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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的年代，你有什么想法，你有机会可以往下做，你会聚集一些人，大家一起做。现在这个年代不可能了，因为现在人都是自己在做事情。
——李寿全
李寿全有一个固定头衔：唱片制作人。这意味着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远远不及那些站在舞台上的歌手。人们知道苏芮、王杰、潘越云、王力宏、张悬……但未必知道这些响当当的名字都与李寿全有关。流行文化具有时效性，再受欢迎的歌手也有谢幕的那一天，慢慢被人淡忘，作为幕后的角色，只有人们在仔细回顾那段历史时，他们的名字才会被提及。多数时候，李寿全的名字印在唱片封套不起眼的位置上，只有一次，他的名字被印在唱片封套上，那是他的唱片——也是唯一一张唱片《8又二分之一》发行的时候。
李寿全在某些方面很像美国作家塞林格，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之后，人们期待着他的第二本长篇小说，但是后来他只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后来成了美国文学经典。当年《8又二分之一》发行，人们也同样期待李寿全能乘胜追击，从制作人转型成歌手，但是他没有，而是继续从事幕后制作工作。三十年过去了，还是这唯一的一张专辑。时间可以抛弃一切，但时间从不撒谎，《8又二分之一》成了经典。
2016年，《8又二分之一》三十周年纪念版发行，同时也推出黑胶唱片。
1983年，李寿全为电影《搭错车》制作了电影原声音乐，他作曲的《一样的月光》获当年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奖。人们都夸赞李寿全歌写得很棒，李寿全说：“这音乐三十年之后再说。”在他看来，如果音乐留不到三十年，那还是不重要。当他做完《8又二分之一》，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朝着这个目标去做。也许做摇滚餐厅DJ的经历让他意识到，自己在节目中可以对别人的音乐指指点点，当自己做音乐的时候，必须要做好。
李寿全创作《8又二分之一》的时候，台湾还处于“戒严状态”，虽然“戒严”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对当时的台湾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创作上还是会有一些限制。和批判性较强的罗大佑相比，李寿全比较温和，谈到那个时期的创作，李寿全说：“当你处在一个环境中时，你会觉得它是正常的，我们等于是在这个制度下去突破，就需要想尽办法确认自己要写什么，为什么写，这对创作者是很棒的磨炼，你必须想办法创作出你自己的东西，让人觉得好听，也不是教条，又不会让当局去限制你。那时候的写法和铺陈都有一些偷偷在心里面想的东西，至少心里面都是那样反叛的东西，但我们不会那样去写，要表现得很顺从，达到创作的目的。现在，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所以操作上的乐趣就没有了，少了创作上的隐喻、象征。创作有千百种写法，我跟张大春一起创作的时候，他写出的一些文字是没有办法禁掉的，他们也知道我对现实发出一些微小的声音，我们并没有在摇旗呐喊。我觉得音乐里面这样的东西是比较长久的，那些批判和呐喊可能因时代改变就会被淘汰了。就像过去骂国民党，现在骂民进党，那之前骂国民党的算不算数？所以，批判可能有一天会翻盘。”
