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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聊斋志异》
文/韩田鹿
在中国这样一个公共道德感普遍缺乏的国家，蒲松龄认真地遵循着社会道德的规定，自正正人，热心教化，其许多具体主张现在看来或者迂腐，但其后所流露出来的诚笃热心却着实令人感动。
少年时深为《聊斋志异》所吸引，全然在于它丰富的想象。彼时还处在“泛神论”的阶段，分不清想象和真实的差别，于是就误把想象当作了真实。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是如何地对剪纸成月亮的道士充满了崇拜之情，竟至于真切地萌发了学道的愿望；如何地对美丽温柔的花妖狐媚充满遐想，竟至于对动物园里的狐狸也想入非非。
后来就进入了大学的中文系。有耳无心地听了很多高头讲章，于是便以为掌握了《聊斋志异》的真谛，与引车卖浆者之读《聊斋志异》，自是颇为不同。现在想起来，那正是青原惟信所谓因“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阶段了。
再后来，我又上了很多年的学，也读了更多的书。我终于学会了“姑妄言之姑妄听”的态度，明白了经典原来也是人写的，而且往往越是伟大的作品，越集中了作者最私密的感情，说的往往更是难以对人明白言说的东西。惟其如此，写作既是一种敞开，又是一种遮蔽。《聊斋志异》也不例外。
人只能以一种状态生活，而对自己适合以什么样的状态生活，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清晰的判断的。以聊斋而论，他早年时也曾结社赋诗，饮酒狎妓，甚至在做幕宾时还胆大到勾引东家的姬妾，开口说话往往口无遮拦，动辄以古代名臣自比。如果他少年得志的话，蒲松龄很可能会把这些狂侠习气带入成年的。但是，他不幸名场落拓，纵然有天大的才情抱负，所谓“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啊，一个落魄的穷秀才，讲什么才华，讲什么多情，在现实生活中都难免会成为人们的笑柄。正因为如此，在生活中受到一系列挫折的蒲松龄终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注意自己的言行，不随便开玩笑，热心地方道德建设，过着安贫守拙的苜蓿生涯。从一生的轨迹来看，他是越到晚年，越是自觉地向儒家的正统回归。他是以“盛德”之名而终老的。但人是复杂的，后来的变化并不全然意味着对往昔的鄙弃。他在“夜深忽梦少年事”的时候，并非后悔，而是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追忆。这从笼罩在《聊斋志异》上的那种感伤怅惘之情可以明白看出。对自己才华的确信，对短暂的风流生涯的追忆，都倾入笔下，动情而委曲地对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娓娓地倾诉着。
当初我最不喜欢《聊斋志异》中的教化文字。但随着生命渐渐长成，读书并不全然出于爱好；也随着对《聊斋志异》的一读再读，以致于名篇非名篇的界限在我心中日渐模糊；更因为对蒲松龄的了解从一部《聊斋志异》拓展到了他的方方面面，我终于以一种几乎无等差的眼光来看待《聊斋志异》的全部篇章。这时，在这一部分文字中我读出的就是一个儒者的赤诚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公共道德感普遍缺乏的国家，蒲松龄认真地遵循着社会道德的规定，自正正人，热心教化，其许多具体主张现在看来或者迂腐，但其后所流露出来的诚笃热心却着实令人感动。并且，越是到后来，这种诚笃热心的品格就越是对我产生了莫大的引力——在这个问题上，李贽的看法对我有过深刻的影响。他在谈到与黄安的两位朋友的交情时说，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聪明人很少，他曾无数次地被别人的聪明之名所吸引而与其交往，到后来往往发现他们并非真聪明；不但不聪明，反而有许多令人鄙弃的品德。
所以，日久弥醇的不是那种“以聪明交”，而是以“诚笃交”的友谊——如果确有“与古人为友”这件事，那么我要说，蒲松龄就是那种最值得交往的朋友：他不但有吸引你走近他的真聪明，更有时时让你感到温暖的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