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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流言》
文/夏敏
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张爱玲在《流言》中以冷静且从容的笔调叙写了人世间的琐屑生活。她没有将人生写得绝对化，也没有将文字写得政治化。她坦言，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这与林语堂半半哲学的处世之道有不谋而合之处。张爱玲用其参差对照写法、非意识形态话语以及半半调和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学观寻求着人生的和谐，诠释着她所理解的爱情、亲情、人情。
文学与人生向来为各界人士所探讨，生而于世，不论是乱世还是太平盛世，生存与生活的意义常被人追问。从张爱玲的《流言》中，我们看不出她明显的感情倾向与动向，她总是以冷静、从容的笔调叙写人世间的琐屑生活。虽然她并没在文字里直观地表达自己鲜明的态度，但是我们从中也能感受到她那种柔和、冷暖搀兑的人生观。华业在《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一书中教给世人用“半半哲学”泰然潇洒地直面人生，这与张爱玲在《流言》中书写人世琐屑有不谋而合之处。
张爱玲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提出了这一发问：“对于人生，谁都是一知半解的外行罢？”并在《烬余录》里表示：“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于是在《流言》的世界里，我们能看到张爱玲远离民族斗争、政治斗争，注重从日常生活中感受美，用非功利的审美态度来演绎这个流动在水上的世界，用“半半”的人生观来诠释她不彻底的和谐的爱情、亲情、人情，在个体、家庭、社会中探讨人生。
张爱玲从人生视角解读文学，借助文学透视人生。她并没有陷入盲目的乐观主义与彻底的悲观主义，她用一种半苍凉半热闹的参差对照的写法，用一种兼容性的人生态度，用一种美好与残缺相统一的人生观，向我们展示了身处乱世，独立在意识形态之外的个性。左翼文学政治化突出，而张爱玲文学则是生活化鲜明。
《爱》是张爱玲明确地告诉你写爱情却又没有清晰地告诉你什么是爱情的一篇散文。那个生得美的女孩子，在她十五六岁如花的年纪里，在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她遇到了那个令她怦然心动的少年。除了男子那句轻轻的：“噢，你也在这里吗？”两个人再也没有任何的交流。后来女子被拐卖，几次三番地又被转卖，老了的时候，她还依然记起那个男子，以及那句轻轻的：“噢，你也在这里吗？”这句话代表了所有的开始，所有的结局和所有的人生，这样的爱情明媚而纯粹。
张爱玲虽处于迟暮的乱世之中，却也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明媚花信。张爱玲说她们家的女佣，男人是个不成器的裁缝，然而那一天空袭过后，张爱玲在昏夜的马路上遇见他，看他急急忙忙直奔我们的公寓，慰问老婆孩子，倒是感动人的。张爱玲在《烬余录》里也叙述了这样一对男女：一个平日里不大“善眉善眼”的医院与一个矮小美丽的看护来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书。他们来了几次，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战争兵临城下，乱世之中两颗心相惜倒也成就了可歌可泣的爱情。乱世之中的爱情追求的是一种安定的感情，这样的爱情亲近人生，也使我们还能够亲近他们。
由此我还想到了一对乱世中的情侣：项羽与虞姬。张爱玲在《存稿》里叙述自己写的《霸王别姬》小说，故事情节大抵如此：虞姬一个清冽如月的女人，他的霸王便是她全部的太阳，她私下里期盼这战一直打下去的，她不愿意和诸多女人分享同一轮太阳，那样的她便渺小得如一粒星辰。她要的是唯一、是独一无二的爱情，所以为了不让她心里的太阳分心，她用一把小刀刺进自己的胸膛，她说她喜欢这样的收梢。的确如此，她深沉地爱着霸王，在她结束自己生命时，她还是月亮、他还是太阳，没有任何一颗无关其他的星辰。
然而《流言》里的爱情，却也不全是明媚如此，迂腐的愚昧也如磬石无转移般的根深蒂固。在《气短情长及其他》里，那个长衫阶级的男人，在路边扭打着他的女人。旁观者看着不平，便劝女人把他送到巡捕房。而女人却没骨气的哭哭啼啼的让男人回去打她。连张爱玲也说，这样的事，听了真叫人生气，又拿它没奈何。难怪张爱玲会在《有女同车》里写道：“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这里就不得不提及张爱玲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里说的《红棕烈马》这出戏，张爱玲说这出戏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薛平贵的夫人守在那个寒窖里空等他十八年，最后换来的却是让她在当权的妾手里讨生活，十八天后她就死了。所有执子之手的旧情，所有誓死不离的傻等，终究被薛平贵作践的灰飞烟灭。
再说，《借银灯》中张爱玲谈及了《桃李争春》这张影片：那位太太只对“骨肉”感兴趣，即便那孩子是她丈夫与别的女人生的，她也可以含辛茹苦照顾情人的孩子。甚至历经险阻、也要阻止情人去打胎。如此的愚昧，这应该不属于大爱无边的范畴，更不能说是这就是爱情。
