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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见英国19世纪初年是一个伟大的诗歌时期。那么，同时期的英国散文又处于什么情况？应该说，这也是英国散文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名家辈出，而且在许多地方表现出相似的浪漫主义特征。
英国散文在18世纪达到了一种完美，理性主义的精神蕴藏在平衡、匀称的句子结构之中，其最后的大家是约翰逊和吉本。
但是到了世纪的最后十年，文风变了。随着在诗歌上出现了浪漫主义，散文也在变。进入19世纪，昔日人们赞美的约翰逊和吉本现在成了攻击的目标。例如，有这样的言论：
在1688年的革命以后，出现了一种风格，内容平凡而在表现上故作惊人之语，意在满足无知者，讨好虚荣心。为了使最普通的头脑能够立刻了解，内容是小心地减到了最低限度，但是文字的外衣却精心编织，目的在使内容显得深刻。这种风格的要素是一种虚假的对仗，即简单声韵的对比，此外则热衷于拟人化，把抽象的变成了有生命的，加上牵强的比喻，奇特的短语，片断的韵文，总之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真正的散文。风格当然只是恰当地、清楚地表达意义（不论是什么意义）的艺术，对于它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不能翻译，一翻译意义就要受损，约翰逊的风格之所以得到不少人的欣赏，正在于它有一个毛病，即可以不断翻译下去。他造成一种假象，好像很聪明，方法就是从来不用普通方式说任何事情。……吉本的表现方式是最糟的，凡这种风格所有的毛病他全有。
话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理论家柯尔律治说的。对于过分醉心18世纪散文艺术的人来说，这是一副很好的清醒剂，但是未必能令他们完全信服，因为他把约翰逊等人的优点完全抹杀了。
然而柯尔律治的斩钉截铁的论战口气却是有来源的。浪漫主义时期即是法国大革命震荡全欧时期。这时候，几位主要英国散文家卷入了激烈的政治争论；散文是论战的武器。
远在法国革命爆发之初，英国国内就对此事有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争论激烈。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就是下议院论战里的一个主要人物。他是以文章风格雄奇著称的文论家、政治家，曾经在爱尔兰、美洲殖民地问题上发言攻击保守党政府，也揭发过英国在印度的官吏横行，但在关于法国革命的争论上采取了维护旧制度的立场，写了《论法国革命》（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90）一书，其中有一段名文：
我在凡尔赛宫见到法兰西王后——当时她还是太子王妃——是十六七年前的事。地球上从未降临过更叫人赏心悦目的景象了。她似乎足不沾地，显现在地平线上，正在进入一个上层仙境，为之增辉，使之挺发，闪耀如晨星，充满了活力，散发着华彩和欢乐。啊，何等的变化！那样的崇高，而又这样的下降，我该有何等的心肠，能眼看这变化而无动于衷！……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活着看到在一个仁侠的国家里，一个荣誉君子和骑士的国家里，竟会有这样的灾难落到她的头上！我以为只要有人胆敢轻侮地看她一眼，就会有一万支剑拔出鞘来执行惩罚！可是仁侠的时代过去了，接着来的是诡辩家、经济家、计算师的时代，欧罗巴的光荣已经永远熄灭了。
伯克并不只在悲叹玛丽·安东娃耐特由王后沦为囚人，他看得更远，看出了法国革命是真正的空前大变，它结束了一个封建主义时代，开始了一个资本主义时代。他极度厌恶后者，而把法国王后看作是前者的象征，因此运用了全部的修辞术来歌颂她。
