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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博本六祖《坛经》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公元前2世纪，般若思想创立，它标志着大乘佛教的肇启。般若更强调“觉悟”，而非“涅”，而且它更将普通教外大众也纳入能成就觉悟之列。“摩诃”是梵语，意为“大”；“般若波罗蜜”意为“完美的智慧”或“超凡的智慧”，二者皆指能令我们见真如实相的智慧。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7世纪中期由玄奘法师译为中文的一系列有关般若智能的经文的全称。因此，本经集记者使用这个经名，不仅将此经与印度般若经典相提并论，同时也为其在中国佛典的殿堂里争得一个相当的地位。
“顿”和“渐”的提法最早始于4世纪的道生（355-434）。他认为“悟”是顿悟，而且是彻悟。而将某一教门冠以“顿”字，慧能则是第一人，他用这个字将自己对禅的理解和领悟与其他人，尤其是神秀区别开来。与早期的大乘佛教徒使用“小乘”一词一样，慧能使用“顿教”一词，意图确立其高于某个莫须有的宗派的地位。这些分歧可能更多地出于个人因素，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争夺五祖的正统法嗣地位。当然，双方在教义上仍存在分歧，在政治上也有分歧。神秀的根基在北方两都洛阳和西安，得到了权贵阶层的支持，而慧能的护法基地则在中国南部的蛮荒之地，当地官员多是被贬到此地的。因此，南宗北宗的划分实际上也涉及朝内人士与朝外人士的派系之争。
以“最上大乘”命名此经，目的在于彰显本教门不仅高于那些以主修阿毗达磨（专门解论佛经义理）的早期佛教宗派，还优于其他大乘宗派，如净土宗等。五祖弘忍也曾使用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的教法。
惠昕本（967年）经名题为《六祖坛经》；契嵩本（1056年）题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宗宝本（1291年）题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敦煌两本（780年）均使用本文开头所用的描述更全面的经名。
早在5世纪时，中国的佛教徒就开始用砖木或泥土筑高台为坛，用来向为数众多的出家人或居士传戒。本经中的坛，即指慧能向大众传授禅宗南宗无相戒的高坛。由于每次传戒均须向受戒者开示戒条的意义及持律守戒的重要性，因此传戒时的高坛也被等同视为一个人觉悟的地方。“戒坛”一词常常与“道场”（曼荼罗）通用。
“经”通常指佛或佛弟子说法的记录。究竟是谁将慧能的说法记录命名为经，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是中国佛教著述中唯一享有如此殊荣者。这也显示出，慧能的追随者竭力要将师傅的言教抬至高于所有中国佛教著述的地位。
大梵寺位于浈江和武江交汇处以北几百米的狭长小洲上，两江交汇后形成北江。韶州就处于浈江东岸，与小洲隔水相望。公元660年前小洲上始建有一佛寺，该寺曾数度易名，直到760-780年间某位高官命名为大梵寺。因此，该经集记的时间不可能早于此。宋代时，因发大水，该寺迁建于几百米外的地方，寺名改为大鉴寺，并一直沿用至今。
现名韶关，旧时曾是广东省北部的行政中心。位于广州以北，京广铁路干线220公里处。
有关僧人法海的记录很少，仅知道他是曲江人。曹溪山及慧能说法四十多年的地方都在曲江。此经第45节中提及他是慧能的十大弟子之一；在第55节中，他的名字作为本经的集记者出现。
慧能鼓励他的听众超越把戒律作为行为规范的传统解释，“无相戒”即代表了他这一主张。在第17节中，慧能说：“外离一切相，是无相。”按照佛教徒的传统理解，戒律是止恶扬善的一套规矩。因此，本经从一开始即明确慧能的教法是突破了一切外在形式束缚的教法。慧能对戒的独特诠释见于本经第20节至第23节，其思想显然与四祖和五祖的般若观一脉相承。
如前所述，宗宝本经题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而敦煌两本的经名都比较长；847年圆仁从中国带回日本的经文中就有经名较长的敦煌本《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