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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将来自雅、俗两个不同层面的文化融为一体，并按自己的主体认识、价值观念和艺术好恶加以扭合，从而使作品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蕴涵。在《三国演义》中，既有上层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折光，又沉淀着广大、深沉的民间思想。它是一部形象化的三国兴亡史，同时也是一部民众眼中的政治、军事史。
因为素材大部分来源自民间，固然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也为写定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它们进入小说文本时，伴随着不同思想及不同审美趣味的渗入。而民间情感与良史精神并不总是一致的，甚至可能互相冲突，这就对写定者的创作构成了严峻的考验。罗贯中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妥善地处理了民间情感与良史精神的关系，并独出机杼，创造出了一个具有巨大包容力的艺术世界。
三国史事的历史著作不仅为《三国演义》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和史事框架，同时历史意识和官史所代表的史学意识也直接影响了小说的创作模式和基本倾向。求实传真精神与经世意识是史官文化的基本特征，体现在史书编撰中要求编撰者必须采取客观的态度，同时又重视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探求，以达到“资治”、教化等目的。这些特征在《三国演义》中都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
《三国演义》在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依史以演义，作者的创作目的是描绘一部形象化的三国兴亡史，其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意图十分鲜明。小说的叙事起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终于晋太康元年(280)，比较完整地叙述了魏、蜀、吴三国兴起、发展及灭亡的历史。小说借鉴了编年体史书的编著模式，以三国纷争的历史进程为主线，以王业兴废为焦点，把近百年的历史故事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主要写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而作者的兴趣则在于揭示这个时期的各个军事集团如何兴、如何亡。如前33回的主要内容是汉末的群雄争霸，矛盾的焦点是曹操和袁绍两大集团的斗争，作者对二人作了多方面对比，重点则是对兴亡教训的总结，顺民心、得人才、有谋略者得天下，这是作者表达的主要思想。后十五回写三国的覆灭，主要展现的是三国各自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对司马篡魏、后主信谗、孙皓暴政等作了深刻的描写，情节虽然简略，但着眼点仍在如何兴、如何亡。作者以写实的态度，比较客观、完整地展现了这百余年的历史过程，其中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启示，因此具有极大的魅力。
在创作上，《三国演义》继承了传统史学的实录精神，“七实三虚”可以说是该书取材的基本原则，小说中虽有不少虚构成分，但大的历史事件皆取之于史册，主要人物的性格、经历也基本符合史实。面对丰富、复杂的史料和民间故事，作者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以史实为依据，剔除来自民间文化中过于荒诞、鄙俗的成分以及不符合人物性格的情节。《三国志平话》是民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三国演义》创作时最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该书的情节大多撷自民间传闻，其中有不少荒诞无稽的情节，如以司马仲相断狱的故事开头，以刘渊灭晋兴汉收尾，使全书带有明显的因果报应色彩。这样的安排代表了下层民众的一种愿望，但放在历史小说中不仅不协调，而且显得十分荒诞。罗贯中删去了这一头一尾，不仅避免了枝蔓，而且淡化了因果报应色彩，使小说成为蕴涵更为丰富的历史悲剧。此外，《平话》中的一些与史实不符或与人物性格不符的情节，如刘、关、张杀督邮后上太行、刘备从黄鹤楼私遁等，都被作者舍去了。
其次，精心提炼情节，增强小说的文学性。《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著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作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些杂乱、原始的材料进行重新组合和工，《三国演义》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在尊重历史，使情节框架合乎史实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想象，将这些来自史书、民间的各种素材整理、提炼成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情节，从而使小说的艺术性大大提高，其中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关于“赤壁大战”的“重写”。对来自民间的各种传说以及过于荒诞、不符合史实的情节，作者做了大量删削，但是对其中的一些虽违背史实却不背离情理、不背离人物性格的故事如“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连环计”、“千里独行”等却予以保留，并使它们成为小说中十分重要的构成部分。
总的来看，《三国演义》虽然保留了许多虚构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注重故事的生动有趣，但同时又尽可能地靠拢历史，而在处理两方面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时，它基本遵守的是史实优先的原则。章学诚称《三国演义》的特点是“七实三虚”，不论这个说法是否准确，但道出了《三国演义》成功的一个秘诀——“实”是史官文化的成分，“虚”则多与民间文化有瓜葛，只有融纳各种文化，才能丰富小说的内容。但也只有经过精心整合，才能使各种异质文化水乳交融，才能提升小说的艺术品位。
历史与文学的本质性差异和同一性关联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写道：“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三国演义》的写作主体显然没有历史和文学的区分意识，所以，小说文本没有呈现历史与文学的差异性理念，所有历史和文学的故事元素和话语表达都是被混淆界线与纠缠不清的。正是导源于先天性质的美学观念的局限，小说被涂抹成为既不是历史又不符合文学一般规定性的一个混合性文本。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历史和文学的同一性关联在哲学意义上，它们都应该和必然地表现历史的客观规律及其偶然性结构，换言之，历史和文学都必然共同地隐含着历史理性和辩证逻辑。
然而，遗憾的是，《三国演义》也没有让我们阅读到这种哲学意义的历史与文学的同一性可能。于是，呈现出令阅读者沮丧的思想场景：本应该区分的历史和文学的差异性被混淆了，而相应的是，本应该被同一性关联的历史理性却被割裂了或缺席了。所以，《三国演义》宿命性地选择这样一种草率和粗俗的历史观：所有历史形式都不过隐藏着国家政治的机械运动和权力的逻辑循环。换言之，历史只不过是暴力和权力的竞技场，是阴谋和权术的帷幕下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转换与平衡。在所有的叙事场景中，历史的公正性或历史理性被消解和侵蚀掉，只有杂乱的历史故事的剩余物出场和偶然性的碎片主体成为历史的主角。
《三国演义》的时间叙事是散点或弥散的，而这些散点或弥散的时间叙事缺乏统一的逻辑线索将它们串联成为一个充满意义的有机整体。因此，存在着时间与故事、故事与人物、人物与时间的多重断裂这类屡见不鲜的现象。与断裂的时间叙事相对应，《三国演义》的空间叙事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小说表现的历史空间和地理地域相当广袤而丰富，故事在不同的空间结构中产生、发展、渐变、突转、结局，理应为小说展开多幅富于审美惊异和快感的故事场景。但令人遗憾的是，原有的历史地域的丰富性和变化性没有提供给小说书写者一个自由驰骋的舞台，反而让作者迷途于空间叙事，整个小说的空间结构缺乏逻辑秩序而显得破碎零乱，主次、前后、轻重、衬映、深浅等应有区分度不够分明，时间叙事和空间叙事的统一性、有机性没有获得精妙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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