这样的内容，这样的渲染，引起了潘恩的极大反感。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是一个平民政治家，刚从胜利了的美国革命军的队伍里回到伦敦，就立刻参加了英国的民主活动。为了驳斥伯克的《论法国革命》，他写了《人的权利》（ The Rights of Man, 1791）一书；其中也有一段名文，就是对于上引伯克所言的直接回答。
（伯克）并不为苦难的实际动心，而尽被炫目的虚象打中了想象力。他爱怜美丽的羽毛，却忘了毛下垂死的鸟。
这羽毛和鸟的比喻是人人能懂的，而潘恩写文的目的正是要使“几乎无阅读能力的人也能看懂”，因而文章要写得“像字母那样简单明了”。
潘恩另有一些名言，也是至今人们还在引用的：
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日子。
夏季的士兵和晴天的爱国者会在这种危难时刻退缩，不再报效国家。
伯克先生的最后一幕是，正同他如水箭般上升，现在又像枯枝样下跌。
我的国家是世界，我的宗教是行兽。
确实是平易，清楚，有力，而比喻则来自普通人的日常生括，但又常有意想不到的妙笔，例如“夏季的士兵”，“晴天的爱国者”，只用两个简单的形容词就充分表达了这些人是顺利时的战友，逆境中的逃兵。
正同在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一样，散文又成为革命斗争中的武器。
这里确实有两种散文风格在交战，而背后是两种敌对的政治哲学。
潘恩后来又去参加了法国革命，由于反对杀人过多而为雅各宾派监禁，几乎丧命，后来再去美国，又由于反对基督教而遭人攻击；晚景凄凉。他死后却有一位志士把他的尸骨运回他的英国故乡安葬。这人的名字是威廉·考拜特（William Cobbett, 1763—1835）。
这又是一位散文家，而且又是一位长于论战的平民政治家。同潘恩一样，他也写得平易，有力。不过他经历了一个从保守到激进的转变过程，始终如一的则是他的英国佬个性。他的政论主要发表在他自编的《政治纪闻》周刊上，用明快有力的平易语言揭露黑暗，攻击政府，拥有广大的城乡、贫民读者。他也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游记，后来这些游记集成一书，称为《骑马乡行记》（ Rural Rides , 1830）。后人最喜欢读的考拜特作品，就是这本游记。
然而这是一种奇怪的游记。它所展开的，与其说是山水画，不如说是流民画。
考拜特骑着马或坐着马车，从一个村子到一个村子，沿途看庄稼，查牛羊，问民生疾苦，作今昔对比，遇到有地主的庄园和有名无人的“烂选区”，则大声咒骂，看见秀丽山水和风流人物，又流连忘返。一到旅店，喘息未定，立刻动笔疾书，夹叙夹议，一气呵成。写出来的是这样的文字：
晨九时离欧卜赫斯班，坐马车来此，行程二十哩。经过河谷，至离村六哩处又入丘陵地带，碧草如茵的坡地向正西及西南方翻滚而去，直达德怀士与索氏贝利二城。……路遇许多农妇在等人验收其所割的麦子，她们衣衫褴褛，穿得不如法南姆打草的乞丐，庄稼人在收获季节情况如此之惨，还是初次见到。其中不乏十分秀美的姑娘，也是满身补丁，脸如死灰。天冷，霜重，这些女孩子的手臂和嘴唇都冻得发紫，任何人见了都要心痛，只有那些卖官鬻爵，买空卖空之徒才会无动于衷。
而与流民图形成对照的，还有这样的温泉胜地：
华立克夏的爱望河在此处流入色纹河，两河沿岸若干哩水草丰美，前所未见。草地上牛羊成群，沿途不断。看着这景色，这牛羊，心想这些好肉可作多少用途，不禁感到神奇。但是再向前骑八九哩，这神奇之感就破灭了；原来我们已到达一个毒瘤似的害人地方，名叫却尔特能，所谓温泉胜地是也。这地方充满了东印度的劫掠者，西印度的奴隶主，英国的税吏，吃客，酒鬼，淫棍，各色各样，男女俱全。他们听了一些窃窃暗笑的江湖郎中的鬼话，以为在做了多少丑事之后，一身孽障，可以到此一洗而净！我每次进入这等地方，总想用手指捏住自己鼻子。当然这话没有道理，但我一看见一个两腿畜生向我走来，实在觉得他们肮脏不堪，像是一有机会就要把他们的毒疮传染给我似的！来这等地方的都是最恶劣，最愚蠢，最下流的人：赌鬼，小偷，娼妓，一心想娶有钱的丑老婆子的年轻男子，一心想嫁有钱的满脸皱纹、半身入土的老头子的年轻女人，这些少夫幼妻为了便于承继产业，不惜一切手段，坚决要为这些老妇衰翁生男育女！
