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提到,范仲淹重回母校“掌府学”,是应邀为之。那么,是谁邀请了他呢?这一命运大转折,得力于一个小他两岁的江西人——晏殊。是晏殊特邀了他。人称晏殊一生为官,“富贵优游五十年”。他虽然官至宰相,日后却未能像范仲淹一样跻身历朝历代名相之列,所以名声不显。不过,一提传世佳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世人必定耳熟能详。它就出自晏殊的一首《浣溪沙》。有人知道“抚州八晏”吧?晏殊即为“八晏”之首,下面才依次是晏几道、晏颖、晏富、晏京、晏嵩、晏照、晏方。晏殊五岁会作诗,十四岁成进士,能诗、善词,文章典丽,工于书法,尤以词最为突出,有“宰相词人”之称,是北宋前期婉约派代表词人,而且相当高产。《东都事略》说他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中兴书目》称其作九十四卷,《文献通考》载《临川集》三十卷,皆不传。传者唯《珠玉词》三卷。汲古阁并为一卷,为《宋六十名家词》之首集,计词一百三十一首,清人辑有《晏文献遗文》,收入《宋四人集》中。不过,此公最珍贵处更在于他胸襟宽阔,不但不嫉贤妒能,反而唯贤是举,除范仲淹之外,诸如欧阳修、王安石、孔道辅、韩琦、富弼等一大批北宋贤相名将,均出自其门下或经他栽培、荐引而显达于世。所以《宋史·晏殊传》夸他:“平居好贤,……及为相,益务进贤材。”更评价说:“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可见他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绝不限于“遂请公 (范仲淹) 掌府学”了。
那么,晏殊是在何时认识范仲淹的?史无详载。汪藻在《广德军范文正公祠堂记》中写:“公 (范仲淹) 以进士释褐,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日抱具狱与太守争是非,数以盛怒临公,公未尝少挠。归必记其往复辩论之语于屏上,比去,至字无所容。贫止一马,鬻马徒步而归。非明于所养者能如是乎?”接下来“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范仲淹三十岁调任谯郡从事,作文自叹曰:“余岁三十兮从事于谯,独栖难安兮孤植易摇。” (见《祭 龙图杨给事文》) 一直到三年后“监泰州西溪镇盐仓”,上书张纶请重修捍海大堤。这期间,范仲淹进过《皇储资圣颂》,吟过《西溪见牡丹》《西溪书事》两首诗,写过《上张知白右丞书》,还为宰相寇准被诬事上书鸣不平。有意思的是,晏殊和另一位宰相吕夷简都曾在西溪镇做过盐官。特别是后来成为范仲淹政敌的吕夷简居此时,手植牡丹,留有诗刻。范仲淹的《西溪见牡丹》正是为此而作:“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另一首《西溪书事》也与此时的心境相通:“卑栖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子牟何必怨江湖。秋天响亮频闻鹤,夜海朣胧每见珠。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据说范仲淹在西溪还写过一首小诗:“谁道西溪小,西溪出大才。参知两丞相,曾向此间来。”此诗真伪无考。以上这些言行诗作,是否引起过晏殊关注,也史无详载了。那么,晏殊得闻范仲淹大名并惜才倚重,或在兴修捍海堤以后吧?这里不去细究。
且说天圣五年 (公元1027 年) ,晏殊身为枢密副使,因反对张耆升任枢密使获罪,被贬出京城任南京留守,来到应天府,大力扶持应天书院,慕名力邀范仲淹到书院任事。这对范仲淹来说,真是“人和”之首也。
另外,还有两个人也可能居中出力:蔡齐和戚舜宾。
楼钥在《范文正公年谱》中所说“登蔡齐榜”的蔡齐,就是时任应天知府的这个蔡齐。他比范仲淹大一岁,山东胶州人,是胶东历史上唯一的状元。人长得“仪状俊伟,举止端重”,宋真宗一见就对宰相寇准道:“得人矣!”诏令金吾卫士七人,“清道传呼以宠之”。后世状元“跨马游街”之殊荣,就是从蔡齐开始的。蔡齐为人刚正,任翰林学士时,手握实权的刘太后派太监罗崇勋主持营建景德寺,命蔡齐写一篇记事颂德的文章。罗崇勋告诉蔡齐说,这篇文章写好了,可望升任参知政事。蔡齐却故意迟迟不写,被罢免了翰林官职,还被赶出京城。蔡齐后来升任宰相,因与权臣意见不合,辞去宰相职务,以户部侍郎的虚衔,出知颍州,两年后死于任所,年仅五十一岁。范仲淹为他写墓表:“浩然示至公于中外,以进贤为乐,以天下为忧。见佞色则疾,闻善言必谢。”欧阳修为他写行状:“在大位,临事不回,无牵畏,而恭谨谦退,未尝自伐,缙绅倚以为重。”史称蔡齐“精学博文”,平生所著诗文甚多,可惜都散佚无存,仅留《小孤山》七律一首,有“月生西海初三夜,潮到东吴第一关”之句,亦可略见其文采。想见当年蔡齐,与范仲淹有同榜之谊,对晏殊邀范之议肯定举双手赞同,是不是他向晏殊推荐范仲淹也说不定。这段史料简略马虎,留待细查。
戚舜宾者,乃戚同文之孙。范仲淹当年在南都就学时,书院便由戚舜宾主理。他严守祖制,“制为学规,凡课试讲肄,劝督惩赏,莫不有法;宁亲归沐,与亲戚还往莫不有时;而皆曲尽人情,故士尤乐从”。那时,书院执教者多是戚同文的再传弟子,授以儒家经典,以六经为教材,使范仲淹获益终生。戚舜宾眼中的范仲淹,勤学多思,品学兼优,得祖父真传,其余诸人无出范仲淹之右者。如今有他归来“掌府学”,戚舜宾当然是最高兴、最欢迎!
