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刘桂标
在现代，一讲起大学，有些人便会想起教育产业中的名牌，如英美的剑桥、牛津、哈佛、耶鲁等，或中国的北大、清华等；有些人则会想起宏伟的教学大楼，甚至形形色色的国际排名等等。但这些真是大学最重要的东西吗？
昔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其就职演讲中说得好：“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真正的大学，是培养德学兼备的大师，这个道理，我们中国人其实很早就已经了解。宋代大儒朱子（朱熹）在解释先秦儒家典籍《大学》时，清楚地表明：“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朱子《四书集注·大学章句》）
在我国古代，大学即太学，也就是现在所谓的高等教育，而其主要的教授内容，就是大人之学，这是相对小学来说的。据朱子所说，古代的小学有如现在的中、小学，是基础教育，主要教授的内容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至于大学，教的则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小学教的东西，是较为经验性的，主要是一般的礼节、待人之道及较容易了解的学科和术科，一般儿童和青少年都容易掌握；而大学教的东西，则是较为理论性的，是读书、做人的道理，以及将道理推广到家、国、天下的层面，须稍为年长及心智成熟者才能掌握。由此可知，古代的大学——大人之学，就是成就完善人格、道德君子的学问。
古代的大人之学，用学术专门用语来说，主要是工夫论。但这里工夫论中的“工夫”并非外国人称为“Chinese Kung Fu”的“功夫”（武术），而是指道德实践的程序和方法（成德工夫）。在道德反省方面，中国人甚至比西方人更全面。西方人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大哲，主张“德即是知”（virtue is knowledge），以为道德主要是理论问题，把握道德理论便是有道德的了。然而，中国人特别是孔子、孟子等大哲，提倡知行并重，认为真正的道德不单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因此，中国哲人很早已有工夫论——有关道德实践的历程和方法的讨论。
此工夫虽不同彼功夫，但却有相似的地方。譬如说，成德工夫有其循序渐进的实现历程，就像武术那样，一招一式，须由浅入深，按部就班地学习。
更贴切的比喻是建筑工程。建筑需要材料，如砂、石、水泥、钢筋等，成德工夫也需要材料，在《大学》，就是工夫的对象，即物、知、意、心、身、家、国、天下等（统称为“物”）。在盖房子时，相应于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技术，而实践道德时，相应于不同的对象也有不同的工夫的技术，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等（统称为“事”）。
盖房子很讲求地基稳固，因为地基不稳，则整间房子摇摇欲坠；而实现德性也需要把握基础——知道以至善的道德心为根本（称为“知本”），否则成德工夫不踏实，宋明儒者称为“玩弄光景（影）”。另外，建筑楼宇讲究施工程序，须由下而上，层层递进；道德实践也讲究为学次第，须由内而外、由亲及疏，步步为营。《大学》称这种了解为“知所先后”。
图一.三纲八目的层次关系
为了使人了解道德工夫的要点，《大学》提出了三大原则及八大步骤——三纲领、八条目（简称“三纲、八目”）。其层次关系请见图一。
所谓三纲领，指“明明德”、“亲民”（一说当为“新民”）及“止于至善”，依次为发扬本来光明的道德心，亲近（或革新）人民以推广道德心至社会层面，以及以实现至善的道德心为一切道德实践的目的。此三大原则并非并列的原则，而是有两个不同的层次。最高的原则是止于至善，指道德实践须以道德心为基础；而明明德与亲民则是次层原则，明明德指个人层面的道德实践，而亲民则指社会层面的道德实践，两个原则都隶属于止于至善的纲领，因为无论是个人或社会的道德实践，都应以道德心为基础。
所谓八条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历程。它们体现了道德实践由内而外，以及由亲及疏的大方向。道德实践须由内而外，因为道德基础是发自内在的道德心；须由亲及疏，因为道德实践由自己亲人开始，再扩展到我们不认识的人，合乎人之常情和常理，使我们更容易将德性实践出来。