这等丑事，尽人皆知，然而威廉·司各特爵士在1802年演讲，明白主张牧师不必定居教区，而应携眷到温泉游览，据说这样反能得到他们教区子民的尊敬云云。查此人作此语时，官任代表牛津城的国会议员！
这样的文字完全不同于约翰逊、吉本和伯克笔下出现的，而是继续了斯威夫特的平易传统，但是比斯威夫特更质朴，句子更短，用字更普通，议论更直截了当，其前辈实是班扬和笛福，而其后人则是巴特勒，萧伯纳、普里斯特利和奥威尔。这一线平易散文作家共有的一个特点是：对他们所处的社会采取批判态度，大多长于讽刺，长于论战，而由于写得实在，真挚，又使人感到亲切。
人们更加注意的，则是这时期的所谓浪漫派散文。它有几个重要的作家。
首先要提到兰姆。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 1775—1834）在我们中国也颇有人知，其世界性的文学声誉却建在几本薄薄的小书上，即《伊利亚随笔》一集（ Essays of Elia , 1823）；二集（ Last Essays of Elia , 1833）和他同姊姊玛丽·兰姆合写的儿童读物《莎士比亚故事》（ Tales from Shakespeare, 1807，即林纾译的《吟边燕语》）。当然，还有人欣赏他的书信和他的选本《莎土比亚时期英国戏剧诗人选段》（1808），其中都有重要的文学见解。然而人们最喜爱的还是他的随笔。在华兹华斯、柯尔律治等人咏唱大自然的年代里，兰姆却喜爱城市生活。有一次华兹华斯邀他去乡下同游，他回信说：
我的日子是全在伦敦过的，爱上了许多本地东西，爱得强烈，恐非你们这些山人同死的大自然的关系可比。河滨路和舰队街上铺子的灯火，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和顾客，载客和运货的大小马车，戏园子，考文特花园一带的忙乱和邪恶，城中的风尘女；更夫，醉汉，怪声的拉拉鼓叫；你如不睡，就会发现城市也没睡，不管在夜晚什么时刻，舰队街不会让你感到片刻沉闷；那人群，那尘土、泥浆，那照在屋子和人行道上的阳光，图片店，旧书店，在书摊上讨价还价的牧师，咖啡店，厨房里飘出来的汤味，演哑剧的人——伦敦本身是一大哑剧，一大化装舞会——所有这一切都深入我心，滋养了我，怎样也不会叫我厌腻，这些景物给我一种神奇感，使我夜行于拥挤的街道，站在河滨的人群里，由于感到有这样丰富的生活而流下泪来。这种感情可能会使你们感到奇怪，正同你们对乡野的感情使我觉得奇怪。
这是他的一段名文，其情感、其风格都有独特的兰姆味道。他本是伦敦东印度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员，并不富裕，有一个常要发疯的姊姊（有一次她用刀刺死了老母亲），家庭多忧患，但却嗜书如命，喜欢同文人来往，其生活情趣则是伦敦市民的，因此他的随笔谈的也大多是城里的人、事、市声、街景、回忆和幻想，包括扫烟囱的小孩，乞丐，老演员，老律师，穷亲戚，靠养老金过活的人等等，写法则是力求亲切，幽默中有伤感，嘲弄别人，更嘲弄自己，对不幸者则充满了同情，深通人情世故，但不怕说出自己的不受欢迎的独特见解，常有奇思怪想，常作文字游戏，爱好双关语、引语和典故，故意用些古词僻语，有时还效法17世纪托玛斯·布朗等人的巴罗克笔调，而把这些融合为一的则是一个19世纪初年的英国文人的敏感和个性。
兰姆的散文是地道的书面体英文，可以写得明白，具体：
一听敲门，就知是他。你的心告诉你：“那是某某先生”。一声轻敲，介乎亲昵与尊敬之间，似乎有权要求招待，但又——怕遭到拒绝。进门脸带微笑，但又——局促不安。伸手让你来握，但又——收了回去，说是偶然趁
饭前来看看——不想已经满桌上菜。看见你有客人，他表示要走，但一劝也就留下。……
《穷亲戚》
这是写穷亲戚串门，把世态炎凉中这类人的窘态写得入木三分。但兰姆还有另一种写法，是留给情感激动的时刻的：
哪儿是芬立奇街？老明申巷的路石啊，我曾经每天来回走了三十六年之久，现在是哪个劳累的小职员在你那永恒的石板上响着脚步？……
《领养老金的人》
这是近乎诗的抒情散文，连节奏也不同了。
因此，兰姆的文章很耐读，越读越有味，但不可学。学的人往往得其怪诞，失其真挚，有其古僻与文字游戏，无其典雅与风趣，反而显得有点忸怩作态了。
