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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房子》读书札记
文/陈峻峰
假如我无缘得到那份荣誉、智慧和幸福，那么让别人得到吧。即使我要下地狱，但愿天国存在。
我发现，很多年来，我总是在冬天会与一本好书相遇，这种邂逅的美妙和美丽，或可称之为“奇遇”，也可称之为“艳遇”。譬如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冠军早餐》、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惶然录》、奥尔罕·帕慕克的《新人生》，以及今年冬天的这本被称之为博尔赫斯的继承人、玄幻奇崛的拉美文学的明日巨星、乌拉圭作家卡洛斯·M.多明盖兹的《纸房子》。在冬天与一本好书相遇，是独属一人私自悄然享有的幸福，让我在抵御这个越发冰冷的世界，多了一隅纸质的身心居所，我的冬天便有了文字的春色和暖意，有了阅读的丰沛和丰足。
至于好书，之于我，私自的界定有三：首先是装帧设计，封面和扉页，仿如前台垂挂的帷幕，背景的黑暗和朦胧生发超越先验的预感和预期，即将上演的一场大剧于此一短暂的等待间呼之欲出而又空蒙静寂；其次就是由独特想象和语境构成的叙事，一个超出了我所能有的生活经验、虚构经验、书写经验的新世界、新方法，并在让你读过之后，一定还会自觉回来，反复读它。其三，你发现，所谓好书，总是放在离你最近的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顺手就可以拿来阅读；无论从那一页打开，都可以构成一次伟大的阅读。这样有些篇章你可能永远没有读到，而有些篇章会烂熟于心，但这并不影响你对它整体的理解。
卡洛斯的这本《纸房子》，在我认为，这三者皆备。
博尔赫斯说，我心里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在卡洛斯、布劳尔、德尔加多，或者众多爱书、读书、藏书者那里，其实不仅图书馆，凡有书的房子就是天堂。那么建造和组成这座天堂的，无疑就是那些书籍，那些梦幻般写满奇思妙想和绮丽文字的书籍。
是的，天堂。纸质的天堂。人类在苦难中游走的灵魂得以安居、栖息的天堂和家。
那么我们现在来进入这座天堂，来看看那里的情景——
厅内每面墙均由不计其数顶天立地的玻璃书柜填得满满的。而且不止这间大厅，连隔壁另一个房间也是同样光景。及至整层公寓，不管走到哪儿，放眼望去全是塞满书籍的一式橱柜，走廊的转盘阅读架上摆着又大又厚的各种辞书，衣柜里则是几乎爆满的黑胶唱片，浴厕间、仆人房、厨房、里间也尽是书满为患。——这样一来，书籍的主人德尔加多和他的内人就只好住在天堂的上一层楼。为此，他曾经也做过盘算，索性打通这两层楼。——好在，德尔加多及时打住了这个念头，他觉得，书本毕竟不该被家居生活污染。要不然，两者肯定全要蒙尘了。
这是德尔加多，而布劳尔就没有他那么间或能有的理性和自觉了。德尔加多告诉我们，布劳尔那会儿独自一人住在夸莱姆街上，凡能弄到手的书籍，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生吞活剥。由于酷爱书籍，所以每个房间都摆满了从地板直抵天花板的大书橱。还不止这样，连厨房、浴室，还有卧房的空间他也没放过，全堆满了书。德尔加多说，我说的倒不是他原本那间卧房，他老早就不得不迁出卧房，只能在附带小盥洗室的阁楼上找到栖身之处。通往阁楼的楼梯上头也摆满了书，那些全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作品……除此，在布劳尔那里，好几套完整无缺的古旧期刊、许多古典史籍、几乎一本不漏的十九世纪旧俄小说，还有美洲文学、艺术图籍、各类哲学论著；完备的古希腊、伊丽莎白时期剧作；二十世纪中叶之前的秘鲁诗集；还有几册墨西哥摇篮本；阿尔特、博尔赫斯、巴列霍、奥内蒂、巴列-因克兰等人的首版书，当然各种百科全书、辞典，以及溯河旅行家的小册子、专著等等，他统统都有。最后，布劳尔及至想到把车库空间也腾出来摆更多的书，索性连车子也送人了。
德尔加多在他对布劳尔竭力描述的时候，做了一个有意味的比喻，说到头来，他的藏书量之多，以至整间富丽堂皇的客厅全摆满了大书柜，就像你在公家图书馆看到的那种。
我说这是一个有意味的比喻，恰恰是博尔赫斯想象中的天堂的模样，就是图书馆的模样。换言之，那么布劳尔，包括德尔加多，都是建造和居住在这里的，天堂的主人或者奴隶。
主人或者奴隶，而“建造”和“居住”在这座天堂里是幸福的。
那幸福是无可比拟的金碧辉煌的人生的满足，是拥有者无与伦比的荣耀。
“我们将它们摆着供人检阅，活像公开展示一副巨大、裸露的脑子，透漏若干卑微的借口与些许虚假的矜持。”卡洛斯介绍说，“我曾认识一位古代语言学教授，他总是借着泡茶煮咖啡的机会，刻意在厨房里多耽搁一会儿，让访客有充裕的时间瞻仰、欣赏他书架上的藏书。等到确定目的顺利达成，他才会两手捧着托盘、脸上堆满笑容再度出现。”——这仅仅是一种情景，卡洛斯说，“既然同为读书人，只要一逮着机会，我们也会窥探朋友们的藏书，即使当作一项消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之间也经常是这样，就像卡洛斯描述的那样，“如果是在自己家里，我们要是让某位来访的同僚独自一人留在客厅里，待回头一瞧，他往往不出所料已站定在书架前、睨着一双眼睛仔细打量咱们的书呢。”
这种幸福仅仅是以实体书籍组成的天堂的外在样式，而真正的天堂在书籍的内部，在那些细密有致的文字和插图之间，那里才堪称我们所说的那种金碧辉煌而又无与伦比。
于是我们看到了智性的卡洛斯：“我曾夤缘亲抚由叶芝作序、詹姆斯·托兰斯绘制插图的《爱尔兰创说与民间故事》善本，还有《萨德侯爵及其众亲好友之未刊书札》。我曾有幸得以捧读若干摇篮本古籍，一一轻启其书页，除了感受其重量，也一尝得天独厚的滋味。”
