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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指出的是，杨广从他父亲手中得到的，是一个国富民穷的隋朝。在粮仓盈溢的同时，仍不断有饥荒的记载。史书没有在记载国力增长时记录百姓的生活状况，但经济发展是有其自然规律的，《文献通考?国用考》曾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则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西汉经济发展最快的文景之治阶段共花了40年，而隋朝超过同样积累只用了20多年。就算生产力有所发展，但也难出太大奇迹，国家的富裕必然是从国民中夺来，无非取之有度，没致人造反而已。大业七年（611年）起，就不断有郡县百姓因灾致贫、陷入饥馑，可见家无存粮。再加上，隋时大量财富聚集到少数人手中，隋文帝的几个皇子、炀帝的重臣杨素与宇文述等，都奢侈腐化，富可敌国。
隋文帝杨坚对此也有认识，他遗诏中说“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教化正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惟以留恨。”又一再交代继承人“务从节俭，不得劳人”，安养百姓。
遗憾的是继任者不仅没有遵从他的遗志，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将刚刚有所好转的民生拉入了贫困和饥馑当中。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在隋朝灭亡之前：“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牣，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藁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国家聚敛了太多的财富，而老百姓却因为统治者的苛政，失去了维持生存最起码的条件。财富集于国库，百姓却无以生存。
观隋末历史，反抗多与国家仓库相关。李密取洛口，开仓放粮；徐世勣占黎阳，开仓放粮；刘武周起兵，宣称：“今百姓饥馑，僵尸满道，王府君闭仓不赈恤，岂为民父母之意乎！”，“壮士岂能坐待沟壑！今仓粟烂积，谁能与我共取之”，即得兵万人。
近年来有一种为隋炀帝翻案的倾向，认为他修建大运河造福子孙万代，拓展疆域弘扬国力，开一代盛世，是真正的伟人。我很想问问这些伟人爱好者是否愿意生活在伟人执政的那个时代，又愿意做伟人的哪一个属下，是累死沟渠的民工，还是徒步陪着他沿运河奔波的士大夫？还有不少人说史书对隋炀帝进行了歪曲，实际上他的统治很得力有序，只是得罪了贵族集团才导致灭亡。这个观点让我困惑：如果他一直那么英明神武，怎么忽然就全国各处都是反抗者了呢？而山东的农民窦建德、张金称，封疆大吏李渊，蝇营狗苟钻上高位的王世充……这来自五湖四海各个阶层的反抗者们，他们又共同属于哪一个贵族集团呢？
隋炀帝毕生都在试图伟大，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想让整个世界都承认他杨广所领导的大隋国，是天下首屈一指的国度，当然，他作为核心，就是首屈一指的神了。如果他的子民都是机器人，不用吃不用喝，不怕苦不怕累，他确实有机会成为独步古今的伟人，可惜这个客观条件太不配合他了。不过话说回来，要是手下有几千万没有个人要求、任人驱使的机器人的话，又有谁当不了伟人呢？
隋炀帝毕生都在试图伟大，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想让整个世界都承认他杨广所领导的大隋国，是天下首屈一指的国度，如果他的子民都是机器人，不用吃不用喝，不怕苦不怕累，他确实有机会成为独步古今的伟人，可惜这个客观条件太不配合他了。
隋炀帝的眼中是没有“民”这个概念的，如果不能提供劳力，那么他们就是麻烦。杨玄感之乱，牵涉在内而被杀的人数以万计，无辜被杀的还有好几万，这都出自杨广本人的授意。他跟亲信大臣裴蕴说：“杨玄感大声一呼，跟从他的人就有十万，使我发现天下人口不能太多，多了就会聚众作乱，不杀不足以阻吓后来人。”而后杨广再赴洛阳时，见到街上的行人，竟然说：“还有这么多人？！还是杀得太少了。”
杨广修建东都的时候，每个月役丁二百万，死者十之四五，大业三年（607年）发壮丁百万修长城，死者也是十之五六。以至于当时有句话，叫天下死于役。为了逃避如此可怖的徭役，青壮农民甚至竞相自残，用砍掉自己的手脚来逃过一劫，还管这个叫“福手”、“福脚”，一直到唐朝建立很久以后，这风气才渐渐消失。
当民众只能靠自残乞活，甚至这样都活不下去的时候，有多少外国人赞叹贵国强盛又有什么意义呢？当街市的富足都是表演出来的布景，繁华都是些面子工程，人民只是一个个完成国家任务的螺丝钉的时候，盛世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是他的国强大了，但跟我们平民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
史书确有歪曲杨广的地方，比如说他“荒淫”，甚至还有人编纂过《隋炀帝艳史》，事实上杨广终其一生，始终与其正妻萧氏保持恩爱。他也很爱文学，收集了大量书籍，并曾令人对当时的古书进行了一次完善的清理删订工作；他生前写过很多诗句，身后被人结集成为《隋炀帝集》，其中有部分诗句流传至今，从中可见其文学素养。如“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去，一望黯销魂。”（《野望》）“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湖水共星来。”（《春江花月夜》）——估计他也会觉得“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吧。但当皇帝与当文学家毕竟不同，一个心中没有他人的人，一个不尊重客观规律的人，能力越大，位置越高，理想越高远，造成的破坏力也就越大。
在魏徵主持编纂的《隋书》中，他个人对杨广进行了一番总结。看了许多分析隋炀帝的文章，还是他这篇对杨广了解最深，毕竟是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并参与过推翻其政权的革命前辈啊！在此翻译如下（有删节）：
史臣（即魏徵）曰：“炀帝少年时代就有令名，志向远大。南平吴会，北却匈奴，在几兄弟当中最为出色。登上帝位时，国土面积之广超过古代，声威传布之远令可汗叩头，南方小国也归附中土。财富堆满都城，粮食堆积边塞。他仗恃强大，要逞其贪得无厌的愿望，认为周朝格局小，喜欢秦汉的强大。自我感觉良好，喜欢炫耀，骄傲狠毒，内心阴险暴躁，外表却标榜严肃沉默。喜欢摆排场来掩饰阴险，除掉规劝的人来掩盖错误。法令多如牛毛，动不动使用酷刑，又杀骨肉，又杀忠良，无功的人受赏，无罪的人获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建设不息。穷兵黩武，苛捐杂税无度，再加上贪官污吏横行，人民简直没有活路。就这样，杨广不仅不做改变，反而更对不从者严刑惩处，对反抗者武力镇压，四海之内骚动，人民求生不能。”
不久，杨玄感发起战乱，突厥又北犯边塞，炀帝反而抛弃国土远走南方。于是天下大乱，强弱相欺凌，饥馑者流离道路，死于沟壑，人民死去十分之七八。变民们四处劫掠，称王称帝，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吃人都来不及拆去骨头！茫茫大地都成了猎场，百姓都成了猎物。四面八方传书向中央政府求救，炀帝却拒绝面对现实。振着蜉蝣的翅膀，穷长夜之乐。等到土崩鱼烂，恶盈满贯，普天之下，都成了仇敌，左右的亲信，都成了敌国，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肯帮他，骨骸都没人埋。《书经》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左传》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观隋之存亡，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