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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给予悲痛的同情，其真切程度虽然已经无以复加，但和给予快乐的同情相比，却依然获得更多的关注。同情这一字眼，按其最确切、最基本的含义来讲，向我们传达的是一种对痛苦而不是对快乐等所给予的体谅之情。一位已故的睿智机敏的哲学家认为，有必要通过辩论来证实：我们对快乐怀有真切的同情心；祝贺是人性中的天性。窃以为，从来没有任何人认为有必要证实怜悯之心是人类天性。
首先，我们对悲痛给予的同情，从某种意义上讲，要比对快乐给予的同情更加普遍。虽然悲痛有时会过分，但我们可能依然会给予某些同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感情其实并非全然的同情，也没有达到与当事人的完全契合而对他的情感加以认可。我们不会与受苦受难者一起啜泣、惊呼和悲痛。相反，我们对他的懦弱、他的过激情绪非常敏感。但我们常常还是对他有一种真切的关心。然而，对于另外一个人的快乐，如果我们不能动情，不能体谅他，我们就不能给予同情。一个人如果快活得毫无节制，快活得莫名其妙，快活得手舞足蹈，快活得我们无法理解，他就将沦为我们蔑视和怨恨的对象。
此外，无论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痛苦，都是一种比快乐更加强烈的感情。我们对痛苦给予的同情，虽然远不及当事者的自然感觉，虽然给予欢乐的同情更加贴近天性中的自然欢乐之情，但与我们对快乐所给予的同情相比，它依然是一种更为强烈更为清晰的感觉。
除此之外，我们还经常极力减少对他人悲伤的同情心。当我们没有处在受苦者的视野之内时，我们就尽量压制这种同情，不过我们总是做不到这点。我们总是适得其反，勉为其难，这势必会迫使我们对其注入更加特别的关注。不过，对快乐给予的同情，我们从来也没有出现过适得其反的情况。相反，我们总是为自己的嫉妒之心感到羞耻，当那种不快的情绪阻碍我们对他人的快乐给予同情时，我们经常假装、有时实际上是希望自己能够这样做。比如说对待邻居的好运，我们表现得很高兴，但也许我们心里的实际感受却是酸溜溜的。我们不希望对悲痛产生同情的时候，却经常会感到同情；当我们希望对快乐产生同情的时候，却经常感觉不到同情。我们以自己方式进行的观察自然地表明，我们对悲痛给予同情的倾向十分强烈，而对快乐给予同情的倾向则十分微弱。
然而，即使存在这种偏见，我依然敢断言，在没有嫉妒之心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对快乐给予同情的倾向，要比对悲伤给予同情的倾向强烈得多，我们对愉悦情感给予的同情，最接近当事人自然感觉到的快乐，与之相比，我们对痛苦给予的同情，在接近我们想象中当事人所感觉到的痛苦方面，就显得十分逊色了。
我们对于无法完全给予体谅的过度悲痛，有时候会有些许宽容之心。我们深知，受苦者要想为自己的情感降温，使之与旁观者的情感全然协调一致，这该需要多么巨大的努力。因此，他虽然失败，我们依然能够原谅。然而我们对待过度的快乐却没有这种宽容之心；因为我们并不觉得当事者为这种过度的快乐降温，使之完全与我们所能体谅的快乐协调一致，需要多么巨大的努力。遭遇大灾大难却能驾驭自己情感的人，似乎是最值得赞誉的；然而春风得意同样能驾驭自己的欢娱之情者，却几乎不值一赞。我们觉得，在当事者自然感觉到的情感与旁观者完全能体谅的情感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差距，这种差距在一种情况之下就大，在另外一种情况之下就小。
一个身体健康、无债可偿、问心无愧的人，他的欢乐已经无以复加。在这种情况之下，为增加财富所做的一切都可能被视为多此一举；如果他确实因此而洋洋自得的话，那也只是轻浮使然。而这种情况也许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之为人类自然而普通的状态。尽管这就是当今世界最令人悲哀的痛苦与堕落，但这的确就是很大一部分人的状况。因此他们都能轻而易举地提升自己的欢乐，而其同伴一旦处于相同的状况之下，也能达到这样的欢乐。