《8又二分之一》和很多音乐专辑最大的不同是，词作者皆非专业写词人，李寿全试图通过与作家的合作达到他想要的效果。谈到当初与这些作家的合作，李寿全说：“通常，我和作词人的合作都会是先设定一个情境，然后再去发展，并不是我写词，我可能只有一个想法，希望这个歌怎么走，在什么地方结束，然后他再写。这些文字可能会让我有更多想法，一来一往，直做到完。跟张大春合作，我们是两个人直接坐下来就开始写。我是习惯先有词，不习惯先有曲。一首歌，文字一定要把故事讲清楚，然后我再安排它的段落，哪一段可以当作副歌重复。我和张大春写电影插曲时，先想象一个从外地来台北的人是如何过他的一天，然后开始。从那些镜头一个一个开始讲：下雨的台北外围的都市，感觉很昏暗，一个年轻人坐在那边，镜头向外推，然后看见雨珠和听到车声。张大春就写了‘雨水和车声拥挤在窗口’。这是经典，把文学和画面结合在了一起，只有张大春才会写出这样的句子，他可以用一句话把镜头都交代完。我们就是这样一句一句往后推，四句一段，完了再做下一段，我们坐在咖啡厅同时进行，一个下午就把歌词写完，然后我开始谱曲。大概就是这样的过程。他在写词的同时，我就会说这个字可能不好发音，就要把字换掉。所以，我的歌通常音和文字会结合得比较紧密，不会让人听起来有错觉，包括视觉上，我会比较注意画面感。”
“我还是想站在一个人文立场去看待一些事情，”李寿全说，“我自己是听西洋摇滚乐的，我很羡慕那些创作者的视野可以那么广，而且他们可以把个人的情绪和整个大环境磨合在一起，那是我的目标。所有的歌曲有它的故事，甚至像短篇小说那样的效果。《8又二分之一》是我一直想努力做到这样的效果，歌词里面是有情节的发展，甚至会出现惊喜或是无奈，就像短篇小说的结构，但这真的是太难了。找作家做一次，就很难再突破了。”
谈到人文精神，李寿全说：“我们这种人就是天生忧国忧民，不愿意循着人家给你的路线走，从小到大就比较不乖，觉得我可以有能力改变什么，有使命感，所有的人文部分创作者通常应该都有这样的情怀，觉得他的观点、他的感受可以替大家去讲话，我觉得还是个性使然。我只写过一首情歌，《守着阳光守着你》，可那也不是小情小爱，是很伟大的爱情。流行歌，当时为了工作，和吴念真写了一首《热线你和我》，完全是按照广告歌的方式写的。这几年不太一样，因为年纪大了，通常比较多的都是对生命的感叹。以前都是想把对社会或者自己的一些感受写出来，因为我不想重复别人的，所以就找一些别人没有写过的话题，别人没有描写过的情节，希望把它变成歌曲。这个世界就是，教育制度让不同基因的人做了不同的事情，积极点的当政治家，去呼口号，去改变整个社会秩序，我们这些没有那么强势的人，创作或者写出心里话，获得共鸣，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李寿全进入音乐行业，正值台湾民歌运动巅峰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流行音乐经历了从“听西洋歌”到“唱自己的歌”，民歌运动恰恰是把“唱自己的歌”发挥到了极致。但是这股民歌风潮也有它的局限，无论在音乐上还是在主题上都过于简单浅显，这意味着它不会有太久的生命力。但是民歌时代唤醒了人们的创作力，这为后来罗大佑、李寿全拓宽国语流行音乐打下了基础。李寿全说：“听西洋音乐的年轻人，到民歌出现的那一年，大部分都在念大学，那时社会比较安定，当他们念到大学的时候，开始不喜欢自己的音乐，他们都听西洋音乐，因为台湾的华语流行音乐都很难听，可他们心里又想，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自己的音乐做好？我念高中的时候听西洋音乐，开始思考，为什么不能用西洋音乐的方式来做国语音乐呢？”
当李寿全服完兵役，进入唱片公司之后，他终于有机会对当时的华语流行音乐动动手了，1983年，他为苏芮制作的《一样的月光》在当时摇滚风格十足，后来苏芮也很少再演绎这种风格的歌曲。还有他为刘文正制作的专辑《太阳一样》，也一改他过去软绵绵的情歌风格，让刘文正摇滚起来。稍早一些，罗大佑录制了摇滚风格的《鹿港小镇》，他们二人用这种方式宣布民歌时代的结束。
当李寿全着手录制自己的专辑《8又二分之一》的时候，从民歌时代蜕变出来的台湾流行音乐进入了新的繁荣期，人们都在尝试用不同方式来演绎流行音乐。李寿全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录制一张唱片，多年来西方音乐的浸淫，让他可以更大胆地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方式——叙事性歌词和70年代西方前卫摇滚的结构，在华语流行音乐中第一次实现。这张没有任何讨巧的唱片在当时非常成功。李寿全说：“唱片公司对创作和制作有了新的想法，原来罗大佑、李寿全做出的唱片可以卖，变成市场上的新方式，新人进来用做唱片的方式就可以成功。原来唱片是靠歌手，现在可以靠制作了。所以那几年是制作导向，制作人做得好唱片就可以卖，制作人做什么就宣传什么。”
