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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要表达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希望能够让别人更加准确地了解我的感情和愿望。那几种单调的手势根本就不够用，每次手语都不能充分而准确地表达我的意思。这个时候我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感觉似乎有许多看不见的魔爪紧紧抓着我。我拼命地想挣脱它们，奋力挣扎，并不是因为挣扎有什么效果，只是那反抗的烈火在胸中燃烧，却又无法发泄出来。每一次，我都和以前一样发疯似的踢打，又哭又闹，以发泄心中压抑的东西，把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才肯停歇下来。
如果母亲在身旁，她会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我任凭泪水飞洒，大哭一场后就忘了为什么发脾气。后来，这种交流的愿望和身体缺陷的矛盾越来越深，我也越来越痛苦，经常会心情不好，难以控制的时候就大闹一次。最严重的时候，每两个小时就要发一次脾气。
父母看着我难受的样子都忧心忡忡，急得不知所措。塔斯甘比亚镇如此偏远，根本就没有聋哑学校，即便家里愿意聘请老师，可是有谁愿意到如此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呢？他们都有些悲观，像我这种情况恐怕不可能接受什么教育了。但母亲没有放弃，依然时刻注意搜寻这方面的信息。她在阅读狄更斯的《美国札记》时看到了一线希望。
狄更斯的那本书中记述了一个名叫布里奇曼的又盲又聋又哑的少女，得益于郝博士的教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完成了学业，后来做出了一番成就。可是，刚刚得到的一线希望很快就消失了，那位发明教育盲聋人方法的郝博士在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时隔这么长时间，他的方法没准儿早就失传了。这个消息在母亲刚刚升起的希望火花上如同浇了一盆冷水，她又陷入了极度的苦恼中。郝博士到底有没有传人，这个问题成了关键。即使有，像我这样一个远在亚拉巴马州偏远小镇的小姑娘，又能如何从中得益呢？
在我6岁时，父亲得知巴尔的摩地区有一位医术高明的眼科大夫，据说好几个盲人经他治疗后都恢复了视力。父母带着一丝希望，决定带我去那里治疗眼睛。
这次旅行非常愉快，我至今记忆深刻。在火车上，许多人都对我非常友好。一位女士把她带在身边的一盒贝壳送给了我，父亲在这些贝壳上穿好孔，我摸索着用线把它们一个一个串起来，玩得不亦乐乎。在车上来来回回检票的列车员也很和蔼，他很乐意让我拉着他的衣角跟着他到处跑。有时，他会让我玩轧票机，我便专心致志地趴在座位的一角，收集零碎的硬卡片，然后在上面打孔，连着玩了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觉得腻烦。
姑妈别出心裁，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大娃娃，非常奇特，因为眼睛、耳朵、嘴巴和鼻子都没有。恐怕没有哪个孩子有足够丰富的想象力描绘得出这个拼凑起来的玩意儿。别的缺陷我还可以容忍，最让我不满的是缺少眼睛。我不厌其烦地向大家指出这个毛病并坚持让他们想办法，可是，最终谁也没有办法为布娃娃加上一双眼睛。我灵光一闪，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我溜下座位，拽着姑妈缀着大珠子的披肩，猛地扯下其中的两颗，用手势示意她缝在洋娃娃的脸上。她握着我的手，放到她的眼睛上，我使劲地点头，表示她和我想的是一致的。我兴奋地待在一旁，等她为我的娃娃缝上眼珠子。缝好后我就一直抱着它，但没多久，我就玩腻了。整个旅途中，新鲜的事层出不穷，我忙得不亦乐乎，没有发过一次脾气。
我们来到巴尔的摩，齐夏姆医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是，检查过后，他也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我们求助远在华盛顿的亚历山大·贝尔博士，也许他能给我们出出主意，提供有关聋哑儿童学校以及合适的老师的资料。他的这番话大大地鼓舞了我的父母，他们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立刻启程去华盛顿找贝尔博士。一路上，我的父母都忧心忡忡，我却完全没有体会到他们的忧虑，只是觉得到处旅游很好玩。
那个时候，我虽然小，却也立刻感受到了贝尔博士的温厚、和善。正是他这种品质为他赢得了无数人的爱戴，就像他的伟大成就赢得了无数人的崇敬一样。他把我放在他膝上，让我玩他的手表，让我感觉表的震动。或许是因为他了解聋哑盲人的心理，他知道我所有手势的含义，我喜欢和他待在一起。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相识竟会给我的一生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我进入了另外一片天地，从黑暗奔向光明，摆脱了孤独隔绝的状态，进入友爱温馨的世界，并拥有了开启知识的钥匙。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波士顿柏金斯盲人学校的校长安那诺斯先生写一封信，也许他能为我挑选一位合适的启蒙老师。博士提到的这所学校在《美国札记》中有记录，正是郝博士教育盲聋哑人的地方。
父亲立刻写了一封信寄过去。我们很快就收到了回信，信中有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我的启蒙老师已经找到了。我记得收到回信是在1886年的夏天，莎莉文老师是第二年3月才到我们家的。
得到这个消息后，我觉得自己走出了埃及，站在了西奈山（按：西奈山是基督教《圣经》中，上帝授摩西十诫的地方）面前，无数奇景展现在我的眼前。不知哪来的灵气，我仿佛听到了圣山上的天籁：“知识是爱的源泉，是光明的源泉，是智慧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