不过，他的欢乐虽然无以复加，却大可减少。在他的状况与人类富足的巅峰之间虽然存在差距，但微乎其微；然而在他的状况与人类悲惨的谷底之间的差距，却巨大无比。悲惨使人痛苦，幸运使人快乐。悲惨的现状必然低于自然状况，欢乐的现状必然高于自然状况，前两者之间的差距，要远远超过后两者之间的差距。因此，旁观者不仅必定会发现自己对他的悲痛及时完全地给予同情，要比全然体谅他的快乐更加困难，也必定会时多时少地背离自己自然而普通的情绪。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对悲痛给予的同情往往是一种比对快乐的同情更加敏锐的感觉，却总是缺乏当事人自然感觉到这种情感时的强度。
对快乐给予同情是令人愉快的；只要嫉妒心不产生阻碍作用，我们的一颗心就会对愉悦情感的极度放纵感到心满意足。然而对悲伤加以体谅是痛苦的，我们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观赏一出悲剧时，总是竭尽全力抑制自己，以免剧情激发我们对悲情给予的同情，只有我们不再能避免这一点时，才最终放弃这种做法；之后我们甚至会向同伴掩饰自己的关心。我们如果已经流泪，就会仔细地加以掩饰，以免旁观者全然不能体谅这种过分温柔的情感，从而把这看成是娇气与脆弱。以自身不幸来激发我们同情的可怜人，由于感觉到我们对其不幸所给予的同情可能十分勉强，因此在向我们展示其遭遇时总是畏首畏尾、首鼠两端；他甚至会对自己的悲伤半遮半掩，也正是因为人类这种冷漠无情，才使他在向人们倾诉自己悲情时颇感汗颜。而一个纵情欢乐、沉湎成功的人，他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当嫉妒之心无法驱使我们对他抱有敌意时，他就会期待我们对他表示全然的体谅。于是他就会信心十足，欣喜若狂，乃至大呼小叫地自我宣布，毫不怀疑我们将会真心实意地与他同喜共乐。
为什么在同伴面前悲泣会比欢笑更令我们感到羞愧?无论是哪种做法，我们可能都有实实在在的原因，但我们经常觉得旁观者似乎更能体谅我们的愉悦之情，而不是痛苦之情。即便为可怕的灾难所迫而鸣冤叫屈也是悲惨的。为胜利而喜悦并非总是有失文雅。谨慎的确总会提醒我们要以节制的态度对待成功；因为谨慎会教导我们避免这种喜悦比任何其他事物更易激发出来的嫉妒之心。
在欢庆胜利或出席公众典礼时，对自己上司从来没有嫉妒之心的普通民众的欢呼是多么真诚啊！可是在执行死刑时，他们的悲伤却是多么地沉静与平淡啊！在参加葬礼时我们的哀伤表现一般来讲最多不过是矫揉造作的神情肃穆而已，但是我们在参加洗礼或婚礼时的欢笑总是出自真心，没有丝毫虚情假意。我们对所有这些，对所有这类欢快的事情表示的满意感，与当事人的感觉相比，虽然不如他们那样持久，却经常和他们一样强烈。每当我们为朋友表示衷心祝贺时（不过，我们很少这样做，这也是人性之耻吧），朋友的欢乐简直就变成了我们的欢乐，我们会暂时和他们一样兴高采烈；我们会心花怒放，满心欢喜；我们的两眼会闪烁出欢欣愉悦与沾沾自喜之光，面部的各种表情就会展现得淋漓尽致，身体的各种姿态曲尽其妙。
然而与此相反，当我们安慰苦恼难当的朋友时，与他们的感受相比，我们所能感受到的该是多么地微乎其微?我们坐在他们身边，我们看着他们，当他们向我们倾诉所遭受的不幸时，我们神情凝重、专心致志地聆听着。然而，当他们的倾诉不时地被自然迸发的激情打断时，往往会近乎哽噎无语。我们心中那种慵懒怠惰之情，距离体谅他们的锥心之痛该是多么遥远啊！与此同时，我们可能会觉察到，他们的激情不过是油然而生，与我们自己在类似情况下可能感觉到的毫无二致。对于自己的麻木迟钝，我们甚至会在内心中感到自责，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可能会驱使自己人为地产生同情之心，不过当它生成的时候，却总是可以想见得到，它既微不足道，又如昙花一现；一般来讲，当我们离开房间的那一时刻，它就会化为乌有，而且永世不归。上苍把我们自身的悲痛压在我们肩上时，他似乎就会认为这些已经足够多，因此不会驱使我们再去分享他人的悲情，只会促使我们帮助他们去排解悲痛。