事实上，当年的台湾流行音乐，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过度商业化，民歌时代传承下来的人文情怀，被罗大佑、李寿全等人发扬光大，同时，台湾对唱片工业化生产还没有掌握到得心应手的阶段，所以，李寿全是幸运的，一个很宽松的唱片行业让他这样有想法的音乐人有机可乘。他说：“我大部分时候是和滚石唱片合作，滚石的段氏兄弟把我们当作小弟一样，公司像是社团一样。当时《未来的未来》电影的主题曲也是滚石做的，所以我想要不然做张唱片吧。飞碟唱片的彭国华和吴楚楚知道消息后马上打电话给我：‘你过来，你用工作室的名义拿一笔版税，就可以出唱片了。’这是很现实的，我还没有做唱片，就可以拿到一笔钱，而且是比较高的酬劳，而且我用工作室，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让你有空间可以做音乐。”
但是，这种制作人主导唱片制作的模式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唱片市场越来越好，唱片公司慢慢开始转向针对销售市场去制作唱片，李寿全说：“原来宣传费和制作费是一样的，后来宣传费变成两三倍之后，它可能会影响唱片的收入，唱片公司开始听宣传企划部的想法，因为收入可能更多。所以，唱片开始导向企划宣传，制作地位就下来了，到网络时代，企划宣传也不管用了，唱片卖不好，销售量很低，又回到了经纪人导向，演出可以养歌手、养公司。现在又回到了最早期的以歌手为主，宣传企划和制作都不重要的阶段了。”
三十年后，当李寿全重新审视自己唯一的一张唱片，也觉得它非常特殊，之前没有人这样制作过唱片，之后也没有。当有人建议他重新出一版黑胶和CD纪念版，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去弥补三十年前的一些遗憾。
《8又二分之一》最初的黑胶和卡带版有九首歌，1987年出CD版时加入了EP唱片中的三首歌，这次纪念版又加入了四首新歌。三十年前出版唱片时，李寿全对当时录音混音效果甚至包装都不太满意，这次出纪念版，当初的EP分轨母带已经遗失，但是找到了当年送审新闻局的版本，重新做了Remaster。新增加的四首歌中，李寿全重新编曲演唱了一遍《张三的歌》，这是给他当年和三十年后歌迷的最好的礼物。李寿全说：“这张唱片现在又拿出来制作，第一是因为看到在淘宝上大家把一些旧唱片拿出来卖高价，我很不开心，为什么我们不能再做一张给大家，而非要去买那些贵的。第二是我觉得当年的唱片品质并没有做到很好，刚好华纳唱片想复刻，重新做这张专辑。我的想法是，三十年之后去重新检视自己的作品，重新把它做完。我想交代这些事情，交代做这张唱片的背景，因为那个年代不太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现在反而让我有机会重新看这件事情，重新和当年那些合作的人见面，把那个年代是怎么回事，我们在做什么，再写成文章，这让我蛮开心的。”
从唱片时代过来的人多少都会有“唱片情结”，李寿全也不例外，这次出纪念版，也从某个方面满足了他内心的情结：“我常常讲，我们买到原版的黑胶唱片，和翻版的不一样，双封面打开像朝圣一样，是有仪式感的。我以前做的那版没有仪式感，当时我很难过，怎么就很粗糙地拿出来了？虽然设计有点想法，可我还是觉得少了一种仪式感。所以，这次我要做成双封面。黑胶和CD不同，CD唱片公司要付我版税，黑胶我还要用版税补贴印刷费，因为黑胶包装印刷花太多钱了，任何一个决定都会增加它的生产成本。本来黑胶外面的纸套，唱片公司提供的是白色的，但我觉得白色很难看，就自己花钱买了黑色纸套。还好，我只出一张专辑，可以这么做。因为我只想让这个事情有一个完美的结局。经过三十年，我现在有能力重新做，那我就要把它做成我最想要的唱片的样子。反正现在音乐已经不值钱了，那它既然是个作品，就要让它有作品的感觉。”