兰姆也是一个重要的文论家，其主要功绩在于重新引起对十六七世纪英国诗剧的兴趣。他所编的《莎土比亚时期英国戏剧诗人作品选段》着重选“激情的场面，有时是触动情感最深的场面”，整个选本可说是若干次“感情危机”的汇集，这就给了19世纪初年的英国读者以一种纵览莎剧以外的英国古诗剧精华的好机会。他不仅选，还对所选加以评论，写法跌宕生动，即使不同意他的看法的人也往往为其文字所吸引。例如他认为韦伯斯特的天才仅次于莎土比亚；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把《白魔》和《马尔菲公爵夫人》两剧中的女主角形容得异常动人。别的评论家并不服膺其说，但又都承认兰姆这番评论的文字魅力。经过他的评点，韦伯斯特、顿纳、查普曼、德克等古诗剧作家又重新受到注意，读者群的文学趣味起了变化，显示出这种着重主观印象的浪漫派文学批评的力量。
第二个重要散文作家是哈兹里特。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 1778—1830）写文很多，收集在《莎士比亚剧中人物论》（ Characters of Shakespeare's Plays , 1817），《闲谈集》（ Table Talk , 1821—1822），《时代的精神》（ The Spirit of the Age , 1825）等书中。他是兰姆的好友，但与兰姆文风不同。他主张平易风格，曾经以此为题专写一文，所作果然用字平易，句子也接近口语，但也有不平易处，如大量的典故和文学引语（有的并非常见的名言，有的字句还是他记错了的）；然而行文气势磅礴，一泻到底，其间有许多隽言妙句，令人应接不暇。大致一个读者刚读时，会嫌他噜苏，似乎话太多而无中心，但是读下去，就会发现他的论点鲜明，知识丰富，文章流畅中见犀利，能把平凡的道理说得很有吸引力。例如：
如果我们要知道人的天才的伟力，我们应该读莎士比亚，如果想看出人类学问的渺小，可以读莎学专家。
爱自由是爱别人，爱权势是爱自己。
荣誉之殿建在坟墓之上。
英国人（我们得承认）是一个嘴巴不干净的民族。
在所有的仆从当中，最低级的是文学仆从。
他也有十分抒情化的名句，例如：
给我头上一片晴朗的天，脚底一片青草地，面前一条弯曲的路，三小时的步行行程，接着是晚餐——然后是沉思的时刻！
《谈出行》
他另有两个特点：一是通晓艺术，特别是绘画，因此他的文章也富于色彩和形象：另外他是一个激进的民主派，曾经写道：
我的生命同法国革命一起开始，而可叹的是，竟然活着看到革命终结。……从那时起，说实话，我就不再感到自己年轻了，我所有的希望也随之而灭。
因此他特别厌恶曾经高唱“生活在黎明里何等幸福”而后来转向的文人，而他自己则始终拥护法国革命的理想，死前还完成了大部头的《拿破仑传》（1828—1830）。
作为文论家，他的重要性超过兰姆。同兰姆一样，他也提倡读古诗剧，曾经作过一系列的演讲来说明它的特点。他还以古比今，认为拜伦的诗剧如《马琳诺·法里埃罗》不能同古诗剧如韦伯斯特的《马尔菲公爵夫人》相比，原因就在后者有活生生的人物，而前者则只是若干堂皇演讲词的串合。他的文论并无系统理论，注意的是作品是否把真实感情写得酣畅痛快，着重的是想象力，喜欢进行比较，不仅在英国文学内部，而是常同法、西等国文学相比（如拿莎士比亚同拉辛相比），而且还突破文学范围，进而同其他艺术特别是他所熟悉的绘画相比，其方面之广与见解之敏锐都超过当时其他的浪漫主义文论家。
与哈兹里特的汪洋恣肆相对照的是兰多的简洁隽永，人称为古希腊风的碑文风格。兰多也是民主派，喜与人争，在写作上则追求一种宁静的古典风格，但又用历史想象力去活跃它，其著名的散文合集是《幻想的会话》（ Imaginary Conversations , 1824—1829）。会话共约150篇，都是历史上著名人物相对而谈的戏剧性场面，但并不依据史实，而是随作者兴之所至，将活在不同时期的人拉在一起，或虚拟根本不曾发生过的事情。15世纪的马基雅维里可以谈论16世纪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哲学家培根可以同已死的神学家胡克进行对话。这些戏剧性场面往往不是感情达到最高潮的危机时刻，而是危机之前或略后，例如英王亨利八世在他的废后安·波琳处死刑的前夕去看望她，而俄后卡撒琳则在杀害了她的丈夫彼得三世之后才出场。有时兰多写得并不宁静，例如上述卡撒琳一篇就写她站在门外听着刚被刺死的丈夫的血一淌一滴地落在地板上作响，又如写彼得大帝在杀了儿子之后食欲大增，都显得过火了，表现出兰多虽然十分崇拜古希腊文明，实际上还是一个喜欢渲染的19世纪的浪漫派。他的散文风格尽管有许多崇拜者，毛病也不少，如雕琢过甚，其有名的特殊节奏也不堪久听。一百多篇会话并不都好，读多了使人感到单调。但是在他写得最好的时候，他确实写得动人，而且很耐玩味。