其实,要我说,范仲淹在此得到的最大“人和”,应是戚同文,虽然后者只是一位人品道德上的“精神恩师”,因为范仲淹求学南都时,戚同文先生已然过世二十多年了。
根据《宋史·戚同文传》所载,戚同文幼年失去父母,由祖母把他带到娘家养育,同文奉养祖母以孝著称。祖母去世,同文日夜悲哀号哭,几天不吃饭,乡里人为之感动。这样的身世让范仲淹感同身受。
《宋史》记载,戚同文纯正质直、崇尚信义,人家有丧事尽力拯救接济,对宗族、乡里贫困的人也予以周济,十二月的时候,多次脱下自己的棉衣给贫寒的人。他不积聚钱财,不营建住房,有人劝他,他则回答:“人生以行义为贵,安用是义一字!”由是,深为乡里推崇佩服。这样的品德让范仲淹顶礼膜拜。
史家说:老先生所创立的睢阳学统,具有宋学兴起的最基本特点。为矫正五代以来文教风俗之浇薄,老先生艰苦励行,力求恢复先儒修己治人的道德仁义精神,重内圣而不弃经世,以人格立师道,而生根于社会。睢阳学统则继承了同文先生的遗志,成其学脉所在。这样的道德追求让范仲淹受益良深,其一生行谊实根基于睢阳之学。
范仲淹虽然已不是当年学子,但重返母校,精神恩师戚同文老先生的高大形象,一如在眼,一如在心,是他最深厚最牢靠的人文依托。他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回顾既往说:“乃有睢阳先生赠礼部侍郎戚公同文,以贲于丘园,教育为乐。……由是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欤鲁堂,章甫如星,缝掖如云。讲议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诚以日至,义以日精。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有着这样的前辈,有着这样的睢阳学流,“人和”如此,范仲淹能不底气十足吗?
说到“天时”,我想这么理解。对于历代兴教办学者来说,所谓天时,莫过于当时政治环境的生态状况,在中国可以理解为皇权治统环境的生态状况。自然界有个C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C生态系统有个“蘑菇理论”,表达出来,像是一首诗,比诗更美妙,是:“创造一个环境,有了一定的空气,有了一定的水分,有了一定的湿度,蘑菇会自己长起来。”就是说:在自然界的大森林里,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上述的空气、水分、湿度,当然也离不开土壤和阳光,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环境,就能成片地生长出蘑菇。如果我们借用“蘑菇理论”到社会生态系统,所谓兴教办学的好天时,就是“天然”的土壤、阳光、空气、水分、湿度……基本不缺,是一个相对良性循环的社会生态系统,是一个“美好的环境”。只要具备这样一个社会C系统,兴教办学肯定就会取得成就。历史上有没有实例?宋代之前不妨以稷下学宫为例。
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是战国时期齐国“官办”的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过去有人称它为“稷下学派”,这种叫法不大对头,因为它实际上并非哪个学派所专有,而是天下各种学派的学者都可以来议学、议政的学术活动中心,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几乎各个学派,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等,汇集了天下贤士千人左右,其中著名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兒说、鲁仲连、邹爽、荀子等。在这里,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什么天人之辩、王霸之辩、义利之辩、攻伐寝兵之辩、名实之辩、世界本原之辩、人性善恶之辩……都可以畅所欲言,互相争辩、诘难。多元思想并立,各家平等共存,学术自由争鸣,彼此吸收融合,成为真正体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典范。它的办学成果有多么丰硕呢?仅就学术著作来看,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多个学科。这一大批著作的问世,不仅极大丰富了先秦思想的理论宝库,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也深刻、持续影响此后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的散佚不传至为可惜,传下来的多为经典。难怪早年的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的一个最高峰的。”
稷下学宫何以办得这么好?齐国素有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齐桓公田午是田氏代齐后的第二代国君,新生的政权有待巩固,深知“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 (《说苑·尊贤》) 的道理,这才在齐都临淄稷门附近建起学宫,设大夫之号,招揽天下贤士。接下来的当权者齐威王、齐宣王,继承前代成果,就把稷下学宫办得风生水起,达于巅峰。《风俗通义·穷通》说:“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尤其是齐宣王,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遂大办稷下学宫,让稷下学者享受“上大夫”的政治、物质待遇,“开第康庄之衢”,修起“高门大屋”,勉其著书立说,鼓励学术争鸣,欢迎他们参政、议政,吸纳他们的治国良方。这种当权者思想开放、重贤用士,促使政治清明的良好“政治环境生态状况”,正是稷下之学举办成功的最佳天时。
那么,范仲淹所处的“皇权治统环境”如何呢?若依我对历代封建王朝的评价,就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知识分子来说,宋代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伟大王朝。前文书中引用过陈寅恪先生“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样的话,此外类似的评价多的是。
这就是范仲淹“掌府学”时的“天时”。至此,天时、地利、人和,均已齐备,能干出怎样一番功业,就看他范仲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