《流言》里的爱情，没有套用那种千篇一律的所谓的“革命+恋爱”的公式。张爱玲笔下的爱情，将女人还原为女人，而不是置于革命的背景下，歌颂双宿双飞的革命伴侣。在乱世之中，张爱玲抓住的是稳定的因素，抓住人生最安定的感情。她没写革命，没写战争，而是用最朴素的期望、最真切的等待以及最无奈的屈从来描写女子所守候的爱情。
从小缺乏家庭温暖的张爱玲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人是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个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下去，人觉得是被抛弃了。在被抛弃的生存危机里，人唯一的念头是惟有活下去才是真实。” “抛弃”，张爱玲应该是先于社会而在家庭生活中首先体会到的感觉吧。《私语》里，张爱玲也明确地说出，“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张爱玲仿佛是在用一种不着墨的语调平静地叙述另一个人的人生。
张爱玲在《私语》里叙及：听闻她母亲要回来了，张爱玲觉得一切都不同了。她父亲也决定痛改前非、被送到医院。他们搬到一所有狗，有花，有童话书的花园洋房里，张爱玲迫不及待、洋洋洒洒地写信向她的玩伴炫耀。她认为，家里的一起都是美的顶颠。“顶颠”是她对这个完整家的得意忘形的诠释。的确，她是爱她这个家庭的，并乐观地期待她往好的方向发展。她爱她的父母亲、爱她的弟弟，但这种爱，却又不是那么的明目张胆。
在《私语》里她记叙了这样一个情节：她母亲在动身到法国前，来看住校的她，她当时并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可是等她出了校门，她却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她也为她的弟弟哭过，这点在《童言无忌》里也有记述：她的父亲在饭桌上打了她弟弟一巴掌。她弟弟没哭，她眼泪倒滔滔地流下来，她丢了碗筷冲到浴室里，拴上了门，抽噎咬着牙说要报仇。然而当看到她的弟弟已经忘了被打的那回事、在阳台上踢球后，她却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显然，这一类的事，弟弟是惯了的。弟弟这样的麻木，很大程度上说明她的弟弟在她父亲和后母的统治下过着何等样的生活。这里不难看出她是心疼她弟弟的。
她有爱过她的亲人，但这爱又是如何日之趋减的呢？她在《私语》里说“他们的离婚，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在《童言无忌》里张爱玲提起了她向母亲要钱一事，她说：“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思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张爱玲在乱世之中，便顿生了亲情在金钱面前的渺小感，将人还原为最本真的人。
张爱玲的父亲也对张爱玲拳打脚踢过，起因是她与后母起了争执。张爱玲这样描述她被打的过程：“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这个父亲，这个她在《存稿》中叙述帮她代拟《摩登红楼梦》回目的父亲，这个她在《私语》中谈及在寂寞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父亲，却要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她。她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即使是在自己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的情况下，她父亲也没有帮她请医生。她后来逃到了母亲家，她的弟弟也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尾随而至。他也要跟母亲生活，她的母亲无奈地表示她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弟弟哭了，张爱玲也哭了。在父母离婚前的争吵中，他们俩那时还在默不作声地在晚春的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小脚踏车……凄凉至此，张爱玲对家的生疏也是自然，温热的心沉下去的便是遍地仓皇的失望。她找不到现世的安稳，也觅不到亲情的和谐。
家庭生活对张爱玲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余彬在《张爱玲》中描述说：“到此时（港战）为止，张爱玲一直生活在一个与社会保持相当距离的封闭环境中，她的人生经验差不多全是家庭生活提供的，对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了解大多来自阅读以及其他形式的间接体验。”
张爱玲在《流言》中广泛地描写了人情。很多人批评张爱玲说她不关心时事政治。而刘锋杰说当文学对人生的表现是深刻的时候，它已经表现了最深刻的政治内容，并且在粉碎着一切浅薄政治对人生的一切临时性的构想，而将人生的意义置入创造性的过程之中。故文学表现人生，已经足矣，它何必又去另立宗旨，服务政治？