于是我们看到了理性的德尔加多：“累积一批藏书无异于创造一个新的生命。绝不是漫无章法、乱收一通。”然后说，“不断往书架上增添书本，仿佛一批藏书俨然成形，不过依我之见，那只不过是假象。持续购买某些主题的书籍，长此以往，我们难免据此诠释世界，或者，像某些人爱用的比喻：此乃亦步亦趋追随前人的步履，好处在于：我们得以将这些轨迹保留下来。这可不是一件轻松活儿。我们借由这道过程让书目逐步完备：我们从尚未拥有的某部书籍的相关数据入手，然后当我们购得那部书，它又将我们带往另一部书籍。”德尔加多说他的阅读时间实在少之又少，“但是一旦要读，我非得查阅那部著作的所有相关批注、完全搞通书中全部含义不可，所以当我有空拿起一本书，有时候只是为了彻底读懂其中某一章节，甚至还得同时翻阅其他二十几本书才行。”
德尔加多说，“当然，这正是让我沉迷其间的原因。”
固然沉迷，德尔加多终是理性而自觉的阅读者，因此他对书籍的沉迷有他自己的方式，譬如，他极不赞成在书上写字。德尔加多说他只要看到书上出现半点涂写，就像亲耳听见那人从嘴里冒出一句粗话一样，令他惊骇莫名。而随意翻开一本书，里头找不到任何一页折角，仔仔细细审视疏朗通透的字里行间，以及宽阔洁净的页边，或是生日当天翻开一册书缘未裁的毛边本，才能令人满心喜悦。因此德尔加多在阅读中，从不在书上涂画，而是另做笔记，等用到那本书的时候再插在书里随页搭配着研读。一旦阅读完毕，就将它们抽出来，统统扔进字纸篓里。德尔加多这样做，在他认为，“并不是人人都有本事写。”进而解释，“我的意思是，不是每个人都该写。凡是读到有意思的段落，我便随手记下只字词组，帮助联想、留下通往其他书籍的线索，这里一笔、那儿一笔的，纯粹只是留下一些吉光片羽。”再解释说，“作为一名读者，说穿了无非只是游荡在别人设定好的风景之中。尽管里头再怎么无限宽广，其中的一树、一石，就连吹拂枝叶的风、因树摇枝动而勾动的愁绪怀想、对于其所赐与的庇荫之感念恩情，人家早都原原本本写在那儿了。对我个人而言，每天能从尘俗之中挣脱出来透个气儿，让自己浸淫其中几个钟头，就是莫大的愉悦了。”
最后，德尔加多自称要容他剽用博尔赫斯说过的一句话：
“图书馆乃穿越时光之门。”
在这里，我主观判断为智性的卡洛斯也好，理性的德尔加多也好，都远远没有布劳尔那样深入获得在天堂之内的幸福，他身体在天堂之内，灵魂在天堂之内，他用他的身体、灵魂与书籍一起构成了他自己的天堂。
布劳尔嗜书如命，买书、藏书、读书，耗尽他的资财和精力，以至于他的书已经堆满床铺四周，沿着走道满室迤逦：仿佛自有生命，纷纷兀自蔓延。而布劳尔日以继夜泡在那些书本里头。而且，和德尔加多完全不同的是，他老喜欢在书上写一大堆眉批。对此他辨称：如果不拿笔——往往是各种颜色的笔——写下眉批、画上底线，便无法深入理解文义。他对此做了个粗俗甚或下流的比喻：“当我遍肏（读操）群书的时候，要是连个痕迹都没留下，简直毫无高潮可言。”布劳尔就是这样，按德尔加多的说法是“他活脱就想征服它”。事实上，德尔加多说的并不完全正确。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布劳尔用了好长一段日子怎样成天忙着更新书目索引卡片。起因是他终于发现现在要从书堆里找出一本书变得越来越难。而有人说，“你要是找不到某一本书，那就等于不存在。”这句近乎格言的话，既残酷，也真实。那就需要来做书目的索引，但分类、排列数万册书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不仅必须从头到尾一丝不苟、毫不松懈——寻常人可没这等能耐啊——干这吃力不讨好的编目工作，还得有方法、有时间。因为这“可不是光给每本书逐一编号就完了啊。” 德尔加多夸张地说，“我打个比方：好比说你打算去一趟亚马逊，你必须关照一大堆琐碎的东西，不只不能漏掉任何环节，还得能够把你带到那儿去、到了那儿也派得上用场的每一件事物。” 德尔加多觉得没讲清，于是又打了个比方，说“假如你想写一首诗，你得先有纸和一杆好使的笔。” 德尔加多觉得还是没讲清楚，于是再打了个比方，说“你打算找个女人谈恋爱，你得花许许多多工夫做准备，连一些烦人的事儿也不能免，例如：好好把脚指甲修剪干净。”因此，一旦拥有布劳尔那样子的藏书，自然就免不了要有一套索引。一个人或许能够征服许许多多书籍，但征服之后，便得为它们当牛做马了。
按德尔加多的私下估计，原本是打死也不相信布劳尔能完成书目的更新工作，可是几个月之后，也就是在德尔加多还在那里唠唠叨叨的时候，布劳尔告诉说他即将大功告成了，并声称，“过程中最耗神、也最费力的，就是厘清每本书之间的关联性。”
结果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布劳尔“过程中”的耗神费力，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天堂中”他工作的幸福。原来他匪夷所思或者说心领神会，完全不是按照传统的编目对书籍进行索引分类，譬如我们熟悉的以内容或形式为依据的分类，而是不遗余力挖空心思，避免让两个互有过节的作家摆在同一层书架。譬如：博尔赫斯的书，就万万不可和被他称作“全职安达鲁西亚人”的加西亚·洛尔迦的著作摆在一块儿；再，因为莎士比亚和马洛拼命互控对方抄袭，两人的作品也无法并肩陈列，但同时还要慎重保持整套书的编号不至于紊乱；至于马丁·艾米斯和朱利安·巴恩斯，因为友谊宣告决裂，两个人的书当然也不可以放在一起；同样的情形还有巴尔加斯·略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等。不一而足。
对此，布劳尔说，长达几世纪以来，我们受制于一套缺乏想象力的刻板系统。让我们昧于认清书与书之间的真正关系。好比说：《佩德罗·帕拉莫》与《跳房子》俩书都出自拉丁美洲作家之手，但其中一部带我们回溯威廉·福克纳，另一部则是源出莫比乌斯。再换个方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穿了，与罗贝托·阿尔特的关联性更为接近，而不是跟托尔斯泰。还有，黑格尔、维克多·雨果和萨门托三者之间的关系，远比帕科·埃斯皮诺拉、贝内德提、费利斯贝托·埃南德兹来得更紧密。
