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神道和孔孟之道构成了武士道的三个起源，在此我先从佛教谈起。佛教给予武士道听天由命的平静，对不可抗力的恬静服从，面对危险灾祸的坚忍沉着，以及卑生而亲死的淡然心境。一位一流的剑术大师在看到自己的学生掌握他所教授的全部绝技后告诫说：“我只能教你这么多了，其余的只能靠禅来助你领悟。”“禅”是日语对禅那（Dhyâna）的译词，“代表通过冥想而实现的、超出语言表达范围之外的思维努力” ，方法是冥想。据我了解，“禅”的目的在于确认一切现象的、甚至绝对本身背后的原则，从而让自己与之绝对和谐一致。在这样的定义之下，武士道的教导已超越一个宗派的教义，任何人在达到对“绝对”的理解时，便可超脱尘世，彻悟到“一片新天地”。

神道则大量补充佛教所缺失的元素，使武士道大大丰富起来。神道中反复灌输的忠君、敬祖、孝道等思想，在其他宗教中未有涉及，却正是这些思想在武士傲慢的性格中增添了服从的因素。神道中没有“原罪”的教义，相反，神道相信人心本善，如神一样纯洁，并将之供奉为宣示神谕的秘殿。参拜神社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那里供奉的礼拜对象和道具极少，一面挂在内堂的素镜构成神社的主要装饰。这面镜子之所以放在这里很好解释：它代表人心，当心完全平静而澄澈时，就完全反映出神的形象。当人站在神龛前礼拜，可以看到自己的形象映在光亮的表面，而礼拜行为就是为了达到古老的德尔菲神谕所说的“知汝本身”这一目的。然而对自己的认识，无论在希腊还是日本的教谕里，都不涉及肉体或解剖层面，而是一种道德上的认识，是对我们道德属性的自省。根据蒙森对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比较，古希腊人礼拜时抬眼望天，而古罗马人则以头蒙物，因为前者的祈祷是凝视，后者的祈祷则是反省。日本人的内省与古罗马人的宗教观念类似：比起个人道德意识，更突出个人民族意识。神道对自然的崇拜，让国家亲近我们的灵魂最深处；而神道对祖先的崇拜，则可从一个谱系追溯到另一个谱系，使皇室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远祖。对于我们来说，国家不仅意味着采金、播种的土地，更是诸神和祖先之灵的神圣居所；天皇不仅是法律国家的最高警察或文化国家的资助者，而是集权力与慈悲于一体的天地之化身。如果真如鲍特密 先生所言，也如我相信的那样，“英国皇室不仅是权威的象征，更是国家统一的缔造者和象征”，那么日本皇室则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神道的教义包含了日本人民族情感生活的两个主要特点——爱国与忠君。阿瑟·梅·克纳普曾精准描述道：“很难判断希伯来文学的主题究竟是关于上帝还是关于国家，是描述天国还是耶路撒冷，是表述救世主还是国民自身。” 在日本关于民族信仰的语汇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困惑——之所以说是困惑，是因为神道在一个逻辑清晰的知识分子脑中，存在语言上的模糊性，而作为一种国家直觉和民族感情，神道从未伪装成一套系统的哲学或一套理性的神学。神道所传达的民族情感让武士道浸透了忠君爱国精神，它与其说是教义，不如说是情感冲动：因为神道与中世纪基督教会不同，它几乎不对教徒做任何硬性规定，但同时又给信众提供了简单直接的行为准则。

如果严格从伦理教义讨论，孔子思想是武士道最丰富的来源：关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五伦之道，早在经书从中国传入以前就已体现在我们的民族本能中，孔子的教诲只是把它们确认下来；他冷静、仁慈而洞明世事的政治伦理训诫，尤其适合作为统治阶层的武士们；他那贵族式的保守论调，特别适应于武家政治家的要求。继孔子之后，孟子也对武士道产生了巨大影响。他那有说服力而又富于民主思想的理论，在富有同情心者看来极具魅力，甚至被认为对现存社会秩序构成威胁乃至挑战。因此，孟子的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饱受抨击。不过，这位大师的思想已永存武士们心中。

