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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一度是个盛世，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了一个盛世。它在短暂的时间里做到的一些成就，是很多朝代几代都不一定能达到的。
在360年的分裂之后。从公元220年东汉灭亡开始，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大分裂时期，先是分三国，然后进入两晋。晋朝一度实现过全国统一，但时间非常短，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此后是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各种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中原地区进行了一场长达百余年的混战。再然后由鲜卑人的北魏统一北方，与在南方的宋、齐、梁、陈几朝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大量外族的涌入和长期的分裂割据，人们已经不知道统一的概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实现统一，其难度是相当大的。隋是分两步得到的全部国土。北方来自于篡位，接收北周的胜利果实。南方来自于征服——位于今湖北省的后梁在开皇七年（587年）被兵不血刃地吞并，位于其东南的陈朝在开皇九年（589年）经过短暂较量被征服。隋在征服陈朝后实行开明政策，善待陈后主家族，结交南方著名文人，在原陈朝地区免税十年，赞助宗教。这些做法收买了人心，使武力征服后没有出现长期反抗的情况。
隋朝建立后，首先就进行了裁汰冗员的工作。当年秦始皇建立了郡县制，汉朝继承，但在执行过程中又增加了一层州，变成了三级。大分裂时期还多了一层府。再加上这期间豪门大族和皇亲国戚都受贿安置门客，在郡外加郡州外加州，官员成倍增加，十羊九牧，百姓不堪负累。隋朝建立后，取消了郡这一级，恢复两级制，并将剩下的旧州官署一律撤销（到隋炀帝时又改“州”为“郡”）。此举不仅减轻了百姓负担，也使权力更向中央集中。其次是简化法律以使其适应新帝国、新秩序的需要。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就命人制定新法典，开皇三年颁布了隋朝法典《开皇律》，后来唐朝直接以它为样板制定了《唐律》，而《唐律》又是后世法令的基本模式。开皇二年颁布的《隋令》则规定了官僚机构办事程序、土地和税收规定、日常行政章程，它涉及的内容又是624年唐朝颁布的唐令的前身。隋朝还创立了三省六部制，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而三省制则在不同时代由统治者根据需要做调整和补充。
隋接手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几个世纪的混乱造成大批人从西北和中原逃亡，数百万人在不断战争中丧生，北方的大片土地遭到破坏，人口减少、耕地荒芜。由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的侵入，奴隶制重新出现，社会倾向于密集在坞壁中。交易和商业衰落，货币被废弃，暂时稳定的政府只能靠征收实物和劳役来实现管理。隋初记载在册的人口只有450万户左右，经过人口普查又查出三四十万户，灭陈后又得户50万，经过十几年经营，到大业二年（606年），户数达到900万户，人口约5000万人。垦田数也发展极快，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的垦土数为19, 404, 267顷，到隋炀帝大业中达到55, 854, 041顷。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拿唐朝比一下就知道了，唐最盛时期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的垦田数，也才只有14, 403,862顷，还比不得隋初的情形。虽然按史学家汪籛的研究，隋这个惊人的垦田数只是理论数字而非事实，但理论数也不至于比实际多出太多，即便折半，也够厉害了。怪不得元人马端临说：“自汉以来,丁口之繁息与仓廪之盛莫如隋”。丁口繁息不足以说明隋之富有，仓廪之盛才能。隋的仓廪丰盛到什么程度呢？通过史书中这些词句可以想象：“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直至起义军大兴之时，仓廪府库，仍称充实。李密“开洛口仓散米”，就食者“近百万口，无瓮盎，织荆筐淘米，洛水两岸十里之间，望之皆如白沙。”王世充据东都，城内“布帛山积，至以绢为汲绠，然（燃）布以爨（就是烧布帛当柴火做饭）。”唐高祖李渊所占有的晋阳，号称“食支十年。”西京（长安）的府库，则直至唐贞观年间，尤未用尽。
