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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学校好不好，普通人一般习惯用两条标准去衡量：任教的名师和出过的名学生。名师、名学生最多的，就是最好的学校。至于名师怎么个教法，名学生怎么个学法，这所学校怎么个好法，只有专门的考察者才会去细究。
关于范仲淹对老师和学生的重视，以及如何精心办学，众多记载大同小异，笼统而平面，一般都是这样叙述：他把师道确立为整个教育的重心，要求教师通晓经文经义，传授治国治人之道，不但学识渊博，还要力行仁义道德，才德俱佳，授业育德；范仲淹力荐“明师”，多次聘请和推荐著名学者任教，比如王洙和嵇颖等，他们博学多才，教学有志，授徒有方，成绩卓著；范仲淹掌管应天府书院时，总结戚同文的教学方法，为书院制订出一系列“为学次序”和“读书次序”，严格要求院生学习；他自己一方面担任主持，一方面还兼职教授“艺文”和“易经”两门课，“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 （《涑水记闻》） ；学院的基本课程是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和《春秋》，学生会按照不同专长而入读各项分科，范仲淹主张学以致用，提倡实地考察，即所谓“明体达用”；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向学生讲学，大多是提纲挈领式的，并不作逐字逐句的解释串讲，给学生以提示，再由学生提出疑难，作针对性讨论……由于范仲淹治学谨严，继承、发展了睢阳学脉，应天书院学风甚浓，人才层出不穷，比如富弼、张方平等，于是乎四方学子纷纷慕名而来，一时“人乐名教，复邹鲁之盛”，俨然国中一大学府。所以后来《宋元学案》将“仲淹之学”标识为“睢阳所传”，他树立了兴学立教的典范，应天书院也成为宋初儒学复兴的大本营。《宋史》有“以文学有声于场屋者，多其所教也”的记载。都大致如是平铺直叙，不如讲几个故事。我就讲一个老师的故事，“王故事”；一个学生的故事，“孙故事”。且“王故事”“孙故事”，都是史实，都是范仲淹兴办应天书院的真实事迹。
先讲“王故事”，就是王洙的故事。
王洙，字源叔，商丘本地人，比范仲淹小七岁，范仲淹来“掌府学”时，他就在应天书院当“讲书”。此前，他父亲王砺和哥哥王渎也都在应天书院当老师，看来教书是他家的“祖传职业”。王砺是戚同文的得意门徒，进士及第，官至屯田郎中，最后还是选择了回乡教书，肯定深受戚同文影响。王家父子三人先后供职同一书院，不但家学好，而且教书教得好，在当地极有名声。据说早在景德年间，范仲淹便结识了少年王洙。宋真宗景德年号只用了四年，即公元 1004 年至 1007 年，对应到范仲淹，是他十六岁至十九岁这一时期。有机会结识王洙，也就只有秋口读书那阵子，莫非与一伙同学进寺庙抽签问前程时，就有王洙在内？这段史料少有提及，更无考证，姑存一说吧。知道他俩认识很早就行了。
且说王洙生性聪慧，自小受家学熏陶，“泛览传记，至图纬、方技、阴阳、五行、算数、音律、训诂、篆隶之学，无所不通” （《宋史·王洙传》） ，二十七岁高中甲科进士，补任舒城县尉。可惜不久因事被免官，归居南京。又是晏殊识才，特聘他到应天书院任教。不久，范仲淹亦受聘“掌府学”，与王洙近二十年后再次聚首，喜出望外，二人从此成为志同道合的终生挚交。
不久，朝廷调王洙任贺州富川县主簿。去边远地方当一个小小行政长官，这不屈王洙大才吗？范仲淹首先提出不同意见。他诉诸晏殊，二人一拍即合，说什么也得把王洙留在应天书院。那上面怎么交代呀？晏殊圆通得很，就说这样吧，老范你笔头子了得，《上执政书》写得影响多大呀，就有劳你给皇上打一个报告，我看准行。范仲淹本性质直，又爱才心切，也不推辞，当即撰写了名篇《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其中不少章句前文已然有所摘引，但全文实在太精彩，故全文摘录，以飨读者。
右，臣闻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风，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