……
布劳尔“天堂”里的幸福还远不于此。
有天晚上，某位朋友发现他对着一本搁在阅读架上的《堂·吉诃德》善本用餐，书前还摆着一杯酒。——请注意，那不是布劳尔手上那杯，而是他为那本书也斟了一杯。另一天另一位朋友还发现布劳尔的床铺上搁了二十几本书，参差错落排成一具人体的外形，甚至可以清清楚楚看出头部、几本红色书背围成躯干、胳膊和两条腿。于是众人猜测，布劳尔这样的聪明坯子，到底跟他的书玩什么把戏？像个小女孩玩洋娃娃那样玩那些书吗？还是他经过长期、深刻的思考，决定该排成那副模样才符合那些书的含义？或者，他正在施行某种法术，打算从纸墨之中召唤出什么来？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找到最后的解答，但可以肯定，那是只属于布劳尔的只有深入在书籍内部的不为人知的天堂里的满足和幸福。
置换一个场景，再来看看布劳尔或者德尔加多。他们几乎都发现，阅读电灯发明之前的作品时最好点上蜡烛。德尔加多言之灼灼，说你不妨试试在烛光下欣赏一幅油画，你肯定会发现那幅画呈现前所未有的全新面貌，那是不管用多少电灯都照不出来的。你会惊讶它脱胎换骨……当烛光弥漫整个空间，你也进入另一个全新的境界。而布劳尔更是早已心领神会，他就常常喜欢就着烛光读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因此，一如在烛光下欣赏一幅油画来欣赏一书本，也有同样的现象，德尔加多说，“因为印刷的纸页和一幅错综复杂的图画没有两样。那是有一行一行、细细小小的文字，伴随抑扬有致的音节，遵循着它独特的韵律、节奏法则所谱写出的一出戏；按着精心设计的字体、大小、粗细，加上边栏的宽窄、纸页的厚薄，页码靠右或置中……以及许许多多细微的差异，共同创造出来的绝妙艺术品。”德尔加多说，“无论是多么新颖的本子，也不管它使用了最白皙的纸张，烛光就像变戏法似的，能够使一本书散发出额外的光泽，令它彰显价值、透出精妙。”
这样，我们在他们的天堂里看到了天堂里的他们，布劳尔和德尔加多，他们不仅仅就着烛光读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而且选择不同的作家阅读时相谐播放不同的音乐。譬如阅读歌德的时候，同时播放瓦格纳的歌剧；读波德莱尔就放德彪西。如此一来，他们认为，整个阅读过程才算完整，“而且，”德尔加多说，“我可以向你保证——绝对会大大增加感官上的情趣。”
接下来，还是有德尔加多来揭示了这过程的情趣和绝妙。德尔加多说，或许你也晓得，看书的时候如果轻声念出来，会发生一连串字词的音频。虽然几乎听不见，但声音本身是存在的，一旦存在，便不会消失。那声音随文章运行，就像乐器照着乐谱弹奏一样，我向你保证，那就跟眼睛一样不可或缺。它造成了一个音调、一组流贯字里行间的旋律，于是，如果再加上轻柔的音乐，自己发出的声音与音箱传出的音乐，贯入双耳便会形成和谐的对位。如果音响调得太大，音乐的声响就会掩盖语音，文字的声音便会消失。而且，会让整个阅读的步调紊乱不堪。巧妙搭配一首美妙的音乐，一篇一般性的文章也能因而增色不少。
一如对音乐的聆受，听着德尔加多关于阅读的婉丽曼妙的描述，此时此境，彼时彼境，我们是否梦幻一般，觉得我们已经置身在布劳尔或者德尔加多的书籍的房子和世界里了。
领悟的幸福远远超过想象或感觉（博尔赫斯语）。
我们为之醉意朦胧，我们如此优美无比，仿如身在天堂。
然而，灾难发生了。
1998年的春季某一天，布鲁玛·伦农在索霍区的旧书铺买了一本《艾米莉·狄金森诗集》，跨出店门一边走一边读，才正要读第二首诗，就在街口给汽车撞倒了。
卡洛斯借用了一句格言感叹：书籍能改变人的命运。
卡洛斯举例：有些人只因为读了《山中王》，不辞千里甘赴偏远的异国大学担任文学教授；一部《德米安》令成千上万年轻学子醉心东方哲思；海明威的小说造就出许许多多户外健儿；大仲马的著作则教无数妇女从此陷入愁云惨雾，所幸其中不少人借由食谱、烹饪书，得以从自杀边缘捡回生命。当然最惨痛不已的是眼下的这个布鲁玛，如今成了书本底下的冤魂。
在为她举办的丧礼上朗读的那篇备极哀荣的悼文最后一句话这样说：
“布鲁玛将毕生奉献给文学，却万万没料到文学到头来却夺去了她的生命。”
这应该是对“书籍能改变人的命运”的格言另外一种说法和诠释。是一句谶语。而事实上，布鲁玛并非是惟一的受害者。
一位钻研古文的老教授，利奥纳德·伍德，曾在自己的书房被书架上掉落的五大册《大英百科全书》砸伤脑袋，导致全身瘫痪；卡洛斯的好友理查德某次打算伸手抽出一本摆得太高的威廉·福克纳小说《押沙龙，押沙龙！》，不慎从书梯上头跌下来，当场摔断了一条腿；另一位住在布宜诺艾利斯的朋友，则因为长时间呆在公共档案馆地下书库而染上结核病；更有甚者，卡洛斯还听人说过，智利有条狗，某天下午突然疯了似的狂啃整本《卡拉马佐夫兄弟》，结果活活被纸页噎死……
因此，当卡洛斯的祖母每回只要看到他躺在床上看书，就会对他说：“快把书搁下，那玩意儿可危险了！”
卡洛斯祖母的话也许是一句危言、一句警言、一句预言，同样也是一句谶语。但都不是眼下卡洛斯，或者布劳尔和德尔加多的严峻现实，他们眼下的困难——也可以说成是灾难——是书籍在屋子里无声无息地不断滋生、持续蔓延，而他们对此完全束手无策。于是每每自问：到底为什么要保留很久以后才可能稍稍派得上用场，以及和本行简直八竿子打不着的书籍？收藏这么一大堆只读过一遍就束之高阁的书，究竟所谓何来？待下回——倘若真有下回的话——再度取来展读，天晓得又是何年何月！只这么愤懑地设问，而一旦丢掉了譬如那本《野性的呼唤》，或者那本让自己挥泪告别苦涩青春的《希腊人佐巴》、抑或《战火游魂》，卡洛斯想，岂不是一并葬送了构筑了自己童年岁月之一砖一瓦？至于其他所有随着时光荏苒，逐渐移往书架顶层，从此纹丝不动、默不吭声，忠心镇守着我们心中那方神圣净土的任何一本书就更甭说了。
