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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从小学习的历史知识中，所有的农民起义军都是进步的革命者，是大地主阶级的掘墓人，是劳苦大众的代表和拯救者。事实上，从斑斑史迹上看，大部分的起义军，并不比贪官污吏好到哪儿去。
无论是从思想教育来看，还是在利益计算上，中国农民都是不容易生出造反之心的。思想教育方面，从汉以降，中国普通农民所受的思想教育是儒家思想，后来加上释、道家思想，而文化教育几乎没有。这三种思想都训练出了农民的温顺忍耐的品德。利益计算方面呢，农民没有武器，不能成组织，中央政府的管理直插到五户一组、十户一组的基层，而且是自上而下单向的，这使得农民们不可能拥有抗衡官府的能力，也因此断了提意见的想法。
在天下尚未大乱的时候，农民走上造反的道路，要么是为报私仇，要么是不反即死、反了倒不一定死。前者如西汉时的吕母，报杀子之仇而反；后者如陈胜吴广，误了集合期限，不反会被处死，还有很多变民是因快要饿死而反的。大乱之后再反就简单了，反正社会秩序已经不存在了，不反是鱼肉，反了还可能当刀俎，利害计算已经变得简单多了。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起义的农民，往往没有什么更高的追求和长远的打算，只要报了仇和活下去即可。
不仅是追求太低的问题，农民起义军的眼界、素质也比较成问题。唯一的权力者需要代理人，除了官二代以外，他们也保留了一条从民众中选择代理人的道路。隋以前是“举孝廉”，隋以后是科举，这也是普通农民唯一的出头机会，而一旦出头，进入统治者队伍，也就不再是农民了。但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没有这种出头机会，他们长期处于未被启蒙的状态下，没有文化没有见识，所有知识都得之于经验和口耳相传（这也是中国社会谣言特别容易盛行的原因）。所以他们只知道一种社会模式——压迫和被压迫，只知道两种上升渠道——当官和“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像绿林军起义的时候，打出的号召就是“杀人抵命，伤人赔偿”，封得最大的官是“三老”，其次是“从事”，再次是“卒史”——这是这些农民人生中听说过的最尊贵的官衔，所以他们的想象力也只到此，这和现在笑话里讲的“老农民说毛主席‘肯定天天都吃饺子’”是一样的情况。
基于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农民起义军们表现出很多乌合之众的素质也就不奇怪了。看到社会不公，却没有足够的智慧弄清楚不公产生的真正源头，不知道如何解决或根本就没打算彻底解决不公，心中一腔愤怒就会变成“彻底砸烂旧世界”的冲动。
被当做英雄代表的东汉“绿林好汉”攻击湖北唐子乡的时候，全城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屠杀，然后自己部队为分从百姓家抢夺来的财物火并。“我花开罢百花杀”的黄巢，其部队以人肉为军粮。全军围陈州近一年，数百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俘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并称之为“捣磨寨”。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两进长安的第二进，派出士卒四处屠杀，号称“洗城”，长安城内鲜血流成小河。东汉赤眉军进入长安之后，本可以重整天下，然而他们却仍然以抢劫为生，将各基层政府指望恢复秩序而特地缴纳的税收贡品都给抢走，且不断对民间行凶施暴。期盼解放军的百姓只好又回到堡寨坚守，将他们当做盗匪来防范。政府举行宴会，还没有开始饮酒，由赤眉变民而变身的文武百官已打斗成一团，砍开宫门，抢夺酒肉，你杀我、我杀你。这哪里是什么解放军，完全是一群土匪。
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没有这种出头机会，他们长期处于未被启蒙的状态下，没有文化没有见识，所有知识都得之于经验和口耳相传。所以他们只知道一种社会模式——压迫和被压迫，只知道两种上升渠道——当官和“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
军容严整一些的，也容易在一些关键时刻流露出本性。比如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在南京定都后，自天王洪秀全至东、北、翼三王，都建造了华丽的王府。洪秀全的天王府，周围十余里，比现存北京的明、清故宫大了一倍多，而且建筑也华丽得多。东王府则重建了三次，最后落成的王府周长七里，围墙厚三尺高二丈，绕围墙走一圈得一个小时。天王府有侍从1621人，绝大部分都是漂亮女人。洪秀全自住进天王府后，就躲在深宫安享荣华富贵，很少出面处理政事，把自己和天国的臣民有效地隔离开来。天王府的大门上居然刻写着下列几行馏金大字：“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朝奏方准入，否则雪云中。”（“雪云中”，就是杀头的意思）。还大讲排场，出行时前呼后拥，侍从成百上千。洪秀全乘座六十四人抬大轿，东王则乘座五十六人抬大轿。东王杨秀清每次出巡，扈从有一千多人，来不及回避的市民和官僚必须恭恭敬敬地跪在道旁，不得仰视，否则当即格杀勿论。太平天国的制度是绝对禁欲的，但高层则不受限止，他们不但不禁欲，还纵欲。洪秀全在深宫的主要工作是玩女人。每做生日，部下就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还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他选美女。甚至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到太平军败亡时，天王有妻妾88人。在他们如此挥霍享乐的时候，他们不过才刚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才掌握两个省的势力范围而已。
李自成算是在长征路上走得远的，他攻进了首都北京，可以说只差了一步就能完成改朝换代的历史使命。但有没有更高政治理想的差别也就在这里——是解救天下苍生，还是只想当一把皇帝，考验的时候到了。饥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撩乱的金银珠宝面前，几乎是一霎时就把最初起义时的精神丧失殆尽。刘宗敏、李过等高级将领竞相闯入大户人家抢夺美女珍宝；士兵没有将领约束，也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军队纪律空前败坏，才几天功夫，北京市民就对新政权极度失望，诅咒这个强盗政权早一点垮台。
农民起义军是饥寒交迫才走上“犯法”道路的，是在统治者破坏天理的情况下自己来主持天理的。他们针对残暴统治的反抗是正义的，但动机的正义并不保证过程的正义。如果没有更高理想的支撑，正义的反抗者很容易就成为社会秩序的更大破坏者，把整个社会拉入丛林状态。
动机的正义并不保证过程的正义，如果没有更高理想的支撑，正义的反抗者很容易就成为社会秩序的更大破坏者，把整个社会拉入丛林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