然后命之以爵，授之以政。济济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故声诗之作，美上之长育人材，正在此矣。
国家崇儒敦古，右文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当州近辅之郡，宜崇治本。兼至圣文宣王庙，已有学舍三十余间，有修学进士二十余人，非有讲贯，何以发明？臣窃见贺州富川县主薄、充应天府书院说书王洙，于天圣二年御前进士及第，素负文藻，深明经义，在彼讲说，已满三年。伏望圣慈特与除授当州职事官、兼州学讲说。所贵国家教育之道，风布于邦畿；进修之人，日闻于典籍。士务稽古，人知向方。干冒圣威，臣无任。
这一篇奏稿，言简意赅，词恳意切，别说一下打动了仁宗皇帝收回成命，就是今天我们读起来，亦觉动情。从此王洙留在应天书院总共八年，直到明道二年 （公元1033 年） 调往京都。由于他学识渊博，教授得法，又竭心尽力，深受同道与生徒敬重。欧阳修后来对王洙的教学艺术，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语言初如不出诸口，已而辨别条理，发其精微，听者忘倦。决疑请益，人人必得其所欲。”
范仲淹与王洙在应天书院的故事本也就这样，但其后续，益发感人。有人专门写了“范仲淹三荐王洙”。
明道二年四月，范仲淹被宋仁宗召回京都，任右司谏，职责是监察官吏，负责选拔人才，建言规谏。范仲淹荐贤不避亲，当下举荐王洙任国子监说书，即被批准。不久，王洙改直讲，校《史记》《汉书》有功，再迁大理评事
、史馆检修
、同知太常礼院。康定元年
（公元1040 年）
，王洙晋升天章阁侍讲，累迁太常博士同管勾
国子监，预修《崇文总目》，升尚书工部员外郎，修《国朝会要》，入直龙图阁，权同判太常寺。庆历三年九月，王洙受命与欧阳修共纂《祖宗故事》，历时一年，成二十卷。要不欧阳修怎么那么了解王洙呢！
可就在王洙大展才华之际，庆历四年 （公元1044 年） 十一月，他却因为参加苏舜钦的宴会，被庆历新政的反对者章得象、王拱辰等人罗织罪名，贬知濠州。反对者的目的是要进一步清洗庆历改革派人物。史载：“民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据说成语“一网打尽”就出自此。庆历五年 （公元1045 年） ，王洙再迁知襄州，途经邓州，特意拜会老兄故友范仲淹。二人诗酒唱和，感慨良多。范仲淹写有《依韵和襄阳王源叔龙图见寄》，诗很感人，如下：
高车赴南岘，敝郊主东道。
风采喜一见，布素情相好。
屈指四十秋，于今岁寒保。
我起为君寿，善颂复善祷。
愿尽杯中物，薄言理可到。
君子贵有终，功名非必早。
朝端卿大夫，所尚贤而老。
世虑久乃周，圣门深已造。
与君誓许国，无忝于祖考。
洁如凤食竹，乐若鱼在藻。
安得长相亲，时时一绝倒。
不忘平生期，明月满怀抱。
此时，已然五十七岁的范仲淹抱病邓州，会见王洙后，依然不改初衷，认为绝对不能大材小用，便第三次上书仁宗，举荐王洙，再草《乞召还王洙及就迁职任事札子》。内中言道：
臣闻国家求治，莫先于擢才；臣之纳忠，无重于举善。……王洙文词精赡，学术通博，国朝典故，无不练达，缙绅之中，未见其比，以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镐方之，不甚过也。……徒以横议中伤，例谴居外，三经赦宥，未蒙召还，恐非圣朝弃瑕采善之意。……伏望圣慈，不以人之小累而废其大善。如朝廷采鸿儒硕学以备询访，则斯人之选，为中外所服。……欲乞特赐召还，仪表台阁。倘朝廷意切生民，重其外补，则乞就迁近职，别领大藩。使缙绅之列，知稽古有劝，为善弗掩，实圣政之端也。……或不如举状，臣受上书诈不实之罪。如朝廷擢用后犯入己赃，臣甘当同罪，取进止。
范仲淹押上一生清名和政治生命，甘愿第三次举荐王洙，如此肝胆胸怀，古今能有几人！王洙也无愧于三荐之恩，不但教育出成批的睢阳学者，而且成为北宋校勘、编纂古代典籍的佼佼者，他从翰林院所存的大量蠹简残策中，发现了东汉张仲景的《金匮玉函要略方》，后世简称《金匮要略》，可谓功德无量。
再讲“孙故事”，即孙复的故事。