张爱玲便是用这种“战争局外人”的姿态，将生活还原为生活。在《烬余录》中，张爱玲在休战后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可是面对一个尻骨生了奇臭蚀烂症的病人，面对一个整夜拖长腔叫唤“姑娘啊！姑娘啊！”的病人，面对一个呻吟着往她要开水的病人，张爱玲坦言地说她自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饮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在这个朝不保夕、虚无虚空的时代里，个人显得那么仓促与无奈，因而我们只看到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十八天的围城过后，香港沦陷了，但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我们只是满足动物式的本能“吃”的要求。没有反思，没有气节，只有一种活下来的庆幸。这里面，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人性的冷血与麻木，这个张爱玲并不否认。
这一点她在《流言》的其他篇目中也有描述：在《洋人看京剧及其他》中，她指出中国人喜欢妙在无目的的犯法，她更一阵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向来不喜直接地说话，喜爱引经据典式的多此一举，也唯有中国人为了精神上的满足，骂起人来颇动心思，常说些有内涵的话。更进一步叙及中国人缺少私生活，婚姻与死亡皆是公众的事；在《公寓生活记趣》中，从我们待楼下的人家把地毯收进去再把阳台上的灰尘扫下去的一念之慈，谈及我们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在《更衣记》中，她从一个触目的女人耸人听闻的“美德”中谈及女人想出众与社会大众的接受性的冲击；在《谈音乐》中，她从颜色这东西谈及世界的真实性；在《雨伞下》中，她从有人打伞还是没打伞中谈及穷人结交富人的实际意义；在《必也正名乎》中，从取名字的多少种谈及中国人的自我膨胀与美的靡费；在《到底是上海人》中，从上海人坏得有分寸的处世艺术中谈及他们的智慧与“坏”的阐释；在《我看苏青》中，从苏青谋生之外也谋爱中谈及人生基本爱好与刻骨讽刺之间的不彻底；在《造人》中，从人类无休止的造人中谈及人类的天性；在《走！走到楼上去》中，从一出与亲戚闹翻言之凿凿要走最后没走成的戏中谈及中国人的“出走”的不彻底性……
然而张爱玲却又不是那么极端的自私，在《气短情长及其他》中，面对一个一时兴起，没有缘故殴打孩子的警察，一向很少有正义感的张爱玲却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恨不得去做官，或是去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他说那个时候的她并不想起阶级革命，这便是出于与“冷酷心”相对的“热心”。
余彬写道：“人生观对张爱玲具体而微，几乎是一种可以触到、见到、嗅到的不失感性生命的存在。”因而在《流言》的世界里，张爱玲广泛地描写了乱世之中小市民的种种人情，她的感官触及各处：在《更衣记》里，她看那在小菜市场骑自行车一撒手的小孩儿；在《夜营的喇叭》里，她幻听喇叭声、倾听外面响亮的口哨声；在《说胡萝卜》里，她吃萝卜煨肉汤；在《更衣记》里，她嗅回忆的气味。在《公寓生活记趣》中，她说许多身边杂事自有它们的愉快性质。她能将菜市场的豌豆、辣椒、面筋菠菜都说得那么诗情画意。她说，“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
的确如此，生而为人，我们不可能弃生命的华美于不顾，《烬余录》围城的十八天里，张爱玲她们劫后余生，在历经无牵无挂的虚空和绝望后，张爱玲她们第一次发现能活下来的美好，她说：“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在《诗与胡说》中，张爱玲说道：“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这便是张爱玲在个体生命的匆匆流动性中，所操纵的人生艺术。
所谓人生的艺术化，不单单是指超脱的态度，在这其中也包含丰富的情趣、本色的生活，以及完整的人格。而这些张爱玲都有在流言的世界中展示出来，在《更衣记》中，她从晾衣裳中谈及回忆这东西的气味；张爱玲从人生视角解读文学，借助文学透视人生。她并没有陷入盲目的乐观主义与彻底的悲观主义，她用一种兼容性的人生态度，把“人生”作为解读文学的一个独立视角，大写特写芸芸众生的某些极具特征的世态人情。这便是张爱玲笔下的人生，她的笔下尽是千疮百孔的人生，她却从来不像一般作家那样愤世嫉俗，笔下尽是小奸小坏的人，却从来不见她惩奸罚恶。她坦言，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她不是革命的英雄，而是生活的英雄。张爱玲用其参差对照写法、非意识形态话语以及半半调和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学观寻求着人生的和谐，诠释着她所理解的爱情、亲情、人情、世情与闲情。从《流言》看张爱玲的“半半人生观”，看到的是文学与人生惺惺相惜的和谐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