正是由于这种对他人苦难的迟钝，一个极度悲痛的人如果能展现高风亮节，才总是显得高雅之至。有人面临大灾大难却能忍受，有人小灾小难不断却能保持快乐，这种人的表现颇为绅士，赏人心，悦人目。但那些在大灾大难面前处之泰然的人，则近乎超凡入圣了。有些激情会自然流露，而且会使处于他那种环境中的人发狂，我们感觉到要使这些激情归于平静，该需要多么巨大的努力。我们惊奇地发现，他却完全能驾驭自己。而与此同时，他的坚定与我们的迟钝完全默契。他并不要求我们增加敏感，而我们发现，或者说我们羞于发现，这种敏感我们并不具备。他和我们之间的情感全然协调一致，正因为如此，他的行为才极其得体。据我们自己对人性弱点的通常体验，我们并没有理由期待他应该能够保持这种得体。那种能够做出如此难能可贵努力的意志力，着实令我们惊叹不已。那种与惊叹交织在一起的全然同情与认可的情感就构成了钦佩赞美之情，就如同已经不止一次引起关注的加图那样。他四面受敌，难以抵抗，但依然拒绝向敌人投降，而且由于受当时那个年代备受崇敬的行为准则所约束，竟然甘愿自毁其身；然而他遭遇不幸却绝不退缩，从不以痛苦凄惨的声音，决不以我们所不愿流下的那种其情可悯的痛苦的泪水求饶；相反，他表现得果敢坚毅，在做出攸关自己命运的决定之前那一时刻，为了朋友的安全，一如既往地镇定自若，发出一切必要的命令；即便那位教人冷漠无情的伟大导师塞内加，也觉得这壮烈景象就算众神目睹之后也要欣然赞许。
在日常生活中，每当我们遇到行为高尚的英雄榜样时，我们总是备受感动。与那些充分暴露自己悲哀弱点的人相比，我们更会为这种行为高尚自己却不以为然的人啜泣不已甚至潸然泪下；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旁观者因同情心而激发的悲伤似乎比当事者的原始激情更甚一筹。苏格拉底将最后一滴毒药一饮而下的时候，朋友无不为之啜泣，然而他自己却表现得无限欢欣，镇静至极。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下，旁观者不会，也没有理由去极力抑制自己因同情之心而激发的悲伤。他无需担心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变得夸张与失体；他因感受到自己内心的激情而快乐，并且心满意足地浸淫在这种感受之中。因此，面对朋友的灾难，一种抑郁难当的见解油然而生，他为自己沉湎于这种见解感到快慰，他对朋友的情感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细腻入微，那是一种格外温馨、催人泪下的大爱之情。然而当事者的情况则当别论。面对自身所处的令人心生不快的可怕境地，他却被迫极力熟视无睹。他怕对这种处境过分关注，会导致他人对自己产生一种过激的印象，即他已不再受制于往日那种温文尔雅的性情，也不再能使自己成为旁观者同情和认可的对象。因此他已经将自己的思想仅仅定位于那些令人愉快的事情上，定位于因自己的高尚品质而即将获得的赞扬和钦佩之上。感到他完全能够做出如此难能可贵的努力，感到在这种可怕的环境中他依然能够随心所欲，就能够使他因欢乐而激情迸发，就能够使他维持那些似乎因战胜苦难而生发的喜悦之情。
相反，因自身遭遇而浸沉在悲痛与沮丧之中的人，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卑鄙猥琐。我们无法使自己感受到他的自我感觉，也无法感受到如果我们自己也处于他那种处境时可能产生怎样的感觉：因此我们便会蔑视他；这也许有失公正，如果能将我们天生就无法抗拒的情感看成有失公正的话。悲哀所显示的弱点从来不会讨人喜欢，除非我们这种悲哀是因他人而不是因我们自己而生。一位生性宽容而又令人尊敬的父亲去世之后，儿子可能就会悲哀不已，也无可指责。他的悲哀主要是建立在他对已故父亲的同情之上，而我们对这种充满人性的情感便会欣然加以体谅。有些不幸只能对他自己产生影响，如果他竟然为这种不幸而滥情以至不能自拔，那他将不再会得到他人的宽容。如果他万一沦为乞丐或遭遇灭顶之灾，如果他万一被抛入可怕至极的危难深渊之中，如果他万一被当众处以极刑，并泪洒断头台，哪怕仅仅一滴泪水而已，依照人类中那些绅士豪侠的看法，他将会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给予他的怜悯之心既强烈，又真诚；不过在世人看来，因为这种怜悯之心依然缺乏对过度懦弱的宽容与谅解，所以他们对这个如此这般暴露自己的人并不会加以原谅。他的行为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不过原因却是耻辱而不是悲伤；在他们看来，他为自己招致的恶名乃是他所遭不幸之中的至悲至痛。比隆公爵
在战场上经常出生入死，但当他目睹自己沦落的惨状，当他忆及由于自己的鲁莽而不幸失去的爱戴与荣耀时，却在断头台上潸然泪下，而他的懦弱使他那种勇猛无畏的英明蒙上怎样的耻辱啊！