例如《里奥弗立克与戈狄华》，这是一对夫妻的谈话。事情发生在11世纪英国茂西亚郡。丈夫是当地领主，由于在大灾之年人民无力向他交租而要惩罚全城；妻子则充满了对不幸灾民的怜悯，央求丈夫赦免他们。丈夫说：如果人民不交租，我们又怎能有钱举行庄严的节日庆典呢？妻子反问道：在大批人民死于灾荒之后，喧哗一场，热闹一气，杀牛吃肉，狂歌乱舞，就算是过节么？难道一个行吟诗人能比我们的内心的声音更使我们向善么？
“啊，我亲爱的人！”她接着说，“让世上的一切都变成我们的快乐吧！只要我们愿意，一切就会这样。如果听了画眉在园子里歌唱，而我们毫不动心，那就真是悲哀的日子来临了，以后的日子也就更加悲哀了！里奥弗立克啊，上帝的仆人把最崇高的节日放在人的心灵里。”
对于这番呼吁，丈夫只冷冷地说：“你疯了！”
然而真正疯的正是这位丈夫自己。当戈狄华当着主教的面再度对丈夫说：“赦免全城吧！”他的回答是：
“主教大人！真没想到让你看到了她现在这个样子。要我赦免全城？好，戈狄华，我凭十字架起誓，我一定赦免他们，只要你在中午不穿衣服骑马在城里街道转上一转！”
这一要求使她吃惊，她感到丈夫的心完全变黑了。然而为了全城人的生命，她又不顾对自己的无比羞辱，慨然答应照办。连她的残酷的丈夫也感动了。他发现她比任何时候都可爱了：
“啊，我的美丽的夏娃！你的身旁就是天堂！你一走动，一呼吸，世界就重新有了生气！你所在之处，我看不见也想不到任何邪恶。我真想就在这里把你拥抱！可是对于我自己，我看不出有任何好兆头。阳光不因我而跳跃，没有责备，没有不满，同时也没有任何人对我感兴趣。”
文章以戈狄华对自己说的一番话作结：
“良善的人民！天保佑这些良善、慈爱的灵魂！希望明天他们不要像现在这样把我紧紧围住。里奥弗立克啊，如果我的名字能被忘却，只有你的被记住就好了！也许我的纯洁会使我免受指责，但多少像我一样纯洁的人生活在恐惧和灾荒之中！朝我看的每只眼睛将会流泪不停！作为这样一个大家庭的母亲，我是太年轻了。年轻是否有害？不，靠上帝支持，年轻给了我勇气。啊，早晨什么时候来到！啊，中午什么时候过去！”
兰多的写法已接近诗的散文，等到托玛斯·德·昆西登场，散文的诗化又进了一层。
托玛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写过大量杂志文章，包括有创见的文论如《谈麦克白斯一剧内的半夜敲门》，其主要作品则是《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 , 182l—1822）。这是一本自传性质的书，其中有作者17岁时流落在伦敦街头的描写，那时候同他作伴的只有一个比他还小一岁的妓女：
一天晚上，我们在牛津街上慢慢走着，我感到比平常更不舒服，头也是晕的；就请她同我折进索荷广场，到了那里之后，我们在一家屋子的台阶上坐下。……突然问我觉得自己更不行了。原来我的头靠在她的胸上，现在忽然脱开了她的手臂朝后倒在石级上了。当时我最清楚的感觉是：得赶快有一种特别有劲的刺激品才能救我，不然我立刻要死了，在那种无依无靠的情况下不死也不可能恢复了。在这个命运的紧急关头，我的这位孤苦伶仃的友伴虽然自己从人世所得唯有损害，却向我伸出了救援之手。她惊恐地叫了一声，立刻跑往牛津街，不一会就拿了一杯撒了胡椒的葡萄酒回来。我当时肚子是空的，任何固体食物只会使我呕吐，这杯酒却立刻生效，使我苏醒过来，而这杯酒是这位慷慨的姑娘毫不犹豫地从她的小小钱包里拿钱买的，当时——请记住！——她连自己吃的都买不起，而且完全清楚我是永远也还不了钱的。
以上选自书的第一部分《初步自白》，是作者对于少年时期的回忆，当时他还未染上鸦片瘾，文章写得很具体，也很动人。等到我们读到书的主体部分——《鸦片的乐趣》和《鸦片的痛苦》——就发现另一种笔墨：
