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一是尊重道，认为自然社会、宇宙人生一切事物都存在于有规律的运动过程中；二是运用易，认为一切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且不断发展变化，唯主观与客观相契合，方可适者生存；三是主张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崇尚“礼之用,和为贵”，以“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既且和平，依我馨声”（《诗经·商颂》）为太平治世。

“道—易—和”之文化思维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黄老政治思想的核心。中国发展史上，治国理念主要来自道的思想，至汉初黄老政治渐成系统，即便“独尊儒术”也没有改变黄老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这主要是由于，尽管儒家学说亦是“道—易—和”文化思维的产物，也奉行“推天道以明人事”，但其总体上以伦理道德规范为主，在哲学深度、高度、宽度、厚度上存在先天欠缺，虽然在建立社会秩序上可以起到相当作用，但仅靠此御民之术毕竟不足以支撑起整个国家治理体系。黄老思想并非一家之言，事实上乃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融合了道、儒、法、墨、名、阴阳诸家学说之精华，其以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主张，易制变法、除弊兴利的改革精神，刑德并举、兼爱睦民的治理方式，造就了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以及大明王朝“远迈汉唐”、领先世界的全面繁荣。黄老政治是中国“道—易—和”文化思维的具体运用，是中国经济文化发达繁盛的重要推手。

历史上中国的繁荣发展，使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不断扩大。特别是通过《马可波罗游记》，以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老子》、《周易》等大批经典的译介，为欧洲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必要的文化元素，使中国文化更具有了世界意义。法国学者莫里斯·罗宾说：“在古代欧洲和启蒙运动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无所不在。”

从精神信仰上来讲，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主要并不皈依宗教，而是皈依哲学，尽管中国文化从不排斥神的崇拜甚至神也渗透其中成为其重要的文化元素。也正因此，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其“道—易—和”的思维方式也更具理性、科学与人道精神。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其名著《风俗论》中写道:“中国拥有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无法相匹的悠久历史，而且形成了光辉的理性主义文化。”因此，在反对宗教神权垄断和君主专制的启蒙时代的欧洲，中国传统文化受到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先驱高度尊崇，启蒙思想家无不研习中国文化。歌德说：“视我所窥，永是东方。”莱布尼茨、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等启蒙思想家强烈主张向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

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传入是对西方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被发现，对西方思想家们来说，是与达·伽马和哥伦布在自然界的新发现，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伏尔泰《哲学词典》写道：“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中国传统哲学的传播对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谢林、费尔巴哈等思想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哲学科学发展直至当今。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其产生的思想成果改变了世界，帮助人类打破神权、君权，建立起理性、民主与科学信仰，推动了整个世界的人文与科学进步。

晚近我们常常反省说，中国人信仰缺失了，文化落后了，精神世界空虚了、不自信了。其实根源上或许应该归因于我们的思维逻辑混乱了，缺乏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或说缺乏对自身文化与思维逻辑的清晰体认。事实上，鸦片战争以降，甚或上溯至甲申之变、明清易代，特别是清中后期，中国的迅速衰落及其带来的失败感，并不代表中国文化的不堪，而是体制性僵化造成中国文化所包含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元素没有得到科学运用和有效发挥，导致了经济社会的严重衰退，并导致了文化上的严重不自信。

中国正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面临着最好的发展机遇，当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只要充分认识中国文化特质，积极汲取任何外来优秀文化思想，特别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1919），把握本质、顺应规律、革故鼎新，丰富中国文化精神内涵，提炼中国文化科学理念，优化中国文化思维方式，使中国文化所包含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元素发挥应有的作用，实现应有的价值，就一定能够促进经济社会整体和谐发展，并实现文化自身的发展完善，进而为整个世界经济文化发展作出应有的新的贡献。 LDQqj1v/dNwq2XhLs+qiNPyNbdjMJnf33H/D0FRa7ZwhztzVF8D91R+EPfQ/WS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