藏贫露富，这是因为人类对于欢乐和悲伤都能给予全身心的同情，但相比之下，前者要多于后者。被迫在众人面前暴露我们的贫穷，被迫感受到虽然我们的情况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却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我们所遭受的贫困，哪怕连一半都想象不到，而这实在令人羞愧难当。不仅如此，我们趋富避贫，主要就是因为关注人的这种情感。世人东奔西跑，日夜操劳，究竟为了什么呢?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争权夺利，追求地位，所有这些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提供人们的日常所需吗?一个最无能的的劳动者靠薪水也能提供生活所需。我们看到这些薪水不仅能让他自己衣食不愁，居有其屋，还能养活全家。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他的经济状况，我们就会发现他把自己薪水的大部分都花在生活便利品上，这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奢侈，还会发现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他还能把一些钱用于满足虚荣心和荣誉方面。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对他的状况嗤之以鼻?为何那些过着上等生活、受过教育的人，会把和他一样地生活，甚至无需劳动，和他吃同样简单的伙食、住同样低矮的房屋、穿同样寒酸的衣服，看作比死不如?他们是否想象自己住在宫殿里会比住在草屋里胃口会更好，觉睡得更香?事实上，人们往往会看到相反的情况，虽然从来没有人说过，却没有人会对此加以否认。各种不同阶层的人们中间普遍存在的攀比竞争从何而来?改善我们的状况常被视为人生最伟大目标，而这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被人以同情怜悯之心，以心满意足之情，以认可承认之态度加以谈论，加以照顾，加以注意，这就是我们能从上述目标获得的好处。令我们感兴趣的既不是安逸，也不是快乐，而是虚荣心。不过虚荣心往往来自自信能成为他人注意与认可的目标。富人因为自己的财富感到骄傲，因为他既感到财富自然可以使他受到世界的关注，又感到人们会以愉快的心情体谅他，这种愉快的心情正是得益于他的优越处境。一想到这里，他的心似乎要在体内膨胀扩张，正是因为如此，他对自己的财富本身要比对财富给他带来的好处爱得更甚。相反，穷人则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耻。他感觉贫穷会导致别人的藐视，而且，即便人们注意到他，他们对他所遭受的痛苦与贫困也会缺乏同情心。他对这两种情况都感到十分不爽，因为，虽然被人藐视与得不到认可完全是两回事，然而，被人冷落毕竟会像乌云一样笼罩着我们，使我们得不到荣誉与认可之阳光的照射，因此，被人冷落的感觉，一定会使最令人愉快的梦想破灭，会使人性中最强烈的欲望变失望。贫穷者终日游走于无人瞩目的窘境之中，即便置身于人群之中，依然与深锁陋室一般无二。处境如他者所得到的微不足道的关心以及令人痛苦的注意，不会使放荡不羁、寻欢作乐者感到任何乐趣。他们对他不屑一顾，即便他的极度贫穷也会迫使他们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那也只是把他看成一个与他们格格不入、令人厌恶的可怜虫。运气颇佳、春风得意者对于可悲人物的表现颇感惊讶：这些人居然也能傲慢一把，而且竟然会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更有甚者，居然敢以其令人生厌的痛苦搅扰他们悠然自得地享受快乐。与此相反，声名显赫、地位崇高者自然倍受世人瞩目。每个人都渴望一睹他的风采，并且至少能以体谅之心，去设想那种能在他自己处境中自然感受到的愉悦心情。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公众关注的目标。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无不倍受关注。在一场大型集会中，他是最吸引人们眼球的人；他们似乎是在激情满怀、期盼甚殷地等待，以便获得他的青睐；如果他的行为并非全然荒唐无稽，他每时每刻都有机会吸引他人，进而将自己变成倍受众人关注与同情的目标。虽然这会将许多限制强加给他，会令他失去倍受珍视的自由，却使他成为众人钦羡的目标，在那些人看来，这足能补偿他为追求这一目标而对人类不可或缺的种种欲望所做出的节制，所付出的艰辛，以及所经受的焦虑；更重要的是永远失去的所有那些悠闲，所有那些舒适，所有那些无忧无虑的安全感，皆因上述所得而没有白费。