才知道：“割舍书籍往往比获得书籍来得加倍困难。”
书籍与我们之间以互需、相忘之契紧紧相系，它们见证我们生命中某个永远不能回首的吉光片羽。只要书本仍在身边，便依然是我们的一部分。因此卡洛斯曾留意许多人会记下他于某年某月读了某部书，他们从此留下私人记录；还有人借书给别人之前会先在扉页上签署自己的姓名，有人会在通信簿上一一登记哪些书被谁借走，甚至不忘加注日期时间等等；还有些书主比照图书馆的做法，在书上盖章、夹借阅卡。
是的，没有人甘心自己的书一经出借，从此流落在外、迟迟不归。
我们宁可遗失一枚戒指、弄丢一只手表、或是掉了一把伞，也不情愿一本书从此佚失，纵使我们永远不会再次翻阅那本书，但是光凭着铿锵有声的书名，那些书页仍然保存着久远以前、连自己或许都早已忘却了的情感。
那么是否可以说，书籍不是历史死去的记忆，而是生命活着的见证。
凡此种种关于书籍的迷痴、挚爱、痛惜、困扰、烦恼、无奈，以及泛滥成灾，束手无策。较之布劳尔，都不是根本性的打击和毁灭。因为无论如何，天堂还在，所有的困扰，都还是天堂中的困扰，所有的烦恼，都还是幸福的烦恼。在此之前，没有谁会试想一下，假如你一直饱满的口袋终于有一天见底了，再没钱买书了，也就是说欲望终于“够着边儿”了，你知道会是一种怎样情景；这还不算，有一天突然被逼必须要把房子卖了另迁他处，昔日辉煌的天堂将在瞬间消失坍塌，我们该怎么办。
布劳尔现在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在离婚多年以后，他的前妻现在居然通过律师来向他讨钱。而他的钱也因为曾经“六亲不认”地疯狂买书，也早已消耗殆尽，无以为继。那么也就是说，他只能把房子判给他的前妻了。
不管原因如何，总之眼前的情况很明白：我们的布劳尔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窘之中。那些书把他困得死死的，而又没有了房子，那么多书，怎么可能全部搬得走？又叫他怎么割舍得下？他把毕生的心血全挹注在了上头啊。
布劳尔的心血结晶，如今成了一场噩梦。
这是布劳尔，包括卡洛斯、德尔加多全部天堂里的故事的一个转折，根本性的转折。布劳尔把我们带到梦幻的天堂，又携带着我们和他一起重重地跌落在现实的地上。房子是人生存的最基本的载体，房子无疑也是书籍——那些经典、巨著、大师、先哲生存的最基本的载体，只有提供了这最基本的载体，书籍才有可能成为在其中建筑起我们精神虚拟的天堂。房子没了，身体无处寄居；天堂坍塌，灵魂便无处安放。而布劳尔现实凄惨的遭遇和境况给我们的全部启示竟是如此简单，那就是房子和天堂、身体和灵魂，逼迫着我们不得不说，前者更为重要。
承认不承认，丧家犬一样的布劳尔，现在可能就只剩下基于这种庸常判断的最后一种可能和企图了。于是我们看到他带着这种企图在拉帕洛马买了一块地，在那里立了四根桉木柱子、搭了茅草顶，盖了一幢简陋的小屋。
那是在海边儿，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那一片狭长的荒凉沙丘，成天净刮风，随时都有被巨浪浸袭吞噬的危险……换句话说，那是远在天边海角的穷乡僻壤啊。假如有人活得不耐烦了，存心跟自己过不去；或者万念俱灰，打算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去那儿准没错。那儿绝对没有让人牵肠挂肚的东西，也没人给你嘘寒问暖。
不过后来布劳尔还是费尽周折把他的书运到了那里。这就让我们终于看到他的基于庸常判断的最后一种可能和企图了：布劳尔先是在当地找了一名没活儿干的泥水匠，吩咐他在沙地上的窗户和两个门框加几道支撑，接着要他在地面上灌入水泥，然后——说到这儿时就让人觉得心里头直发毛——他要工人拿那些书当砖块去砌墙！
这让我想起博尔赫斯另外一句著名的话：仿佛水消失在水里。
于是，我们看到那名工人瞅了一眼从板车上卸下，堆在干净白沙上的书山，眼里似乎带点怜悯，也带点无所谓，然后便动手，从那座小山似的书堆里挑拣……
哦，就是这样。
我们的布劳尔，如今只想用那些书为他避风、遮雨、抵挡冷酷的寒冬，——当然也抵挡冷酷的世界，他早就顾不了作家之间原有交情的亲疏好坏了，不在乎斯宾诺莎、亚马逊河流域的植被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之间有什么本质上的关联抑或相互排斥了；至于装帧精不精巧、书中插图是铜版画还是木版画，他更无心去管；连毛边本、摇篮本，这会儿都无可奈何了。他现在只计较书本的大小、厚薄，以及那些封皮是否足够平展坚挺，扮演石灰、水泥和沙砾的角色。
我们大可想象一下可怜的布劳尔了，他那时应该是两手垂着坐在椅子上，身边是板车运来的高耸书堆，另一边是海岸线，头上戴着草帽抵挡罗恰的灼热阳光，竖着耳朵听工人拿抹刀刷过书背的声响；那些书上头曾被他写满了无用的眉批，记载了这本书、那本书，这个作家、那个作家之间的关联，如今再也不可能翻查、研考，甚至连打开来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们不妨再想象一下，当四堵墙越筑越高，布劳尔会不会煞有介事地在那里先绕上一圈，然后交给工人一本博尔赫斯充作窗台；一本巴列霍，上头一部卡夫卡，旁边填上康德，再铺上一册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当门槛儿；还有科塔萨尔 、专写砖头书的巴尔·略萨；巴列-因克兰挨着亚里斯多德，加缪和摩洛索里砌在一块儿；莎士比亚和马洛，在砂浆簇拥下终于难舍难分……布劳尔一方面想象着这座来日的纸房子能带给他的现实的温暖，一方面痛苦不堪的脸上映现出那些书本的身后寂寥——因为可能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够翻开那些书，再也不会有慕名而来的访客登门了，乃至再也没有机会很绅士地耸一下肩，向景慕他的来人、朋友或者访客说一次：唔，你看，其实我还没有把全部藏书读完呢。当然现在他大可或者只能这样说了：唔，你看，这些书给我遮风避雨，免于挨冻受饿。这些书就是我的家。
