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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奇怪的学术现象：多年来在宋学研究和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范仲淹几乎是一个不大被重视的人物，在一些著名思想史、哲学史著作中，也大多见不到他的名字；在人们心目中，他只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甚至军事家。加之有些学者对北宋儒学、道学、理学概念的理解过于狭隘，就更少提范仲淹了。
这是一处学术硬伤。
其实，范仲淹是北宋前期复兴儒门教育的第一人。史学家刘子健先生说：“宋学为中国哲学最精彩的一页。明清两代之哲学，胥不能脱离其范围。而宋学之发扬光大，实自仲淹创之。朱陆出于张程，张程导源于仲淹。非张程无以树宋学之中坚，非仲淹无以开宋学之先路”“朱陆上继张程，张程肇源仲淹。宋学之发扬光大，非仲淹不及此。明道象山一限之传，至明而有王守仁，至清而有黄宗羲；伊川晦翁一限之传，至明末清初而有顾炎武、吕留良。横渠之学在南宋，除晦翁而外，兼影响永嘉诸子，至明末清初而有王夫之崛起。吾国学术之辉煌璀璨，皆仲淹倡导之功也”。实际情形如何呢？
范仲淹“掌府学”时的天下大局，有点像先他两百多年的韩愈老先生的处境。自天宝十四年 （公元755 年） 爆发“安史之乱”以来，大唐盛世就开始衰败。九年征伐与惨淡经营之后，大乱局面虽告终结，但面对野心勃勃的割据藩镇和不时报忧的边疆祸乱，朝廷则应对无力，政出多门，宦官弄权，朝官政争，历经肃宗、代宗、德宗几代皇帝使劲，也再难振作起来，终于导致动乱连年，经济衰败，矛盾丛生，国是日非。思想文化界则弥漫着颓废、消极的风气。再加上宽容佛、道两教的长期国策，造成上下迷信盛行，世风日下，信仰危机突出。这就给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学复古运动”者提供了历史契机。韩愈所提倡的复兴儒学，并不是单纯地恢复古礼，埋头儒家典籍，而是在吸收儒家经典的基础上，提出新思想、新理论，这就是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的心性哲学，以维护大一统为目的的政治哲学，以弘扬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由与独创精神为特征的艺术主张。学统、政统、文统，三统合一，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仁义之道，就是道统论。韩愈在《原道》里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韩学虽未能在政治上获得成功，但对后世理学、史学、古文运动、宋诗的兴起与发展，还是直接产生了影响。应该说，包括范仲淹在内的宋代儒学家们，正是在对韩学的批驳与接受之中，造就了宋代儒学自身理论思维的成熟与理论体系的完善。
再看范仲淹此时面临的天下大局。中国历史上多有“三朝元老”式的成功人物，有“十朝元老”吗？有，空前绝后的一位，大名叫冯道。他历经桀燕皇帝刘守光、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唐明宗李嗣源 （即位后改名李亶） 、后唐闵帝李从厚、后唐末帝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晋出帝石重贵、辽太宗耶律德光、后汉高祖刘知远 （即位后改名刘暠） 、后周太祖郭威，一共十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是个名副其实的“官场不倒翁”。可反过来一想更令人吃惊，冯道所事十朝，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帝仅在位三年余，最长的后唐明宗和后晋高祖也都不过十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世道能好到哪儿去？冯道固然赚得“无廉耻”“奸臣之尤”的负面名声，可这个时代就没有责任吗？五代之乱，纲常倾覆、道德沦丧、风俗隳坏、士人无行，人伦关系全面倾覆，道德伦理几近崩溃。乱世英雄赵匡胤看得清，说得准：“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 （司马光《涑水记闻》） 他英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建起统一而强大的大宋王朝。
不过，北宋开国数十年间，大兴文教，主要着力在科举取士方面，急用现有人才，尚未能重视兴学育人。京城里只有一所学校，即国子监，且逐日萧条，“生徒至寡，仅至陵夷” （杨亿《武夷新集·代人转对论太学状》） 。开科取士只看考试成绩，不问学校出身，于是士子多贪图名利，徇私舞弊，不务实学，浸以成风，到仁宗时，科举之弊，愈演愈烈，已成燃眉之患。正是这样的天下大局，给范仲淹提供了历史契机，他要像韩昌黎彰道统一样，首先站在一个思想制高点上谈论复兴儒门教育，不是“文必秦汉”，而是要“回向三代”；不是“张扬儒道、力辟佛老”，而要“援释、道入儒，三教合流”，新开学风。
范仲淹对自己面临的国家形势早有非议，早有定见，早有陈述。天圣三年 （公元1025 年） 有《奏上时务书》；天圣五年 （公元1027 年） 有《上执政书》；天圣八年 （公元1030 年） 有《上时相议制举书》等。他在《上执政书》中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六大主张。何以“重名器”？就是慎选举敦教育。他把当时只顾科举取士而不谙重在育人的弊病，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不想种地只想收庄稼，哪有这种好事！结果必然是择而不教，久而乏人，贤才难以为继。其实，范仲淹这种重在兴教育人的学术主张，绝非一时兴起，而源自他长久以来的大思考，那是一种博大深厚的思考，政治的、思想的、哲学的。这种大思考早在他就学应天书院时已然大致完成。且看他写于那时的《咏史五首》：“莫道茅茨无复见，古今时有致尧人。” （《咏史五首其一·陶唐氏》） “但得四门元凯至，九韶何必凤皇来。” （《咏史五首其二·有虞氏》） “讴歌终在吾君子，岂是当时不让贤。” （《咏史五首其三·夏后氏》） 所倾心的已是三代之业，三代之制，主张君臣共治天下，君有过则臣谏之，以尧舜为致君楷模。后世有人说，宋儒“回向三代”的运动，是从王安石熙宁变法开始，才“从‘坐而言’转入‘起而行’的阶段”。非也。其实，范仲淹等确立的“明体达用之学”，才是宋儒“内圣”与“外王”相贯通的思想先声。王安石并非“宋代最先接上孔、孟旧统的儒者”。“回向三代”，再接孔孟者，正是范仲淹。就这一点说，范仲淹复兴儒门教育的事功，远超韩柳的“儒学复古运动”。