八条目中的格物和致知两项个人实践工夫的意义较具争议性，我们可以宋明儒学中的程朱学派及陆王学派的看法来说明。程朱学派的代表人物朱子以为，格物、致知指“即物穷理”，意即：我们要进行道德实践，需要多看儒家经典，并与人多做讨论，这样，才能把握道德价值的意义及道德实践的道理。而陆王学派的代表王阳明（王守仁）则认为，格物指正行为，致知指致良知，意即：道德实践的基础在于每个人都具备的良知（道德心），因此，道德实践最重要的是要把握良知的存在，并且将它在现实层面中表现出来。
朱、王的观点表面上有所不同，甚至有矛盾对立；然而，实质却是相辅相成、互相补足的。用《中庸》的话来说，朱子重“道问学”，王阳明重“尊德性”。他们的主要意思可综合为：我们进行道德实践，一方面必须向外学习，这样才不致闭门造车，自以为是；一方面又要向内反思，这样才可将学习的东西理解和消化，以及符合我们的道德心的反省。用现代大儒钱穆、唐君毅诸先生所撰的香港新亚书院的学规的用语来综合二人所说，就是：“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
诚意、正心、修身，这三项个人工夫较易了解。诚意是指人要为人真诚，不要自欺欺人。正心讲的是要调节情绪，不要让喜怒哀乐等情绪影响正确的道德判断和实践。而修身是由个人实践到社会实践的关键，是要抱持公道的精神待人，不会因一己的好恶而偏私。
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学》讲的三项社会实践工夫，它们是由个人的道德实践推广到社会的道德实践去。表面上，它们涉及三种不同的工夫——“齐”（整顿之义）、“治”（治理之义）及“平”（平定之义），但依原文来看，这里的分别只是数量上有所不同：天下是最大的单位，国次之，家则是最小的，但其基本原则都可说是实行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恕道。
总而言之，《大学》讲大学之道，虽远在先秦时代，但它的道理却有永恒而普遍的价值，值得现代人好好学习。它的教训可以用以下的话概括：“万丈高楼平地起，为学做人同一理。”笔者愿以此与各读者互励互勉。
《大学》一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唐代以前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至唐代，韩愈等人引用《大学》原文，始为人所注目。到宋代，二程特别是程伊川（程颐）很重视《大学》，甚至将它从《礼记》中抽出单独成篇。其后，二程的追随者朱子更把它与《论语》、《孟子》及《中庸》合编为《四书》，并写成《四书集注》（又名《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由此成为日后儒者必读的经典。
《大学》的作者，旧传为曾子（曾参，孔子弟子），但不可信；一般学者以为成书约在秦汉之际，非一人一时之作，是儒家学者继承及发挥孔子、孟子等儒者思想而成书。
原书本无分章节，但朱子依据其内容思想并加以编辑修订，区分为经一章、传十章，他以为前者由曾子所著，后者为其后学所著，经文是全书宗旨，传文则是对经文的解释。另外，朱子将全书宗旨定为以讲述三纲领、八条目为主，但因原书对格物、致知二条目语焉不详，朱子便认定原文有遗失，因此写成《格物致知补传》以令全书义理更完整。朱子的说法纯粹出于个人的推断，不一定符合历史事实，但其整理原文的工作却令全书系统性更强，可读性更高，后来甚至成为最流行的版本。
历代儒者对《大学》一书多予正面的评价。唐代韩愈引用其关于修齐治平的言论，指出其发挥儒家重视现实伦理的长处。宋代朱子除将《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编成《四书》并作注外，更将《大学》视为“初学者入德之门”，在学习次序上有优先位置，并给予高度评价。明代王阳明也高度重视《大学》，甚至依据格物、致知等说法，建立起自己的致良知的哲学系统。近代孙中山赞赏《大学》以由个人道德修养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政治哲学，认为这是“应该要保存”的中国的“独有宝贝”。
本译注依据朱子的版本，对全文重新添加标点。在文本理解方面，以朱子的观点为主，并参考其他学者的说法。本书的注释和语译以现代的语言及提纲挈领的方式进行，希望初读《大学》的人士，对《大学》一书有概括而清晰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