最后，你知道怎么样了，那些书籍和混凝土两相结合，居然又密又实又有纸质特有的韧性，远远超过了所有人原先的预想。
这诸多的想象加诸其他设置的象征、隐喻、奇幻、能指的传说和情节，使得卡洛斯终于经不住这恍惚遥远的诱惑和召唤，在几乎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之下，匆匆搭上了一辆开往拉帕洛马的巴士，并到达了布劳尔的那座纸房子。
眼前的景象令他大为震恐。
是的，若果不是亲眼所见，你绝对无法想象眼前的这副光景——
那座不断被猜想的纸房子，历经风吹雨打，现在只剩下一副嶙峋的骨架了；木头框架虽尚称完好，但其余的部分全是断垣残壁；而仅存的几面颓墙千疮百孔、东倒西歪，小贝壳、黝黑的苔藓斑渍混杂在凌乱的水泥块之间；依稀能看见来来回回被烈日炙干又被海水泡湿的书页，紧紧固着在一起宛如墨鱼的喙一般，上头的字迹漫漶，墨色褪得几不可辨；只隐约看出一块某部百科全书的封面，一本泡得肿胀发白、歪七扭八的平装书，三面书口已完全成了波浪状。几道门窗的附近有胡伊多布罗、聂鲁达，还有巴托罗姆的著作，然后是紧紧黏合成一块硬砖似的劳伦斯与马罗莎·迪·休希欧，仅剩残片的艾略特与洛尔迦；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上头粘满大大小小的藤壶，还有一本被污泥裹覆、难辨面目的帕利耶雷。而在一侧，海浪冲积的沙丘上，躺着的每一本书触目惊心，宛如一具一具狰狞的尸体……
即使面对这样近乎天堂倾毁化作的废墟惨状，爱书之人的卡洛斯还是怀有只有在天堂里才能有的天真和挚纯——他脸上罩着手帕，蹲踞在地上，脑际竟突然闪过一个妄念：或许我能够从中发现品相绝佳的阿尔特、达里奥初版本、布劳尔举杯对饮的那本《堂·吉诃德》，并把它们挖出来。——结果可想而知，卡洛斯挖出来的却是几块破烂不堪的半砖半书，里头似乎掺杂了某部加西亚·马尔克斯著作的残屑、泡得几不可辨的洛佩·德·维加纸页，还有巴尔扎克紧皱的书皮。
一阵极度的恐惧和不安瞬间袭上心头，卡洛斯惊恐地停下了挖掘的双手，站起身子。他清楚地感觉到了，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仿佛正发出微弱的呼嚎，奋力要从沙地里头钻爬出来……许久之后，布劳尔纸房子于眼前凄惨的景象，让卡洛斯终于明白，原来，即使对于由无数印刷工、设计家、书记官、捡字师傅、批注者、作家，以及传令员、施墨与装帧的工匠们、插画绘制师、序文撰写者共同促成的书籍世界怀抱令人陶醉的坚定希望，而纸张终究是有机物，就像横躺在路上的那截松树一样，迟早都会在海水静静的啃噬、浸蚀、摧残下溃散无形；即使这就是我们和书籍，还有从海边粘稠的泥沼中钻爬出来、企图在陆地上创造自身意义的一切事物的共同命运；即使我们曾经所做的一切只是苟延它的生命，这些文字终究难逃在命运之前低头。
明白了的卡洛斯回来后开始嘲笑自己，嘲笑书架上排列得整整齐齐纤尘不染的书籍，并对整座书房进行了彻底的整顿，把所有他认为不需要或短时间内派不上用场的书统统装进大纸箱里，慷慨送给了他的学生和同事。他很高兴，他现在完全可以让那些腾出来的空间，挂上一幅画、装一面镜子，或者啥也不必做，就任它光秃秃一面白墙……但是一到夜里，卡洛斯就开始做一连串的恶梦。梦中的卡洛斯又回到了那片沙丘，沙地里不再是参差错落的书本，而是窜出一只只手掌，紧紧抓住卡洛斯的脚踝不放，苦苦哀求似的死命不让卡洛斯逃脱。于是卡洛斯会经常匪夷所思或心血来潮，突然间的，甚至迫不及待想远赴阿拉斯加当一名船员，好让生命的方向彻底扭转，或者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此生永不再接触任何书籍。然而在心里头，却还是在千转百回寝食不安地想布劳尔，此时此刻他究竟身在何方？身边没有任何书，能否让他快乐？他是否从此专心营生？或者，他早就已经一点一滴地又不经意收集了另一批藏书……
这是人的矛盾，终究是缘于书的矛盾；这是人的纠缠，终究是缘于书的纠缠；这是人的痛苦，终究是缘于书的痛苦；这是人的命运，终究是缘于书的命运。书是我们的天堂，也是我们的囚笼；书是我们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灾星。于是我们也在想，布劳尔、卡洛斯，或者德尔加多，以及那些众多的爱书、读书、藏书者，都经历了怎样的各自不同的书籍的奇遇和遭遇？同时在想，此时此刻他们究竟身在何方？身边没有任何书，能否让他们快乐？他们是否从此专心营生？或者，他们早就已经一点一滴地又不经意收集了另一批藏书……
似可回到故事的开始。
1998年的春季某一天，布鲁玛·伦农在索霍区的旧书铺买了一本《艾米莉·狄金森诗集》，跨出店门一边走一边读，才正要读第二首诗，就在街口给汽车撞倒了。
布鲁玛死后，卡洛斯奉命临时递补了她在剑桥大学位置的遗缺。某天早上，卡洛斯收到了从乌拉圭寄给他的这位亡故的同事的一件包裹，拆开后，发现包裹里是一本书，是约瑟夫·康拉德的《阴影线》。寄件人就是布劳尔。那本《阴影线》就是从他建筑在海边的纸房子的墙上带着水泥敲击下来的。其间诸多关于书的或不关于书的暗藏的曲折、爱情、生死、象征、隐喻、繁复、猜测、启示，已没必要再做多余的阐释和复述，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诸多的疑问，也一定程度地知道了一个结果。这所有的疑问和结果，都正如康拉德在《阴影线》中写到的那样——
天地之大，蕴藏万千惊奇、无尽奥秘——这些惊奇、奥秘，以种种无法言传的方式影响吾人之情感、智识，此或适足证明：生命万物之蕴藏，原本就是如梦如幻。
我以为，康德拉所说的天地之大，也可为人类书籍的大美寓意。
因为除了天地，还有甚或只有涵盖天地大美的书籍能有生命万物及其惊奇、奥秘、情感、智识之蕴藏，而那诉诸文字艰辛累积构筑的富丽堂皇、无以伦比，就是我们人类肉体和灵魂的图书馆，我们的大化之书，我们的如梦如幻的天堂。于是相信即使如布劳尔为之遭遇万劫不复，及至那些有机的纸质的书籍也终归溃散无形，而精神不死，天堂永在。