孙复，字明复，号富春，山西平阳 （今山西临汾） 人。他虽然比王洙还大五岁，但不是应天书院的老师，而是一个学生。不过，要说学生似乎也不准确，更像现在常说的“访问学者”吧。孙复幼年丧父，家贫无助，但力学不辍，饱读六经，贯穿义理，可就是运气不佳，考了四回进士都落榜不举，失望之余，便于三十二岁退居泰山，苦读苦修，后来人称“泰山先生”，即发端于此。他与范仲淹结识，大约就在这个时期。
孙复只比范仲淹小三岁，前来拜见应天书院掌学范仲淹时，已然三十六岁，而且，第一次来，并非要当“访问学者”，是来向范掌学借钱的。楼钥在《范文正公年谱·五年丁卯
年三十九》条下，这样记载此事：
范文公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文正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谒，公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生戚然动色，曰：“老母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公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为学乎？”孙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笃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明年，公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太学，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
这段史料又见于《宋名臣言行录》和《宋元学案·泰山学案》等，应是公认的史实。顺便一提，关于两次共赠钱两千，有不同说法，就是这两千之数，是两千文呢还是两千缗？两千文是两贯，也就是两缗，也就是二两银子，合现在人民币大约千元之数。孙纲先生在《范仲淹与应天书院》一文中说：“山东泰山有学生孙复，两次来书院乞讨。范仲淹各赠一千缗，并赐《春秋》。”两千缗就是两千贯，就是两千两白银，就是二百两黄金，范仲淹肯定舍得给，可他也得有啊。
言归正传。对孙复这样一个“编制”外的“学生”，范仲淹尚能如此关爱救助，对其他学生会怎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可以小举两例。应天书院还有一位名师嵇颖，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他的穷外甥张方平就在他跟前读书，却干瞪眼接济不上。范仲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便予以百般照顾与关爱。张方平后来一直追随范仲淹，宋神宗时贵为宰相，是苏东坡的老师。年轻的苏东坡因为未能见上范仲淹而抱憾终生，他在《范文正公集序》里说自己“嘉祐二年
（公元1057 年）
，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也欤！’……呜呼，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然不敢辞者，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
，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再一个就是富弼。在校生富弼，志向远大，但比较谨慎小心。范仲淹便教导他博通经史，增广见闻，并鼓励他大胆应试制举，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富弼后来成为北宋中叶的名臣，成为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得力帮手之一。青州三贤祠中的三贤座像，中间为范仲淹，一边是欧阳修，另一边就是富弼。
回到孙复。他得到范仲淹帮助，在应天书院一边做事，一边学习，“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学业大进，尤其于《春秋》一经，因与范仲淹时相切磋，独有心得，这才“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才有“孙秀才”大放异彩，才有日后“宋初三先生”
