在构想。十年前我们做了一张《阿姐鼓》，这十年就是《阿姐鼓》，如果从这个东西脱离出来，需要时间。另外，何训田的音乐永远都在往前走，他不愿意重复自己，有人说他一首歌就能发展出无数想法来。所以他需要每一首歌有不同的东西，创作的时候考虑的时间就比较长。”
《七日谈》里一共有七首歌，再听不出任何西藏音乐的痕迹，它融汇的音乐来自更宽广的亚洲地区，在音乐结构上比《阿姐鼓》更丰满，音乐色彩上也更斑斓。《阿姐鼓》以西藏音乐为支点，尝试做一次民族与世界的对接；而《七日谈》的支点是何训田和朱哲琴，那些来自亚洲各地的音乐式样被打碎了，融在一起，成了表达他们音乐哲学的想象。十年前，他们在寻找音乐，十年后，他们在寻找自己，人与音乐的位置发生了转换。
朱哲琴说：“前面的两张唱片都是西藏的背景，其实我们不愿意说那就是西藏音乐，这点我从来不想混淆。西藏这个主题刚好是我们生活经历到那里自然而然的成果。现在，我们已经离开那儿，往更多更自由的空间去发展，这就是这张唱片的立足点。音乐上，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当代的中国音乐？这看上去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其实跟我们的创作息息相关。这十年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回过头来会问自己：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音乐？我觉得西藏、云南、新疆的音乐都不能代表中国，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谓的‘中国人’其实没有一个纯粹的地域概念，它是融合了各种不同的东西，然后形成它特有的东西。特别是在印度、尼泊尔、不丹这些地方，我看得非常清楚，我们的文化有很多来源。现在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原文化了，中国这二十年刚好从封闭进入多元化，这些都体现在这张唱片里。如果非要从音乐上用一个词来界定这张唱片的话，那它就是‘泛亚洲’形态。很多亚洲音乐的素材最终流到了中国，然后汇成一个东西。”
这十年，何训田在寻找突破自己的路口，朱哲琴则利用闲暇时间到处旅行，他们不想再做出一张“越是民族就越是世界”的专辑，因为有一张《阿姐鼓》足矣。“我想象不出十年前我们会做这么一张专辑，”朱哲琴说，“现在创作观比较开放，当人们把越是民族就越是世界的东西拿出来的时候，我需要一个新的空间，这个空间不是在某一个区域里面。当旅行、资讯成为可能的时候，我的思维、我的想象力就会跟这些结合，我觉得会更好玩，它很有挑战性，对听众的耳朵也是一个挑战。”
旅行让朱哲琴接触到亚洲各种民族的音乐，谈到对这些音乐的感受，朱哲琴说：“他们的音乐更天性，挠痒痒就是挠痒痒这一件事，这是它特别可爱之处，这跟思维有关系。中国人无法变成他们，他们也无法变成我们。我跟何训田合作，发现他的思维非常严谨，这跟中国的哲学文化息息相关。非汉族的音乐更率性一点，汉族音乐从古琴开始，一个音符都要深思熟虑。十年前我可能觉得率性的音乐好，但是现在，我不会用好和不好来区别，这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何训田的音乐是在一个整体的构思之下，每一部分会有天性的东西出来，让我来发挥，但很快又会回到他的整体结构之中。”
当这种天性的音乐与何训田的严谨结合，结果会是什么样呢？“他的生活经历和思维方法形成了他的思维习惯，这张专辑一共七首歌，是个完整的概念，他在歌词里体现的东方哲思非常清楚。他的思维非常严密，通过一个很精密的构造达到一个很朴素简单的结果。《阿姐鼓》让人得到了一个听觉的印象，而不是这种结构，这也是他跟其他音乐家不同的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地方。他的音乐构筑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像旋转木马，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出现。”
而朱哲琴的天性角色也恰如其分地融入何训田的严谨之中，谈到两个人的合作，她说：“我心灵上很开放，我跟何训田不一样，我很简单。音乐对我来说是很本能的东西。比如说有一首歌，我照着谱子唱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我一进录音棚，一听见手风琴响，我就鬼使神差进入到这个音乐里面。如何在他的这个没有规则的空间里找到我生存的位置？不过，我很幸运，这十年给我一个很好的做人基础，十年前我可能融不到这个作品里，这十年我的音乐处在停止状态，但我的人生没有停止，这十年我的视野开阔了，反而让我去思考东方文化的东西，让我有种归属感。我们不是以谁覆盖谁，这十年的人生和成长构成一种可能性，让我们重合的地方更多。我们的合作一直比较默契，他不是为我在写作，他只会为自己写作，但我们会互相触动。我的旅行可能也会对他创作这张专辑产生影响，他不是很喜欢身体力行地去世界各地，但是他的心很大，整个世界都在他的心里。他很严谨，我更天性，这种互补就体现出来。”