因此我还是引用博尔赫斯的话，来做我全文的结束。博尔赫斯说：
假如我无缘得到那份荣誉、智慧和幸福，那么让别人得到吧。即使我要下地狱，但愿天国存在。
以上的文字，是我对卡洛斯的小说《纸房子》一边阅读，一边写下的“抄书”笔记，另外的意义上，也可算得是一篇相对完整的“文章”，因此我原来，给它起了一个题目，叫《天堂》。而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直为我因文章的经营不得不舍弃原作部分内容情节而耿耿于怀，现在发现，我舍弃、丢掉或不经意遗漏的这些部分，在我重新对原著的阅读和审视中，是那么的不可或缺，有些甚或是卡洛斯写作寓意意旨表达相当精彩和重要的部分。
这让我不仅有了遗憾和不安，更是有了着慌。打一个比方，这就像在一片开阔的土地上充满惬意和自信的播种，一番扬扬洒洒的春风舞蹈，那般张扬恣肆，待种子纷纷出芽了，到地边儿放眼望去，竟是有大片大片的地方没种上。
这该如何是好！
是的，这该如何是好。想了想，似乎没啥太好的法儿；那么，就别在那里愣神了，抓紧补种呗。
我现在来做的，就是把原来没种上的地儿补种上。
博尔赫斯说，我心里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在卡洛斯、布劳尔、德尔加多，或者众多爱书、读书、藏书者那里，其实不仅图书馆，凡有书的房子就是天堂。那么建造和组成这座天堂的，无疑就是那些书籍，那些梦幻般写满奇思妙想和绮丽文字的书籍。
是的，天堂。纸质的天堂。人类在苦难中游走的灵魂得以安居、栖息的天堂和家。
这是本文开头的一段文字，在这里重复一下，因为在这个开头中，我们和博尔赫斯、卡洛斯、布劳尔、德尔加多，以及众多的爱书、读书、藏书者，首先是把图书馆和有书的房子视为天堂，或者把那些书籍的世界视为天堂。这个前提一经设置，疑问接踵而来。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疑问是，建造和组成这座天堂的是哪些书籍。当然，在一般传统教义的认定和界定里，这些书籍必是那些不朽的大师们的传世名著和经典。这不言而喻。但对不起，我们从卡洛斯间或的描述中得知，这个界定包含有相当时间的尺度，所谓的名著与经典，说的是过去，而非现在。那么接下来的疑问是，现在的书籍所构筑的，所能构筑的，还会是人类在苦难中游走的灵魂得以安居、栖息的天堂和家么。
这，可能就是我所要说的忧虑了。
这也是卡洛斯或者布劳尔、德尔加多的忧虑。
说明：卡洛斯是《纸房子》的作者，布劳尔、德尔加多是《纸房子》小说中的人物。
我们不妨回到《纸房子》，和卡洛斯一起，先去有着“南美巴黎”之称的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看看。
卡洛斯说，我赫然发现城里到处充斥着高大建筑的玻璃帷幕，变得比以前现代摩登多了；我的母亲和朋友们却显得较之以往更加沮丧，仿佛震耳欲聋的街市的喧嚣、明灭闪烁的灯光霓虹与酒吧里哇啦作响的电视，必须借由居民的意志消沉，才能提供足够的空气喂饱城市肺囊。
卡洛斯说，圣菲大道如今取代科林特斯大道成为时髦景点。整条街上充斥着又大又光鲜的书店、贩售CD以及影音器材与书籍的大型商城、现代时尚的咖啡馆、电影院和剧场，商店外头则是沿街讨要的乞丐。
说，街上的人形色匆匆走在路上，耳朵总是凑着移动电话；开车时则歪着头用肩膀夹着手机照讲不误；公车上、超级市场里，甚至走在人行道上，每个人都不停的讲电话，仿佛全染上了噪口症似的。
说，我独自踱到港口散步。每次我一回来，就会行礼如仪上这儿溜溜，就像打开孩提时代的书，重温里头那些保存某段过往回忆的页面，也让我有个自由进出城市的喘息空间。如今，映入眼帘的尽是高档餐厅、大卖场、咖啡门房，已经彻底改头换面，令人目不暇给，加上到处物价飞腾叫人乍舌，于是我觉得还是尽速逃离为妙……
说明：以上我在引用卡洛斯原文的时候，由于翻译的问题，为了“好读”，我主观改动了其中的一些字词，故也没有加引号，但愿不是画蛇添足。
对不起。
从卡洛斯以上所描述的，你会惊异地发觉，这与我们的生活和景物怎么如此地贴近、相像和眼熟，就像你现在所处的那个地方的当下。假如心中果然不存调侃和恶意，仅仅为文字的游戏，我们不妨把布宜诺斯艾利斯更名为我们自己生活的城市试试，绝不会有什么异样和不同。
这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有意味的。原来不仅中国，而是全世界都一样充斥在物质的喧嚣和震荡中，一样无处可逃。那各色人等的惊喜、惊奇、惊恐、惊异，但最终到达我们的内心，已然成为深深的忧虑，或者是我、卡洛斯或者布劳尔、德尔加多一类人的忧虑。
在这样的摩登时代的生存环境和物质景象中，我和卡洛斯或者布劳尔、德尔加多已经不知如何是好，间或谈论一下文学、作家、精神、救赎和书籍，既觉得好玩，也觉得好笑，言非所言，心怀叵测。这原本是我们这一类人所干的匪夷所思不明了了的事情，曾经以为高尚、神圣、挚纯，高山仰止，祭坛一般，而现在，对不起，你再来看看。
卡洛斯告诉我们，几位朋友送了刚出版的的书给我，但是他们的言谈却鲜少触及自己的著作。他们说来说去总不外乎：皮格里亚或萨尔是否有妙招，让他们能在阿根廷文坛占一席之地；先预告自己即将出席某场研讨会或新书发布会，届时却不现身算不算高明；究竟该不该“全力瞄准”学院派书评家，还是集中火力对报刊书评版上下工夫；搞神秘、让人家觉得高深莫测好不好；到底要选择那些会花心思照顾你的书的小出版社，还是投奔能让你风风光光一个月，然后像流星殒落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外资出版公司。