扬威，开宋代学术兴盛之先河。对此，《东轩笔录》尚录有范仲淹一叹，曰：“贫之为累亦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则虽人有如孙明复者，犹将汩没而不见也。”是的，假如没有范仲淹热心兴教育人，孙复再有冲天才气，也难逃老死草野的悲剧结局。如此，何来旷世硕儒“宋初三先生”？
孙复在“退居泰山”之前，约有一年的时间从学于范仲淹，他“学《春秋》”，当始于范仲淹“授以《春秋》”。孙复苦学于泰山期间，还保持着与范仲淹的书信往来。在《范文正公集·尺牍》中，还保留着一封范仲淹写给孙复的信，其中有“及得足下河朔二书”云云，并邀请孙复来浙中一游，意极恳切：“足下未尝游浙中，或能枉驾，与吴中讲贯经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为政，买山之图，其在中矣。”孙复在自己的《孙明复小集》中亦有《寄范天章书》，师友之情深远也哉。
孙复出自范仲淹门下，可他到底有多大的学术成就？“公去睢阳，孙亦辞归”，范仲淹离开应天书院去了京都，孙复何归？再归泰山。石介在泰山筑室，邀孙复去讲学。石介就是“宋初三先生”之一的那个石介，世居山东泰安徂徕镇桥沟村，故世称“徂徕先生”。其父石丙大进士出身，“专三家《春秋》之学”，对石介影响至大。《宋史·石介传》说他“貌厚而气完，学笃而志大”。石介二十多岁时，北游魏地，追寻宋初古文家柳开遗迹，再南下应天书院，就读于范仲淹门下。天圣八年 （公元1030 年） ，二十六岁的石介中进士，初任郓州观察推官。他一生追随范仲淹，为庆历新政写下《庆历圣德诗》，开罪于政敌，引出一场惊天大案。这是后话，回头还得细说。
且说孙复回归泰山，主要从事经学的研究与讲学，八年之中撰写《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等，声名渐显于世，从此专心于讲学授徒近二十年之久。石介对孙复执弟子礼，甚恭，文彦博、范纯仁 （范仲淹次 子） 等一代精英，也都出自孙复门下。孙复勤于治学，着力周、孔之道，推崇韩愈道统论。他在《孙明复小集·信道堂记》上说：“吾之所为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他认为：“儒者，长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即儒道应为包括帝王在内都得遵行的根本原则。这就大大抬高了士君子的社会地位，理论上对皇权专制构成一种制约。这是理学在兴起之初最有价值和进步意义的亮点。孙复治经，正如范仲淹所期，特重《春秋》，十二卷《春秋尊王发微》，置《三传》于不顾，以“尊天子，黜诸侯”立论，认为《春秋》“有贬无褒”，而要义为孟子所肯定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思想。孙复专重六经义理之说的主张，开后世宋学敢于突破前人旧说的先例。
孙复与范仲淹不同的一点是，他像韩昌黎一样“力辟佛老”，写过《儒辱》《无为指》等文，专门攻击佛、道，把儒、道、佛鼎立，看作是“儒者之辱”，进而号召儒者“鸣鼓而攻之”。很明显，这就比范仲淹的格局小多了。不过，范门孙复还算是北宋庆历之际经学变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风影响颇大。程颐在《回礼部取问状》中记载：“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
孙复还编撰有《睢阳子集》十卷，不忘自家学问源头，乃睢阳学派一脉也。另有《谕学》诗一首，录之以收束本节。
冥观天地何云为，
茫茫万物争蕃滋。
羽毛鳞介各异趣，
披攘攫搏纷相随。
人亦其间一物尔，
饿食渴饮无休时。
苟非道义充其腹，
何异鸟兽安须眉。
人生在学勤始至，
不勤求至无由期。
孟轲荀况扬雄氏，
当时未必皆生知。
因其钻仰久不已，
遂入圣域争先驰。
既学便当穷远大，
勿事声病淫哇辞。
斯文下衰吁已久，
勉思驾说扶颠危。
击喑驱聋明大道，
身与姬孔为藩篱。
是非丰悴若不学，
慎无空使精神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