当我们以一种想象力易于采取的迷人色彩去考虑大人物时，这种想象简直就是完美而愉快的状况的抽象理念。被我们在梦幻中描绘成自己所有欲望终极目标的，正是这种状况。我们因此会感到一种独特的同情心，完全能够体谅置身这种状况者的满足感。我们与他们志趣相投，并能促使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损害或葬送如此令人愉快的状况，在我们看来实在可惜！我们甚至还会祝愿他们万寿无疆；对于死亡最终竟然能够终结如此完美的幸福，在我们看来简直难以置信。造物主将他们从显赫的高位驱离，继而屈身于她为其子民提供的那种寒酸然而温馨的家园，这在我们看来实在残酷。吾王万岁，万万岁！这纯属照搬东方谄媚之风的恭维之词，如果亲身体验没能使我们领教其中的荒诞，我们使用起来本该乐此不疲。他们所遭遇的灾难，所蒙受的伤害，在广大旁观者中激发出的同情与怨恨，十倍于他们自己目睹别人遭遇同样灾难时所体验到的类似情感。正是国王们遭受的不幸，才为悲剧提供了适当的题材。他们在这方面类似于情人所遭不幸。二者都是在剧场里吸引我们的主要情形；因为，虽然理智与经验都会使我们产生相反的想法，但不无偏见的想象却总为这两种情况添加无人能比的幸福。干扰或者扼杀如此完美的享受堪称诸般伤害之最。谋害君主的叛徒被视为比任何凶犯都恐怖的魔王。无辜者血洒内战，不如查理一世之死更能激发义愤。对人性陌生的人，当他看到人们对地位低下者的痛苦麻木不仁，对地位高贵者的不幸与悲痛却遗憾与义愤的时候，就会认为，以身居高位者与地位卑微者相比，痛苦对后者比对前者更加难以忍受，死亡引起的痉挛，在后者也比在前者更加厉害。
与富人和强者的激情产生共鸣这一秉性，正是社会等级与秩序建立的基础。谁比我们优越我们就奉承谁，这往往是因为我们羡慕其优越的境遇，而不是因为我们期盼能从其善意中获得多少恩泽。他们的恩泽只能惠及少数人，然而他们的运气却几乎能吸引每一个人。我们迫切地帮助他们建立一个趋于完美的幸福天地；我们只想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只想使他们对虚荣心或名誉的欲望得以满足，除此别无所求。我们尊重他们的意愿，主要不是基于顺从的好处，也不是基于为社会秩序着想。即使社会秩序似乎需要我们反对他们，我们也几乎无法付诸行动。国王应当是公仆，是否应当受到尊崇、反对、废除或惩罚，要完全取决于民众的意愿，这是真理和哲学的原理；并非神的旨意。神会教导我们为他们的利益而服从他们，在他们至高无上的王位前瑟瑟发抖、鞠躬致敬，将他们的笑脸看作一种足以补偿一切服务的回报，面对他们的不悦要诚惶诚恐，虽然这种不悦之后不会有任何恶果接踵而至，但依然认为令国王不悦，乃天下奇耻大辱。把他们视为普通人那样去尊敬，在普通的场合也与他们讲理争辩，这需要决心，因为除非相知相识者，仅凭包容就能支持鼓励这种做法的人凤毛麟角。最强烈的动机，最激烈的情感、恐惧、仇恨乃至怨怒，都不足以抗衡对他们自然而然的尊敬之情：在民众被唤起以暴力反抗他们，或想亲自目睹他们遭到惩罚或废黜之前，他们的行为，公正也好，不公正也罢，无论如何都早已最大限度地激发出那些情感。即使人们已经被唤起，他们依然每时每刻都会心慈手软，极易故态复萌，重新依附于他们，因为他们早已惯于将他们视为天然的至高无上者而顶礼膜拜。怜悯很快就会取代怨恨，他们将过去所有的义愤抛之脑后，陈旧的忠君信条死灰复燃，他们以当初反对他们的那种狂热，到处奔走呼号，以重新确立旧主人已被毁掉的权威。查理一世的死使王室东山再起。詹姆斯二世登上逃亡船被民众抓到时，对他的恻隐之心几乎阻止了那场大革命，而且随后的进展也比以往倍加艰难。