卡洛斯说的这种状况，让我们觉得与我们身边人事周遭景物还是这样贴近、相像和眼熟，仿如当下中国的文坛，仿佛是在描述我们一样。假如你觉得卡洛斯描述的无聊与无耻还不足也不够的话，那么，卡洛斯在接下来还告诉我们，他们对文学的满腔抱负，说穿了和投入选举没有两样，说得更准确一点——简直就像殚精竭虑筹划一场军事行动，冀望借此一举推翻埋没自己才气的藩篱，冲破只有极少数顶尖分子才够格通过的关卡。文学的穹苍不乏熠熠明星，凭借出版商大力吹捧造势、在报纸副刊频频曝光，再加上行销有术与文学奖项、蹩脚改编电影的推波助澜，以及花钱买来的书店橱窗醒目陈列位置，就算再糟糕透顶的书，还是有人能够一夕致富。
我们的无聊和无耻，及至丑恶的嘴脸终于被揭发出来，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但你觉得这仍然不足也不够的话，那么，卡洛斯在接下来继续告诉我们，乍听他们在酒吧里聊起这种事，仿佛写作者必须面对的混乱战场，全然不在写作的漫长过程——虽然其中某些人刚起步时确实如此——而是刀起刀落、单看今朝。出版社口口声声抱怨找不到好书稿、大出版社净出‘狗屁不通’的作品，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吐，满嘴的失败借口可说，满腔的雄心壮志待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书籍世界俨然成了怨声载道、尔虞我诈的场域，一名作家具不具备才华倒还其次，地盘大小、权力有无才是前提。
卡洛斯说到这里，我便无言以对了，当代的中国文坛和中国作家与之相比，就一个“集体”而言，对不起，我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贸然抑或斗胆的愤慨断言，远没有事实的惊人和可怖。较之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的情况是，一直以来，中国作家尤其是体制内的中国作家所表现出来的自私已让人十分痛心，甚至忍无可忍，这是一个变异了的群类的沦丧，是集体的自私。——是的，我用“自私”这个词。——享受着现行体制豢养快乐的中国作家，他们拿着国家的给养和俸禄，除了怀有不同目的或者狭隘功利写作自己的所谓的“作品”之外，他们已忘记或不再来担负由他们特别身份所决定的超出普通民众的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以至在历史选择、时代变革、民生悲苦的大是大非大爱大恨面前，甚或在巨大的国耻和国难的关头，我们听不到他们的任何言辞和声音。而令我们蒙羞至今的山东作协那个在汶川大地震中写“诗”的家伙，为众人所不耻。我们可以不视他为一般意义上的“作家”。他、他们，一个体制下莫名其妙任怎么想都觉得荒诞的“组织”和“集体”，无疑还有我，玷污了这个名头和称号。
因此一直以来，我对有着众多非议和争议的韩寒们怀有极大的敬重，尤其在现行体制下的中国文坛，韩寒显得稀有而珍贵。因为除了韩寒，中国的文坛和中国的作家都仿佛死了一样，无影无踪，无声无息，集体溃散，望风披靡。那么在滚滚洪流巨大喧嚣的物质时代，我们的写作者是否还担得起“作家”的这个精神之王的称号，成为真正的大师和智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成为薪火传承民族复兴人类进步的先知、先觉、先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怀疑和忧虑，恐怕会是国家与民族在未来长久隐忍于心之痛、之耻、之殇了。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作家”，除去诸多社会的抑或职业的属性之外，对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定，当是最为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了。而从“作家”到“知识分子”身份的转换，让我们看到，远自左拉的《我控诉》时期起，作家便有了这双重身份以及双重身份所决定的双重责任的认定和担负。因此，当他写作时，他可能是作家；但社会要求他一定要自觉介入现实，并以强烈的文化批判精神形成独立思考，表明大道主张，为时代张帜，为民众代言，这个时候，他就是知识分子。
因此我们看到，那些真正的既是文学的也是思想的大师和巨匠，历史丰碑一般轩昂、高拔、宏伟和辉煌，矗立于世纪的路口，昭示困苦的人类与恶抗争向善向美奋力前行。譬如加缪，不仅有《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话》这样征服人心的伟大作品，他同时还有批判暴力的诸多犀利的时政评论；萨特更是以作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诸多身份兼具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不仅是大街上的请愿冠军，保持独立清醒的对社会批判的态度，甚至在前线和文坛两个战场参与上世纪40年代的反法西斯运动；同时，又创造了一系列惊世不朽的文学作品，并获得了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更令中国作家永远都垂涎三尺并不可思议的是，萨特竟拒领此奖，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仅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曾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多年的凯尔泰兹，其作品不仅表现了“捍卫了个人在抵御野蛮专政历史时的脆弱体验”，还有他对大屠杀的深刻反思；还有帕慕克、奈保尔、耶利内克以及创造了《古拉格群岛》这种震撼人心的鸿篇巨制的苏联时期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被称之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说：“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其外在发展的高度。”