有了源远流长的思想资源，有了复兴儒家礼乐文教的远大志向和使命感，才能生发出活力四射的改革主张。就兴教育人而论，范仲淹才会深谙真谛：“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 （《上时相议制举书》） ；才会认定：“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风，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 （《代人奏乞王洙充 南京讲书状》） ，“地广千里，功亏一贤” （《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赋》） ，“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 （《选任贤能论》） ；才能痛切地认识到：“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 （《邠州建学记》）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把“兴学”当作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尤其是“太平年间”的教育最为急迫，“古者庠序列于郡国王风。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时而教育哉？”也才能把睢阳先生“天下同文”的师志，提高到“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将充盈着士君子文化血脉的睢阳学统发扬光大。
教育思想明确，才会出以良方。范仲淹指出：科举考试应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教育是培养、选拔人才的必要前提。假如“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势必造成“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 （《答手诏条陈十事》） 。而要革除此时弊，必须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考试要“以策论高辞赋”，“复小为大，抑薄归厚”。至于教学内容，则应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为主，他说：“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机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辩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机，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辩，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 （《上时相议制举书》） 非同凡响的是，范仲淹在强调六经之重要外，还特别指出要兼授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应以六经为先，正史次之，再令考生论述时务及提出实际的对策方略，如此方可把“天下俊贤”引向经邦济世之业，为国家培养杰出的辅佐人才。
另外，在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一点，范仲淹不仅主张学习儒家经典和算学、医学和军事等知识和技能，还一反“力辟佛老”的先世学风，认为“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 （《上执政书》） ，主张援释、道入儒，三教合流，独辟新径。正是范仲淹为儒学注入了新元素，新的学术思想——理学形成了。在推动儒学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范仲淹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难怪韩琦在《祭文正范公文》中盛赞道：“上天生公，固为吾宋。以尧舜佐吾君兮，既忘身而忠国；以成康期吾俗兮，又竭思而仁众。”朱熹更在《五朝名臣言行录》中推崇说：“公之学识，于名教岂小补哉！”范仲淹，实乃北宋理学真正的启蒙之人、开山之祖也。
17 世纪，西方传教士称宋代的儒学为“新儒学”（Neo-Confucianism）。这个提法一直流行到 20 世纪的西方汉学界，又与明学合称为宋明新儒学，此后也渐为中国学人所采用。新儒学问世，确与范仲淹“援释、道入儒，三教合流”的创意有关。佛、道的宇宙观和本体论，尤其是佛教的哲学思辨性，深深吸引、刺激着广大士人，这种思辨性在后来的宋明理学中体现得非常鲜明。我曾写过如下一段浅薄文字，录出以为本节收束：“两宋时期，范仲淹、胡瑗、孙复等首开书院讲学之风，中央太学亦模仿胡瑗苏湖讲学制度，其后之周濂溪、张横渠、程氏兄弟，绍继其风，于书院讲学，谈经论道，遂使有宋一代文风大盛，至南宋朱子而集大成为宋理学。从儒学自身发展来看，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者儒学复兴运动，它所强调的义理之学，是对于汉唐儒学的一种反动，表现出一种想要摈弃汉唐训诂之学而直接面向经典、回复圣人之道的气势，颇有一点‘文艺复兴’的味道。这个复兴儒学的运动，由隋唐之际的王通发其先声，由唐代中期以后的韩 （愈） 李 （翱） 柳 （宗元） 诸人继其后续，至两宋时期则蔚为大观。宋理学是当时中国有抱负有思想的士君子群体，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从此影响后世八九百年。”
说范仲淹是北宋“复兴儒门教育的第一人”，当不为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