对于一个歌手来说，十年才出一张唱片，某种程度上是很致命的，但是朱哲琴并没有因为这个而被人遗忘，相反，人们一直对她有种期盼。她前两年曾在北京保利剧院办过一次小型演唱会，反响很好。一个歌手，这么多年一直有种坚持，这里面肯定有种东西在支撑她。
“我从小在广州长大，但很快就离开了。那里改革开放，很吵闹，钱的观念很强，我却变得非常不安。那时候我心里对音乐和艺术充满了想象，包括精神层面的追求。”朱哲琴回忆说。80年代，她参加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获得第二名，很多文艺团体想要她，但是她没有去。“那样的生活我见过，它离艺术很远，这是我本能的辨别，所以我离开，我就想寻找自己。城市里没有我的空间，我就到四川、西藏，后来到世界的不同地方。在寻找过程中，会发现任何地方都有你喜欢的东西，从这些旅行中我看到了我的人生。我无法在那样的地方找到什么，但是在找的过程中它构建了我的生活，如果你寻找的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实际上这个世界就在你的心里。”
还是在广州的时候，朱哲琴经常跟一支叫“新空气”的乐队在一起，这是广州最早倡导创作自己作品的乐队。“那时候我们就讨论过这样的事情，是先赚些钱然后再寻找自己的理想，还是艰苦地走下去？当时在讨论的这些人，你看现在还剩下谁？但是这些讨论曾经对我的成长产生很大影响，让我朝相反的方向走了。人家去广州、北京，我去了四川、西藏。那些理想的东西点燃过我的人生，年轻的时候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朱哲琴说。
所以，朱哲琴开始了寻找。“我必须跟一个音乐创造者合作，我在走这条路，很明显我跟大多数人不在一个方向，这样的合作机遇在中国非常少，因为写这样的音乐的人非常少。记得我在唱《丹顶鹤的故事》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你很难在中国找到给你写音乐的人，他认为我对音乐的感受跟大多数人要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很幸运，这个理想主义者找到了实现她理想的那个人。
“我认识何训田是有故事的。我在北京参加完一个月的巡演以后，就觉得这东西跟艺术太没关系了，便谢绝了所有演出。有一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四川有个国际电视节，想邀请我去。我正好想去四川玩，就答应了。之前解承强（‘新空气’成员，《丹顶鹤的故事》作者）跟我说，亚洲流行音乐节有个四川人写了三首作品，都特别好，不知道叫什么。我去四川录音，闲下来我就跟负责录音的艺术总监说，听说你们四川有个人，在亚洲流行音乐节上写的歌不错。他说，‘那人是我’。他叫何训田。”
俩人在音乐上的想法一样，或者说，当时何训田也在寻找一种声音，就是朱哲琴这样的。很快，何训田约朱哲琴录制了一张《黄孩子》。当朱哲琴把《黄孩子》拿回广州交给他的老师解承强听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很好，烧掉。”他对朱哲琴说：“你的东西很阳春白雪，没人喜欢。”“有时候，我们的知识和判断是不是有谬误？我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我的作品出来后，人们第一不敢有反应，第二是怀疑。比如我第一次在首都体育馆唱《丹顶鹤的故事》，唱完后整个首体鸦雀无声，没有喝彩也没有喝倒彩，若干年后这首歌在人们心中倒是被记住了。《阿姐鼓》出来后跟这个一模一样。我的作品每次出来，相对于当下的市场和聆听习惯，总是新的。当人们找不到坐标的时候，说话都很谨慎，都怕自己说错了。可我只有往前面走，我宁愿停止也不会去模仿别人。”朱哲琴说。
《七日谈》也许还会这样让人不敢有反应，这看上去更像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极度商业的时代制造的一个反讽，这个反讽也让她每一次都意外生存下来。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