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有人从军备上寻找失败原因。李鸿章 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当年澳门报纸评论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痛定思痛，于是有了1861年同治皇帝 钦准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开始了由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开工厂、制机器、铸大炮、造轮船。这个也算轰轰烈烈的运动，比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竟然还早了7年。

无先进武备无法一战，有先进武备一切便都迎刃而解了吗？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七千多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两舰本是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大清陆军的毛瑟枪、克虏伯炮也绝不劣于日军的山田枪和日制野炮。但战争爆发后丰岛海战失利、大东沟海战失利，接着旅顺失陷、威海失陷，半年时间内，30年洋务运动积攒的最大军事成果——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签下的《马关条约》更令中国遭受空前的割地赔款，连英国、法国这些旁观者都大跌眼镜，未想到中国竟然衰弱至此。

痛彻肺腑的中国人开始从体制上查找根源。戊戌维新的发起者康有为 ，向光绪皇帝上奏“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核心是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提出大清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康有为的两部变法理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包含大量主观超越客观、将历史为我所用的成分，既不严谨，也不科学，后来写《人类公理》（后改为《大同书》）更加脱离实际，含有很多异想天开的成分，以致后来毛泽东批判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道路”。

对中国病灶认识最深刻的，还是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 。这位当年放弃科举、先入福州船政学堂、后入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海军的人，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洞若观火一般指出：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严复这段话点出了中国至弱之源。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根深蒂固。当西方各国从17世纪中叶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大大落后了。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表面上说保江山社稷，实则保“大清皇权”四个字而已。就如《清史》记载的《南京条约》签订消息传到北京时，道光皇帝那句感叹“我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他们不觉得对不起天下劳苦大众、对不起生他们养他们的这块土地，只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祖宗。家天下而已，仅仅对祖宗负责而已。

这种状态，怎么可能要求百姓与你“万众一心”。

《北京条约》签订后，原本好哭的咸丰帝，更是终日流泪不已。但当他向热河逃跑时，国家社稷都顾不上了，却不忘记自己还要喝鹿血，“命率鹿以行”，要带上自己养的一百多只鹿。大臣苦劝“何必率以为累。他日事平，再饮鹿血未晚也”，才勉强作罢。

至于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变成《马关条约》，演出一场空前的割地赔款：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与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两万万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虽然损失巨大，但自己的皇位总算没有被撼动。

而庚子年间向十一国宣战的慈禧太后，前后反差更是惊人之大。起初为了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她以通敌为罪名，杀掉了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五位反对宣战的大臣，且都是“斩立决”；后来为了与“诸国”和好，她又毫不手软地令主张宣战的庄亲王载勋自尽；大学士刚毅、山东巡抚毓贤斩立决；端亲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钦差大臣李秉衡斩监候；英年、赵舒翘赐令自尽；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先听说列强要逼她下台交权，于是决心一战；后来证明传言不实，列强并不想赶走她而仍然愿意接纳她，便立即将“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豪言，变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媚语。至于主战派、反战派，则不过是她手中的几张牌九，玩儿旧了，便随手付之一炬。在这位太后主持之下，最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很快就变为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哪怕从这一纸到那一纸将中国的财源支付净尽，哪怕天津海口至北京中枢的通道被外国军队控制，国家防御名存实亡，只要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还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

统治者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导致民众普遍的冷漠与普遍的麻木，认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败了也是皇上打败了，割皇上的地，赔皇上的款，与我何干？结果形成只有王朝安全没有大众安全、只有家族安全没有民族安全的状况，国家安全一开始就从民众心理养成和大众精神状态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之下。

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在广州登陆后，类似三元里的抗击未能成为普遍现象，更多的倒是当地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粮食。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照样有中国民众随联军之后，也加入了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其中日军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地利军队58人，意大利军队53人，全部兵力加起来只有18811人，竟然能够用10天时间攻陷北京，为什么？一方面虽然“义和团”人数众多，但仅以引魂旌、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八宝什物与八国联军的毛瑟枪对阵，只能是以卵击石；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同样是人数众多的雇佣民众跟在八国联军后面，推小车帮着运物资、送给养。联军部队进抵北京，城墙又高又厚不得入，又有民众通风报信，告知广渠门的下水口没有封堵设防，于是联军沿此缺口攻入城内。攀墙围攻皇宫，同样有民众帮着架梯、扶梯，甚至有民众骑于墙头帮助瞭望。有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画面是当联军部队从广渠门下水口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土坡往上攀爬时，两侧有一群群留辫子的中国民众，揣着手站在两旁，事不关己地麻木观看。

这就是孙中山描述的状况：“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一盘散沙同坚船利炮对抗，结果可想而知。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开始，马克思在其《鸦片贸易史》一文中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53年后，这个帝国死去了。

中国封建制度延续2700余年，危机则持续了71年：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终于1911年辛亥革命。一场又一场反侵略战争始终停留在王朝战争层面而无法转化到民族战争层面，最终决定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王朝的覆灭。

如果某日清晨，你登上北京景山公园的万年亭，向南眺望时，会发现茫茫苍苍的晨曦之中，气吞霄汉的紫禁城被万缕霞光化解为一片金碧辉煌的汪洋大海。这景象定会令你终生难忘。站在北京中轴线的制高点上，飒飒晨风中，历史沧桑扑面而来。你在感动与震惊之余，便充分领略了中国封建制度之严密、之完备、之持久，那也许可算世界封建制度的顶点。

这个时候，你会忘记山脚下绿色栅栏围起来的那棵枯树。忘记在那里上吊前呼天也不应、呼地也不应、呼人也不应的皇帝崇祯 。

你忽略的那棵枯树，就是使你震惊的那片雄浑与苍凉的真正注释。 tG1soREuei7vnf6120uSEzU3u6tuDTPhw8FxEjqU1sMssE3WVSxDMoj6u1lt6oy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