李寿全的音乐中总是流露出一种恒定的伤感，不管他在诠释什么主题。这是因为他对那个时代的绝望，还是内心原本就带有伤感的气质？对于这个问题，李寿全说：“是自己的个性，是个人的感受。”他说，“我是在台北的九份山上长大的，九份是出产黄金的地方，那边的人为了追逐黄金，把生死看得很开。因为他可能一夜变得富有，再从富有变成贫穷，可能会掉到山里，被石头砸死也是旦夕之间，那边坟墓区和居民紧邻。九份的天气夏天和天堂一样，冬天西风呼啸。我和吴念真一起回忆小时候在九份的事情，我们共同的印象就是出殡的行列。很奇怪我大概刚念小学就知道人会死这件事情，因为矿山，邻居突然会有人死，死亡和我们小孩子是很接近的，所以我天生就觉得生命是苦的，人生观是悲观的。我们是在悲观里面寻求一点点的乐趣，这是我基本的个性。在创作音乐的时候，我很少写欢乐的作品。我是觉得文学创作者都是悲观的多，对生命都是比较悲观。”
李寿全成长的那个年代，台湾正发生着变化，可以接收到大量的西方资讯，所以他觉得未来有希望。那时候人们都没什么事，也没有太大的生活压力。台北地方不大，人们经常会聚到一起，想做点什么事，就会一起去做。他说：“我们聚在一起，聊的最多的就是电影和音乐，最近谁出了一张新专辑，谁在哪部电影里出现，聊的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不太聊生活。那时候物质条件没有现在好，有些东西很贵，要买个新潮的东西很贵，可是精神方面蛮充实的。我们的经济发展，电脑是从286一步一步慢慢发展下来的，电话是从接线到转盘，再到按键，再到无线电话。可是大陆的发展是突然间一下就全部到位了。所以，少了我们中间那段对理想追逐、享受进步的过程。我觉得有那段经历是蛮幸运的，回头再看，我会很珍惜我们现在有的事是过去慢慢来的。在以前的年代，你有什么想法，你有机会可以往下做，你会聚集一些人，大家一起做。现在这个年代不可能了，因为现在人都是自己在做事情。做音乐的朋友很少，只是工作上认识的人，甚至有时候工作都不用在一起了。我就发现现在大部分年轻人聚在一起聊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做什么可以赚钱。”
三十年前那个时代，是让李寿全留恋的，因为有很大的学习和发展空间，生活中也充满乐趣，“每一个年轻人进入社会，我觉得他第一件事情想的肯定是又赚钱又好玩，至少要有一个吧。当时对我们来讲，赚钱的机会有很多，你只是要选择一个好不好玩的工作而已，那时候真的只是想好玩而已。就是做这件事情好玩，找朋友聊天好玩，大家一起工作好玩。我会给他们建议说，你要听外国这个歌，多好玩，人家做什么事情都好玩。而且这些事情都是围绕着音乐、电影。我们在看着电影大受震撼的时候，也会看它里面用的什么音乐，我们是不是可以复制一个这样的东西。就一直在学习、模仿，学习、模仿，然后融入自己。以前的收入说起来没有现在高，可是那时候作品会容易受到关注，你只要愿意动点脑筋，多用点功，就会有成果，这些成果会得到一些回馈，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现在可能是赚得多，但是歌却无声无息。我觉得那个年代没有了，现在不可能再出现。我刚才谈到听西洋音乐，现在人们听西洋音乐已经没有原来的乐趣。以前美国音乐是美国音乐，英国音乐是英国音乐，你很清楚，可以分辨，什么是灵魂乐、摇滚乐、乡村乐。现在没有了，已经完全打破界限了，现在音乐出来你不晓得它到底是哪一国的。整个世界发展速度太快，音乐的纯净度已经没有了。科技的发达让人们加速失去对文化或音乐的鉴赏力，因为网络上红的歌，大家认为它是红的，就有商机。问题是搞笑的音乐可以红，恶搞的音乐也可以红。所以它破坏了大家的音乐品位。以前听到一首好歌，找到它的原版唱片有多难啊。”
李寿全写过一首歌，叫《回家的路》，里面有句歌词：“如果世上从此没有天空，鸟该怎么飞，抬起头来还能看见谁。”音乐的天空在慢慢消失……对老一代音乐人来说，他们曾在音乐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过，留下过经典，但是对未来，却无法奢望。
（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