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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余华的作品
文/许多余
这个逗人发笑的小故事是很好玩，不过是抄的。不是抄别人的，而是抄他自己的。同样的故事，在《在细雨中呼喊》中也有。几乎纹丝没动！只是两个当事人换了！余华的这个屁放了两遍了，是同一个屁。
米兰·昆德拉在《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一文中说：“发现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存在的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的关于存在的重大主题，早在中世纪的欧洲小说中就已被表现和揭示。一部一部的小说，以小说特有的方式和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侧面。
在《小说的艺术》中，米兰·昆德拉这样分析不同时代伟大的小说家所致力的探索与发现：塞万提斯时代，小说探讨了什么是冒险；在塞缪尔·理查森时代，小说开始审视发生于内心的东西来展示情感的隐私；在巴尔扎克时代，小说发现了人如何扎根于历史之中；在福楼拜那里，小说探索了直至当时还不为人知的日常生活；在托尔斯泰那里，小说探索了非理性到底如何起作用。马塞尔·普鲁斯特无法抓住的过去的瞬间；詹姆斯·乔伊斯探索的是无法抓住的现在的瞬间；托马斯·曼的小说，则探索了神话的作用，他深信，并且以实践证明——那来自遥远（时间和空间的）深处的神话，无时无刻不在遥控着生活中的我们——的一举一动。
余华早期的作品是令人兴奋的。语言与世界，叙述与信仰的分离与背叛，使得他那时的作品有着深刻而神奇的魅力。他不动声色的叙述、铺垫、转移、嫁接，使得传统的叙事文本显得苍白而又渺小。在此之前，血腥与暴力只是呈现在一系列真假冤奇的故事中，暴力与血腥只是作为一种点缀，而丝毫不与其本身密切关联。余华则打破了这一点，他神出鬼没地把故事的本体与载体本末倒置。这种独树一帜的写法是具有开创性的，是理智而又卓有成效的。这一点也恰好符合了小说的精神——发现性和不可替代性。那些非技巧的巧合，非框架的结构，为余华的精神世界和所传载的精神勾勒出十分巧妙的典型。
在《兄弟》尚未出现之前，余华几乎可以说是完美的。他对于本能和非本能以及异己的颠覆是酣畅淋漓和彻底的。可是这一切都随着《兄弟》的出现而画上了悲壮的破折号——我们只能在他创作生涯几近终结的时期画一个破折号，因为破折号表示解说、转折、省略和强调，它比其他的符号都更直观延续包容。同时余华随时都有可能——写出比《兄弟》更差的作品——随时都有可能！
《兄弟》分上下两部（上部大约十几万字，下部大约二十几万字），用余华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部一眼望不到头的小说，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起初，我构思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可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篇幅超过了五十万字（看来他在完稿之后还删去了不少）。在长达四十多万字的叙述中，余华几乎暴露了他全部的缺点：
除了《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等散文随笔外，余华的所有作品都是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的。他总是竭尽所能地使对话和情节富有张力和活力，从而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拥有庞大读者群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阅读只是一种乐趣，即读他们认为好看的书）。
在《兄弟》中，幽默搞笑的对话俯仰即拾；忍俊不禁的细节随处可见。这应该就是余华的创作初衷。如此宏大的大部头，总得设法让读者先读下去。可是余华哪有那么多“有趣”的材料呢？江郎也有才尽的时候啊。可是没有了怎么办呢？——聪明的余华想了一个好办法——复制。
《兄弟（上）》第二十二节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两人又走到了一起。李光头小心翼翼地走在孙伟的身边，孙伟没有反对，李光头放心了。走到巷口时孙伟突然站住了，对李光头说：
“你看看，我的裤子是不是破了？”
李光头凑到孙伟的屁股前，没看到裤子上的破洞。李光头说：“没破。”
孙伟说：“凑近了再看看。”
李光头的鼻子差不多挨上孙伟的屁股了，仍然没有看到破洞。这时孙伟突然响亮地放了一个臭屁，孙伟的臭屁像一阵风一样打在李光头的脸上。孙伟哈哈大笑……