孔孟思想构成青少年的主要教材，也是成年人谈话中的最高权威，然而仅了解两位先哲的著作并不会受到崇高的尊敬。有一句民间谚语讽刺那些只在理性层面上懂得孔子的人，是“读《论语》而不知《论语》”。一位典型的武士称一个文学知识渊博者为书虫，另一位则将学问比作散发臭味的蔬菜，在能下口之前必须反复烹煮，否则难以致用。少读书有点迂腐，多读书更迂腐，二者都令人不快——作者的意思是，知识只有被纳入学习者的心灵并表现在个性中，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一个有知识的专家仅仅被认为是一架机器，知识本身必须服从于伦理情感。推而广之，人和宇宙在精神和伦理上被认为是相似的，因此，赫胥黎关于“宇宙运行不靠道德”的论断，不能为武士道所承认。

武士道认为，知识本身不应作为最终目的，而应作为获得智慧的途径。那些未达到这一境界的人，被认为是只能照要求吟出诗歌的便利机器。知识的真正价值体现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上。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导在中国学者王阳明身上最为典型，在他孜孜不倦重复的“知行合一”理论中最为明确。

在此我想暂时偏离主题谈一谈王阳明，因为最为崇高的武士都深受这位先哲思想的影响。西方读者很容易发现王阳明作品与《新约圣经》的相似之处：只要忽略特殊用词上的差别，那么像“你们应当先寻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样的说法，在王阳明的著作中几乎随处可见。一位王阳明的日本弟子 说：“天地万物之主宰，寓于人则为心。故心为活物，永放光辉。”又说：“其本体之灵明，永放光辉，其灵明不涉及人意，自然发现，照明善恶，谓之良知，乃天神之光明也。”这与艾萨克·彭宁顿以及其他神秘主义哲人的文思何其相似！我认为，秉承神道朴素教义的日本人尤其能够接纳王阳明的学说。王阳明将自己“良知即天理”的学说推进到极端的先验主义，赋予良知和感知以是非之别，甚至给予它认识各种心理与物理现象的能力；他在贯彻理想主义方面甚至超越贝克莱和费希特，否认人以外存在的物象。他的哲学体系虽然包含了唯我论中受到批判的一切逻辑谬误，但也不可否认其显著的优点：他的雄辩令人印象深刻，其中还包含通过引入道德来培育独立个性和淡定气质的主张。

因此，尽管武士道从各家吸收的基本原则少而简，它却又足以在我国最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为国民提供安全的处世良方。我们武家祖先有着健全而质朴的人格，他们从古代思想的大道和小路上搜集了不起眼而不完整的稻穗，从中提取丰富的精神食粮，并应时代的要求创造出独特的人格。一位犀利的法国学者，德·拉·马泽里埃尔先生概括他对16世纪日本的印象时说：到了16世纪中叶，日本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宗教领域都处于一片混乱，而内战、回归野蛮时代的生活方式以及各人维护自身利益之需，让日本人像丹纳笔下赞颂的16世纪意大利人一样，发展出“充分的主动性、当机立断和破釜沉舟的习惯以及吃苦耐劳的能力”。在日本和意大利，“中世纪的粗野风俗”，将人变成一种“彻头彻尾好战而顽抗”的动物。正因如此，日本民族的主要特征，即人们在精神和气质上显著的复杂性，在16世纪最大限度地展现出来。在印度和中国，人们之间的差异主要源于能力与智识；而在日本，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性格独创性上的差别。如今，个体是优秀民族和发达文明的标志。借用尼采喜爱的一个说法，那就是，亚洲人是平原，而日本和欧洲人是山岳。

就着德·拉·马泽里埃尔先生笔下关于日本民族的描述，我们来谈谈日本人自己吧。我会从“义”这个概念讲起。 GQRRxdEHtFFkwQAuE40XNmb8b0Xz6Ns1pnoTINWz0IhBus3YOlDXO4/9sbdJwr8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