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还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因此我们看到这世界真正伟大的作家，都以他们的伟大创造、自觉担负、坚贞不屈和批判精神彰显了作家、知识分子这两个荣耀称号所赋予的品格、良知、勇气和责任。
就是这样。
——我喜欢经常用这句话来做作文的转折和过渡，而在这里，很明显，却是表现了我内心此时莫名的忧虑和无奈。
就诺奖的话题，有人著文说到，虽说“西方列强”在以某种平衡的方式瓜分着诺奖的荣誉，但是平心而论，这些获奖者基本都在一定高度的水平线上。至少在文学之外，他们都有明确而勇敢的政治主张。那么以此来观照中国的情况，有位网友便毫不客气地愤然指出，中国现在可是世界上最大的“纯文学作家”生产基地，绝大多数作家几乎都可以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写纯小说”，甚至等而下之，成为权贵的附庸。即便有上乘乃至伟大的作品意外出现，恐怕也难以与诺奖有缘。这被他称作“一条腿”走路。于是稍前一点回顾，在“五四”时期，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文人，本来已建立起这样一种新传统，就是既有作家的人间情怀，又有知识分子的责任承担。这样本来是“两条腿”走路的，但从1942年（这个具体年份的标注有点恶毒）开始，中国作家便开始了“一条腿”走路的艰辛进程，这位网友说，其间虽有作家尝试两腿着地，但那条腿刚伸出来就被打瘸了。后来者发现两条腿走路的危险，自然便不敢造次，而不得不玩单腿跳的游戏。他们勉强跳成了作家，却把知识分子的身份给跳没有了。
怎么说呢，这种近乎扭曲的情况发展到现在，可能变得更为糟糕，中国作家在享受体制的私下抚慰和偷偷的快乐中，不仅是忘记而是完全不要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包括那份本该应有的责任和担当。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即使说到写作，他们在为谁写作，怎样写作，写作什么，徘徊间，结果终是表现了屈服于物质时代的现实的庸俗和媚俗，所以你看，无论是作家还是知识分子品质构成的要素如精神操守、寂寞、孤独、守望、发现、创世、前瞻、开启、牺牲、爱、忧伤、苦闷、坚韧、持守、叹息、呐喊、想象力，都淹没在迫不及待中了，都拒斥在急功近利外了。只有浮躁、堕落，以至陈旧和腐朽，期望迎合着市场、卖点和浅层次民众的感官趣味，编织那些传统的毫无新意的老故事、官场的故事、宫闱的故事、风花雪月的故事、床上的故事、乃至枯竭得来自流行的手机和民间的段子的故事。只有迎合，一再的迎合，而没有引领，高尚的引领，以期以人类未来进步为目标的创新的经典和文本，来培养、重塑、提高全民族的崇高阅读和精神审美。
中国当代作家的这种“自私”，才是真正的自私，我们所深深忧虑的自私，更可怕的自私。
于是我们看到了与那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伟大作品相比之下的中国文学的低下、肮脏、羸弱和卑微，就像看到了与包括如《星球大战》、《木乃伊》、《哈利波特》等好莱坞大片的充满玄幻极富想象之作，包括如《辛德勒名单》、《肖申克的救赎》、《拯救大兵恩瑞》等震撼人心的现实主义之作——相比之下中国电影的那点小把戏、小噱头、小儿科。
有人用略带调侃的语气总结中国当代作家的十大病态、十大现状：会员制作家太多，自由作家太少；隐士太多，叛徒太少；有媚骨的太多，有反骨的太少；高调的慷慨党太多，低调的实干家太少；痞子太多，才子太少；老师太多，大师太少；有架子的太多，有学问的太少；洋枪洋炮太多，真刀真枪太少；作秀的太多，优秀的太少；不要脸的太多，不要命的太少……
总结这十大病态的这个家伙，比我狠。
唉，好吧，狠与不狠咱都不再说它了，况且我发现我离本该叙述的卡洛斯和他的纸房子已经越来越远了，而中国作家的集体的“自私”——我坚持称之为“自私”，还有卡洛斯所见到的异地作家本质相同的丑陋和龌龊，让我身在其间的叙述也早已无地自容，甚至把我自己逼得也进退维谷。——本来我们的天堂就是纸质的一个虚拟，不免软弱，不免脆弱，而再由当下这些“作家”的完全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转瞬即会溃散无形的“作品”和“书籍”，来构筑搭建哪怕是我们临时的精神居所，我们，还有我们的爱人和孩子，谁敢去住呢。
没有神圣，没有宗教，没有了敬重和信仰，及至没有了可信赖和寄居的文字，那就只好任由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在旷野上茫然游走，任由一个刚刚获得物质浅显喜悦的民族在财富欲望和商业利诱之下群氓般盲目奔突。
无疑，物质的富有也是天堂，但这就像鸟群为生存和生育构筑了精致坚固的巢穴，而当它们欢悦飞翔美丽鸣唱时，却无青枝绿叶以及开满花朵的枝头供它们浪漫蹁跹、自由穿越、轻盈栖立和谈情说爱；这就像这世界没有了音乐、绘画和书籍，我们和它们就寂寞了，
哦，现在的情况是，那些包括鸟类一起共同构成人类伟大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森林和树木都死了，就像我们在公开谈论我们现时代的文学死了一样。
形而上，抑或形而下，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