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道德体系的武士道

一

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是日本土生土长的花朵。它不是历史标本集里一株干枯的古代美德样本，而是我们身边富有力量与美感的鲜活对象。它看不见摸不着，却让道德散发芬芳，至今仍强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生活。虽然诞生并抚育武士道的社会环境消失已久，但作为封建制度之子，武士道如遁入远方的星辰，照亮道德之路。在欧洲，伯克先生曾就武士道的西方原型骑士精神之死发表了著名的感人颂词。能够用伯克的母语（英语）来反思武士道，我衷心感到愉快。

说来可悲，由于缺乏关于远东的知识，就连博学的乔治·米勒博士，都不假思索地认为，在东方，从古至今从未有过骑士精神或与其类似的制度。不过，这样的无知情有可原，因为在这位博士著作的第三版发行之际，佩里舰队司令正叩打日本锁国主义的大门。十几年后，在日本封建制度弥留之际，卡尔·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强调研究封建主义社会政治体制的优势，指出封建主义在目前仅存于日本。这一论述唤起了读者的关注。我在此也想请西方历史和伦理研究者，以现代日本为背景来研究武士道。

对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及武士道进行比较研究，的确引人入胜，不过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写作是为了阐明：第一，武士道的起源和背景；第二，武士道的特点和教义；第三，武士道对民众的影响；第四，武士道的持续性和永恒性。对第一点我仅作简单而粗略的阐述，否则将把读者引入我国历史的曲折小巷中；对第二点的探讨相对详细，因为国际伦理学和比较性格学的研究者们，可能会对我们日本人的思维、行为方式尤其感兴趣；其余两点将作为第二点的推论进行阐发。

我粗略译作“骑士精神” 的这个日本词，原义上要比骑士精神的内涵丰富得多。Bu-shi-do ，即武士道，在字面上指武士在日常生活和职业上须遵守的规范。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武士的戒律”，即与武士阶层身份相匹配的义务，后文我将沿用这一术语。另一方面，武士道与西方概念界限分明，具有独特的本土思维模式和性格特点，应用时确应使用“武士道”这一术语，以彰显这一概念的独特性。对于一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词，即便最好的译者也难以准确表达其意义，有时甚至难保不出现一厢情愿的错译：比如，谁能通过翻译完美地表达出德语“Gemüth”的意思？英语的“gentleman”和法语的“gentilhomme” ，在语言上极其接近，但谁又体察不到这两个词之间的差别呢？

如上所述，武士道是武士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它并非成文法典，充其量只是一些口口相传或经名士学者之笔流传下来的格言。在更多情况下，武士道是无字无言的准则，一部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强大律法。它并非产生于任何才能出众的个人头脑，亦不建基于任何声名显赫的人物平生，而是武士生涯几十年、上百年逐步发展的产物。武士道在道德史上的地位和英国宪法在政治史上的地位基本相当，然而武士道却没能同英国大宪章（ Magna Carta ）或人身保障法（ Habeas Corpus Act ）相提并论。17世纪初，日本的确颁布了武家诸法令，但十三条武家法令，大多是关于婚姻、建筑、结社等方面的规定，仅稍稍涉及教导性规定，因此我们不能指出武士道起源的确切时间和地点。武士道在封建时代逐渐为人所知，因而在时间方面，可以认为它起源于封建时代。但正如封建制本身由多条线交织而成，武士道的发源也错综复杂：英国的封建制政治制度发源于诺曼征服时期，日本的封建制也兴起于12世纪末，与源赖朝称霸的时间一致。不过，英国的封建制社会要素可追溯到征服者威廉的时代，而日本封建制的萌芽早在上述时代以前就已存在。

日本和欧洲一样，在封建制正式开始时，专职的武士阶层自然而然地得势了。他们被称为“侍”（samurai），其词义如古英语中的cniht（knecht, knight，骑士），意为卫士或随从，其性质类似恺撒笔下《阿奎塔尼亚》中的勇士（soldurii），或是塔西佗所说的跟随日耳曼首领的卫士（comitati），或者之后欧洲中古史中的斗士（militesmedii），一般还会使用汉语“武家”或“武士”的写法。武士是个特权阶层，最初产生于长期战斗中最有男子气概和冒险精神的一群人，在持续的淘汰中，胆小怯懦者出局，只有爱默生笔下那些“全然男性、像野兽一样粗野有力的种族”得以生存，形成“侍”的家族和阶级。因为武士阶层需要宣扬其崇高荣誉、巨大特权以及与之相应的重大责任，而且他们经常处于交战状态并隶属于不同氏族，所以他们很快意识到制订共同行为准则的必要性——正如医生用职业道德准则约束业内竞争，律师在礼节遭破坏时要出席质询会一样，武士也必须有对策来保证其不端行为得到最终裁决。

在原始人与孩童的观念中，战斗一定要堂堂正正——这种原始意识中所蕴含的勃发的道德生机，不正是所有文武之德的起源吗？英国孩子汤姆·布朗的愿望是“不欺负小孩子，也不拒绝大孩子，名留后世”，我们总是对这样的孩子气付之一笑，好像我们自己早已过了满怀夙愿的年龄。然而这样的愿望正是道德大厦的奠基石，这一点众所周知；就算我说连最温和且热爱和平的宗教都认可这一愿望，也并非言过其实。英国的伟大很大程度上建基于汤姆对公正的追求，之后我们也会看到，武士道的基石也与之类似。如果如教友派（Quakers）所言，战斗本身无论进攻或抵抗都是野蛮和不正当的，我们仍可以如莱辛所言，“让失败成为美德之源” ；相反，“小偷”和“懦夫”则是对那些具有健全、淳朴人格者最具侮辱性的称呼——在日本，孩子们自小受到这样的教育，而武士亦然。随着生活的不断延展，人际关系变得多面化，早年的信仰需要得到更高权威的认同，以得到确认、满足和发展，同时需要更理性的渠道加以证实——的确，如果军事战争的推进缺乏更高道德的支持，武士理想将与武士道相差甚远。在欧洲，基督教在阐释上融合了骑士精神，同时也给骑士精神注入了灵魂元素。拉马丁说：“宗教、战争与荣誉，是一个完美基督教战士的三个灵魂。”而在日本，武士道同样有若干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