在热带高温和直射阳光联合产生的感觉之下，我把所有的生物——鸟，兽、爬行动物，所有的树木，所有热带地区的风俗和现象都集中起来，放在中国或印度斯坦。在类似的感觉之下，我又把埃及和它所有的神明都放在同一法则之下。猴子、长尾鹦鹉、白鹦们紧盯我，轰斥我，向我怪笑，对我乱叫。我跑进宝塔，走上顶层，跌入秘室，在那里我被钉住了，几百年不能动弹。我是偶像，我是僧侣，我被崇拜，我被献为牺牲。为了躲避婆拉玛的怒气，我逃过了亚洲的所有森林……
这是写服了鸦片酊之后的梦境所见，出现了许多奇花异木，怪兽妖鸟，借来了东方异域的古老神祗，文字充满色彩，节奏类似念咒，散文已入诗境，其目的在写鸦片影响下的奇特的，混乱的，却又异常强烈的感觉。这已经超越兰姆等人的怀旧、伤感和个人意兴，而把文学带入了潜意识的领域。
至此我们已将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几个重要散文作家简略介绍完毕。归纳起来，可以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平易、有力的政论文传统，其代表人物是潘恩、考拜特；另一条是随笔性质的艺术散文传统，其代表人物是兰姆、哈兹里特、德·昆西。两者都有所发展：平易文体在走向细密的说理和逻辑性，艺术散文的触须则伸向了诗境。
然而我们的叙述又是不完全的。散文的领域十分辽阔，用处也极多。在这时期，英国的定期刊物除了原有的包括各类文章的杂志，又多了一种以政论和书评为主的“评论”，如《爱丁堡评论》，不仅刊物的数量和种类增加，它们之间的争论也更趋激烈。政治争论的焦点在对法战争，“谷物法”、国会改革等有关和平与民主的大问题，文学争论的表现之一是保守派对“伦敦佬派”的民主斗士和几位青年浪漫诗人的攻击——《勃腊克武特》、《季刊》、《英国批评家》等刊物对济慈的围剿就是例证。那些文学杀手写的也是散文，虽然是恶毒的、下流的散文；而利·亨特和哈兹里特等人对保守派的犀利有力的反击则给了散文以一种新的锋刃。
这一时期还有两类散文需要一谈。其一是诗人的散文。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序》，柯尔律治的《文学传记》、文学演讲以至《古水手谣》页边的情节解释，雪莱的《为诗辩护》都是双重意义的浪漫派散文，即它们既阐释浪漫派的文学理论，又展现浪漫派的某些文体特点：宣言式，探索性，理想化。然而更能吸引一般读者的也许是几个诗人的随意笔墨：布莱克的批注和笔记，拜伦的书信，济慈的书信。它们都是真性情、真思想的流露，充满了对人、对世界、对艺术的独特见解，而写法则是直截了当，毫不掩饰：
野兽和娼妓在无拘无束地统治。（布莱克）
对魔鬼王国献的妙策。（布莱克，对培根《随笔》批语）
一个在心里找不到任何灵感的人不该斗胆自称艺术家。……一个在心灵和思想上从不走向上天的人不是艺术家。（布莱克）
确确实实，革命不能用玫瑰香水来干，特别在外国人作主子的地方。（拜伦）
不幸的是，我必须对一个人生气才能画出他的真面目，我不能只作“一般”描写。（拜伦）
关于《唐璜》，那么承认吧，承认吧……它是这一类作品里最高无上的成就——它也许有点淫荡，但能说它不是好英文么？它也许有点轻浮，但能说它不是生活，不是恰到好处的真货色么？（拜伦）
除非在我们的脉搏上得到证实，哲学上的定理也还不能算是定理。（济慈）
如果诗来得不像树长叶子那么自然，那还不如干脆不来。（济慈）
恰特顿的声音纯粹是北方的。我喜好恰特顿诗里的本土音乐胜过弥尔顿。我最近对弥尔顿有所警惕。他之生即是我之死，（济慈）
这些是最真切的吐露，说的内容和方式虽然各异——布莱克的严峻，拜伦的无所忌惮，济慈的敏锐和透彻——却都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新精神。很难想象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者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或用这样的方式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