大人物似乎意识不到他们以低廉的代价就能博得公众的赞美?或者似乎想象他们也和别人一样，需要以血汗去赢得?年轻的贵族凭借何德何能竟被委以维护本阶层尊严的重任，使自己有资格享有优于同胞的特权?凭借知识?凭借勤奋?凭借耐心?凭借克己，以及所有美德?他很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所以不仅养成了一种注意日常行为每一细节的习惯，也学会了该如何极其得体地履行所有那些小责小任。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多么地备受关注，知道人们是多么地赞同他的意愿，因此他的一举一动都带有这种意识所自然激发的翩翩风度和高雅气质。他的神态，他的风度，他的举止，全都标志着自身那种高雅的优越感，而所有这些几乎都是天生卑微者所不可企及的。这些可能就是他能够使人更轻易地归顺他的权威，随心所欲地掌控他们意愿的手腕：而在这一方面，他很少会使自己失望。这些以等级和权势为基础的手腕，在一般情况下，足以掌控世界。路易十四在位大部分时期，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都被认为是圣君的最完美典范。然而他凭借何德何能享有如此盛誉?凭借的是他在宏图大业中秉持的审慎坚定的公正原则?还是宏图大业所经历的巨大危险和困难?还是他在追求事业中所具备的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毅力?抑或是广博的学识?或是精准的判断?或是英雄气概?全然不是所有这些高贵的品质。首先，他是欧洲最强势的君主，因而能独霸王中之王的宝座；然后才像研究他的历史学家所说：“他仪表堂堂，气质优雅，使所有朝臣相形见绌。他的声音华贵煽情，征服了所有那些在他面前诚惶诚恐的心。他的一投足一举手，都只适于他自己以及与他地位相当者，如若生搬硬套于其他任何人，都将会荒诞无稽。与他说话者都会被置于尴尬的境地，他因之自认不可一世，为之自感窃喜不已。有一位年迈的军官在他面前恳求恩赐时心慌意乱，语无伦次，最后实在说不下去，就说：陛下，我希望您相信我在您的死敌面前决不会发抖的，于是他便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他所要求的。”这些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所依赖的不仅有他的等级，无疑也有某些其他方面似乎并不十分出众的才能和美德，然而正是这些才造就了这位一代天骄，使他不仅在他自己那个时代备受尊崇，即便后人忆及他时依然崇敬有加。就他自己那个时代以及他的表现而言，与这些雕虫小技相比，其他美德似乎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相形之下，知识、勤奋、勇气、仁慈、谦卑，统统显得苍白无力，全然失去应有的尊严。
然而地位卑微者要想咸鱼翻身绝然不能指望这些雕虫小技。彬彬有礼是大人物最重要的美德，而这除了给他们自己之外，不会给其他任何人带来荣誉。那些纨绔子弟的表现乏善可陈，东施效颦，假作超凡脱俗，最终却因自己的愚昧无知和傲漫无礼遭到世人的鄙视。为什么一个被认为不值一顾的人，穿堂过室的时候却为自己昂首挥臂的风度大伤脑筋?他一定是太注重别人的注意，而且认为别人的注意就表明自己重要，然而他这些想法根本得不到任何人的苟同。谦虚质朴，不拘小节，尊重他人，所有这些尽善尽美的品质才应该是一个平民百姓行为的主要特征。如果他希望自己出类拔萃，一些更加重要的美德就是不可或缺的。他必须有自己的扈从，以抗衡那位伟人的扈从，但他除了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资本用以酬劳自己的扈从。因此他必须培养如下这些品质：他不仅必须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也必须在运用这些知识方面表现出超人的勤勉。他必须做到劳苦时坚忍不拔，危险时信心百倍，痛苦时矢志不移。他不仅必须通过自己在事业中所克服的困难，所表现的重要性，以及所做的正确判断，而且还应该通过追求事业时所表现的专心致志，来使公众看到这些才能。正直、谦虚、慷慨、坦率，在一切普通场合之下，都必须表现在他的行为之中；与此同时，他必定会乐于置身这样一些场合，即：必须才华横溢才能行为得体，只有德高望重才能大受欢迎。一个身处困境然而雄心勃勃的人，凭借怎样的耐心在寻求出人头地的良机?能提供这种机会的任何环境对他来讲都是求之不得的。他甚至心满意足地巴望内忧外患；暗自狂喜地关注应运而生的一切天下大乱与流血事件，关注自己所渴望的那种能被世人关注与青睐的机会是否有出现的可能。