隋朝建立之前，突厥已在北方兴起并形成边患，其时北周北齐对峙，都收买突厥以避免腹背受敌。北周帝卑躬屈膝地求娶突厥之女，每年送给突厥十万段丝缎，北齐也花大价钱买平安。突厥王几次对随从说：“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隋建立后采取促使突厥分裂的政策，收到效果，并在军事上屡次给予突厥以重创。在南方，公元605年，隋的军事力量继秦汉以来再次及于印支南部，建立了临邑郡。在西方，隋于公元608、609两年间，连续进击吐谷浑，获得决定性胜利，并以其地置河源、西海二郡（在今青海）。同时，隋以兵力威胁伊吾，迫使高昌王及伊吾吐屯设“入朝”，并迫使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因置鄯善、且末二郡（在今新疆）。东方海上，公元610年，隋遣兵万余人泛海登琉球（一般认为是今台湾，也有人认为是今菲律宾），俘虏了大量男女奴隶。此后，日本也遣使入隋，这一行动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初人形容隋的强盛说：“统一寰宇，甲兵强锐”，“风行万里，威动殊俗”。
从汉以降，权力是掌握在一批贵族家族中的，汉朝虽然有“举孝廉”的制度，但“孝廉”的产生也把持在贵族集团手中。可以说，王侯将相，就是有“种”的。建立于隋文帝开皇年间的科举制打破了这种状况，虽然它的作用在隋朝尚未明显表现出来，但对后世影响巨大，它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上升渠道（虽然这渠道很窄），也造就了一个职业官僚群体。这样一来，统治集团就不再只是一小群世代相传的家庭，贵族也在中国慢慢消失。同时，这些人是依靠皇权获得地位的，没有皇权就没有他们的发达，拥护皇权也就是拥护他们立业的根本，他们与皇权的关系更加紧密，也因此更促进了中央集权。这与之前一些贵族世家世袭权力，皇帝是谁与他们无干而缺乏保护皇权的热情的情况大为不同了。
隋文帝时修了广通渠解决大兴城（也就是长安城）的漕运；炀帝时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今江苏的镇江）到达余杭（今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这些渠南北连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连接起来。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唐朝人皮日休曾总结说，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
还有一些虽算不得文治武功，但也称得上是留给后世的遗产。
隋文帝执政的第二年，因为沿用的北周都城旧长安已经破落，饮水也带涩味，几乎不适于人类居住，于是决定在长安东南二十一里龙首川处建新都城大兴，并令宇文恺负责督建。宇文恺是个建筑天才，他建成的大兴城不仅隋朝使用，而且唐建立后将其继续发展，用了300年。他的规划影响了自唐至宋各大城市的建设，连日本平安京也是仿了这一设计。大兴城分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宫城居最北，皇城外绕，皇城外分东西二郭，各分为三纵列，每列南北十三坊，此皆东方文化的表现。衙署与民居分离，也便于统治。史载“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朝廷、宫寺、门居、市区不复相参”，规划十分精致。
隋文帝开皇五年（585年），度支尚书长孙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之灾，百姓生活困难，奏令民间设立义仓以资赈给：“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请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与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文帝批准了这个主意，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义仓由此出现。开皇十五年（595年），以义仓贮在人间，多有损费为理由，将义仓的管理权从乡村基层的社司转移到州仓曹手中。开皇十六年（596年），义仓粮的缴纳由自愿变成了强制，从不拘数量变成了按户等高低征收固定额。隋的义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赈济饥民的义仓，不过义仓制度在隋代只在文帝期间起到了作用，炀帝时就被其征用了。唐把这一制度沿用了下去，直至清。义仓在历史上时兴时废，真正用于赈灾的时候不多。义仓制度在唐代也经历过如隋代一样的演变，由最初用于民间赈灾储备，慢慢演变为皇帝的私藏，到最后成为必须缴纳的税收，变成国家的囊中物。民物官管，往往会有这样的结果。
隋朝实行府兵制，士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这种制度产生的兵员在隋炀帝第一次征辽也就是打高丽失败后，被炀帝杨广认为战斗力不够。回军后，他就在全国范围内募集了至少十数万的武功高强不怕死的年轻人，组建了一支精锐军队，称“骁果”。这只部队精锐到什么程度呢？从史书中记录的骁果沈光的行为可见一斑：“光少骁捷，善戏马，为天下之最。”，“初建禅定寺，旗杆高十余丈，竿顶需系绳索，沈光口衔索，缘竿而上，直至竿顶，系绳毕，手足并放，凌空而下，以掌撑地，倒行数十步，时人号为‘肉飞仙’”。这支精锐部队为隋发挥作用是在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在雁门被匈奴所围的时候，他们以自己的骁勇保护炀帝直到解围。但此后起的作用就是破坏作用了，由于其极强的战斗力，起到的破坏作用也是极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