这个逗人发笑的小故事是很好玩，不过是抄的。不是抄别人的，而是抄他自己的。同样的故事，在《在细雨中呼喊》中也有。几乎纹丝没动！只是两个当事人换了！余华的这个屁放了两遍了，是同一个屁。
余华的先锋精神在早期是自醒和自觉的。自一九八七年一月在《北京文学》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以来，他创作了一系列非常优秀的先锋小说。他以叙述次序的前后颠倒和故事内容的漫无头绪来吸引我们进入他精心营造的一个个荒唐的世界。
可是在《兄弟》中，余华的那种自然而自觉的先锋意识不翼而飞了。尽管他仍然在不懈地努力着，但却无法掩饰他虚假的刻意，并且许多时候余华都弄巧成拙。
对宋凡平的死亡过程的描写就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尽管还有一个模糊的形象存在并成为维系《兄弟》情感的基石，但在那个死人就像现在感冒一样流行的年代，余华所刻意描写的死亡过程只能算是一场司空见惯的小戏。
再来说说李光头，这是一个有点玩世不恭、恬不知耻又聪明善良的孩子。在他身上作者花费了不计其量的心血。李光头的命运是滑稽的，而他的人生是悲哀和寂寞的。当年那个由于爱情失败而自虐的少年，经过一系列动荡、挣扎、巧合，最终幸运暴富——而他的欲望也随着他财富的巨增而日益递增，以至他最终霸占了自己的嫂子，并且还带她去做处女修补手术，然后再上——正在这时候，他的好兄弟宋钢——死了。
这还算曲折的故事总体来看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他在处理许多小细节上都有不小的问题。比如说李红，既然宋钢是性无能，那李红为什么不是处女了？《兄弟》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及过。但根据书中所刻画的李红的性格，他应该没有和别人发生过性关系，如此说来，莫非她天生就是一个破鞋？
当李光头为上不到真正的处女而郁闷不堪自寻麻木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封建思想的余孽在许多中国人心中还根深蒂固。但这样刻意的安排也不算什么新鲜，因为这样的人在当代的中国还广泛存在，并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余华所做的刻意的先锋是失败的，并且他在许多时候都弄巧成拙。
对于文革这样一个宏大题材，余华本来是要刻画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命运惨烈的时代。前两者是余华一贯着力于阐释的主旨，只有“命运惨烈”才勉强算得上是他的“新旨”。可是余华在叙述宏大题材的时候力不从心，从《兄弟》中无休无止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而作者本人对于没有尽头的术语也显得十分厌倦，但作者没有承认也不会承认这一点——因为承认这一点是令人尴尬的。
相反的，他还在后记中这样安慰自己：
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走窄门，”他告诫我们，“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
可见他自己对《兄弟》还是非常自信的，他还在执迷不悟。
余华过去的作品夸张地描写对身体的自残和伤害，并由此展现出对生命冷漠荒凉和虚无的本质，那莫可名状的原始暴力深深地刺激了我们的肉体和灵魂。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种种运动，只是一些有轨可寻的症状，却无从解释几代人无法愈合的创伤。从那些裸露的伤口中，余华曾经敏感地捕捉到一些细微的虚耗。而默默承受暴力的躯壳，只是最微观的切入点和窗口。
从《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再到《许三观卖血记》直至《兄弟》，余华始终从对身体无用的死亡中，找到某些难以说明的用处。这是传承鲁迅精神胜利法的延续，同时也反衬了经历不同时代的中国人的消费理念，更是暗示了余华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妥协。他已经义无返顾地从最初的原始暴力与伤痕中走出，逐渐转至合情合理的温情。
当我们被他带着从最初的瞠目结舌走向心灵的主动触动，直到悄悄有流泪的快感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发现——以前的余华正逐渐远去——他一个人“出门远行”了，只留下我们，失望而期待地站在原地。
我们再也读不出那种由先锋带来的颠覆和震撼了，我们读到的只是——一些可怜或者变形的温情，以及由此派生出的——金钱，家庭，和不甘寂寞的虚妄或者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