相反，有头有脸的人物，他的全部荣耀都集中体现在自己日常极为得体的行为中，他满足于由此获取的绝无仅有的谦卑之誉，他缺乏赖以支撑更多奢望的才能，他不愿使自己陷入艰难困苦的尴尬境地。在一场舞会上出尽风头，就是他巨大的胜利，在一桩勾心斗角的风流韵事中旗开得胜，就是他最辉煌的成就。他厌恶一切民众骚乱，这并非出于对人类的爱，因为大人物从来不把比自己差的人视为同类；也非因为缺乏勇气，因为在煽风点火引发骚乱方面，他罕有无能失利之时；而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应对这种情况所应有的美德，而且公众的眼球也必将从他身上被吸引到别人身上。他也许会愿意面对一些小的危险，并在恰好是时髦的时候有所作为。然而当他想到那些需要持续奋斗、坚忍不拔、勤奋果敢以及专心致志的情况时，便会因惊恐万状而战栗。那些出身高贵的人几乎从来不知上述美德为何物。因此，在所有政府，乃至君主国中，最高权位的掌控者，整个行政机构各个细部的运作者，都是那些只受过中下等教育的人，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奋和能力不断进取，大人物对他们先是鄙视，后是嫉妒，可最终却以卑鄙的心态对他们心悦诚服，而所有这些，都是他们希望别人对他们所采取的态度。
正是因为对人们情感失控，才使得失去高位令人感到难以忍受。当保卢斯·埃米利乌斯以胜利者姿态将马其顿国王一家带走时，据说他们就以自己的不幸把罗马人的注意力从征服者身上吸引到了自己身上。王家的儿童因年幼无知而不知自己的处境，旁观者在一片欢乐气氛中看到他们的时候，都被他们淡淡的哀伤和柔情所感动。在行列中随后出现的就是国王，看上去惊恐万状，巨大的灾难使他变得麻木不仁。亲朋大臣紧随其后。他们在行进中经常把自己的目光投向那位威风扫地的国王，一看到他就潸然泪下；其行为表明他们所想的并非自己如何不幸，而是国王的灾难有多大。相反，高贵的罗马人则态度鄙夷，怒火中烧，觉得国王根本不值得怜悯，因为他在大难当头之际居然低贱到忍辱求生。然而这些灾难是什么呢?根据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记载，他在一个慈悲为怀的伟大民族保护之下度过余生，其处境本身简直令人羡慕，那是一种富足、舒适、安全的环境，即便他愚蠢之至，也不可能在这种环境中沉沦下去。只是再也没有从前那班阿谀奉承的笨伯以及围着他团团转的随从簇拥在身旁。他再也不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再也不会因自己的权势而成为他们崇敬、感激、爱戴和钦佩的目标。民族的激情再也不按照他的意愿而塑造自己。这就是使那位国王情感枯竭、无法忍受的灾难，也正是这种灾难，不仅使他的友人忘记各自的不幸，也使品质高尚的罗马人几乎无法想象竟然有人卑鄙到屈辱求生。
“爱心通常会被野心取代，野心却几乎从未被爱心取代过，”拉罗什福科公爵如是说。一旦被这种激情占据头脑，他们就无法容纳对手和继任者。对那些惯于赢得甚至希望赢得公众溢美之词者来说，除此之外的任何其他乐事统统味同嚼蜡。一些遭到唾弃的政客，为求得自我宽慰，也曾潜心钻研该如何战胜野心，试图不再在乎那些一去不复返的荣耀，然而成功者何其少矣！大多是无精打采，怠惰慵懒，得过且过，虚度时光。此时此刻，身卑言微，从私人私事中无从获得乐趣，除了对往昔那些伟大之处津津乐道之外，简直无聊至极，除了忙于那些旨在恢复昔日天堂的徒劳无益的计划之外，无法达到心满意足。一想到所有这些，他们就会懊恼至极。你是否已经决心不以自由换取耀武扬威的廷臣之职，而是自由自在、毫无惧色、独立自主地生活?如果你想继续实现自己的决心，似乎有一条，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一条路可走。切莫进入鲜有退身之途的地方；切莫跻身野心家充斥的领域；切勿与那些早已在你之前就已为半数世人所瞩目的世界主宰者一比高下。
在人们的想象当中，处于能博得他人同情心、引起他人关注的地位，乃顶顶重要之事。于是，将市政高官的妻子们分成三六九等的席位座次，便成为大多数人一生追求的目标，而且也因此成为一切骚乱动荡、一切巧取豪夺与纷争不公的根源，从而使这个世界充满贪婪和野心。据说理智的人确实不把席位看在眼里，也就是说，他们不愿坐在首席的位置，对于因一些细小琐事被当众指责并不放在心上，因为他们觉得即使一些微乎其微的好事也能抵消其影响。然而谁也不会轻视地位的高低以及是否能够做到出类拔萃，除非他大大超越或低于人性的普通标准；除非他的智慧与哲理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当他行为得体使他成为值得赞许的对象时，无论是否有人注意到或表示赞许，他都心满意足，不以为意；或者是因为他早已习惯于微卑庸碌，懒散淡漠，以致忘掉对志向及优越地位的追求。
成为他人兴高采烈祝贺或者同情关注的目标，从这种意义上看，才使得成功变得光芒四射，耀眼夺目；而如果感到我们的不幸变成自己同事鄙视和厌恶的目标，则是最令人沮丧郁闷的。正是因为如此，最可怕的灾难并非总是最难以忍受。如果在公众面前你显得只是蒙受小灾小难，而不是大祸临头，其实这样更没有面子。前者不能激发同情心，而后者，虽然他人的感受不可能近似受害者遭受的痛苦，却会激发一种强烈的同情心。在后一种情况下，旁观者的情感比受苦者的要逊色，不过即使他们的同情并不完美，也毕竟能为受苦者忍受痛苦提供帮助。在欢乐的集会前，一位绅士如果穿着打扮邋邋遢遢，这要比满身鲜血和伤痕更丢面子。后一种情况将会引发同情心；前一种则会招致嘲笑。一位法官下令给一名犯人戴上枷锁，比判处他上断头台要令他丢脸得多。有位君主几年前当着自己军队的面鞭笞一位普通军官，这使他蒙受了永远也无法消除的耻辱。如果他开枪将他射个透心凉，那惩罚就小得多。根据荣辱观念，遭杖策可耻，被剑刺却不然，其理由显而易见。那些最轻微的惩罚被施加到一位视耻辱为最大不幸的绅士身上时，就会被仁慈慷慨的人们认为是最可怕的。那个等级的人通常都被免除小的惩罚，许多情况下当按照法律要结束他们生命时，依然要求人们尊重他们的名誉。无论因为什么罪过，鞭打一位品质高尚的人，或者给他带上枷锁，除俄罗斯政府，再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政府会这样做。
勇敢的人被带上断头台并不会使他变得为人所不耻，然而被戴上枷锁却会如此。他处于前一种情况时的行为可能会赢得普遍敬重与钦佩。处于后一种情况时，无论他的行为如何也不会使他变得令人愉快。旁观者的同情在前一种情况中支持他，使他既免遭耻辱，又不会认为他那些情何以堪的痛苦只有他自己才能感知。后一种情况中并不存在同情心；即便存在，也并非同情他那微不足道的痛苦，而是同情他意识到需要借同情以抚慰痛苦。这种怜悯之心因其蒙受的耻辱而生，并非因其忍受的悲痛而起。同情他的人为他感到羞愧之至，难以抬头。他感到自己因遭到惩罚而彻底身败名裂，虽然并非因为犯罪，但他同样萎靡不振。相反，那个英勇捐躯的人，因为他自然会备受崇敬，所以神态自若，无所畏惧；而如果连罪行都无法剥夺别人对他的尊崇，更遑论惩罚了。他不用怀疑自己的情况会遭到他人的鄙视与嘲笑，而且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那种不仅泰然自若，而且充满胜利喜悦的神情。
雷斯枢机主教
说：“巨大的危险自有迷人之处，因为即便失败，依然虽败犹荣。然而一般的危险则只能令人惊恐万状，因为名裂与身败总是相互依伴。”他的至理名言，和我们现在正讨论的惩罚问题，有着相同的基础。
人的德性超越痛苦、贫困、危险及死亡；对所有这些置若罔闻并不难。然而一个人的痛苦如果遭受凌辱与鄙视，被得胜者操控，置身于千夫所指的境地，其德性就难以始终如一地立于不败之地。与被人鄙弃相比，其他所有外界伤害都易于忍受。
对有钱有势者仰慕而几近是崇拜的倾向，对贫穷和地位卑微者鄙夷或至少是怠慢的倾向，虽然在建立和维护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方面来说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却也是导致我们道德情操败坏的重要而极其普遍的原因。富有和显赫经常受到只有智慧与美德才能赢得的尊敬与钦佩；应当以邪恶与愚蠢为对象的鄙视态度，经常极不公正地落在贫困与弱势者头上；这两种倾向历来备受道德家的诟病。
我们渴望自己的表现令人尊重，并因而备受尊重。我们担心自己的表现令人鄙视，并因而备受鄙视。然而，自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经常发现智慧与美德绝然不是被尊崇的唯一对象；而邪恶与愚钝亦非被蔑视的唯一对象。我们经常看到世人不无敬意的注意力，都径直地集中到腰缠万贯与地位显赫者，而不是睿智超群与德高望重者。我们经常看到邪恶愚钝的强者所遭受的鄙视，远远少于贫困无辜的弱者。值得、赢得、享受他人的尊敬与钦佩，是人们衷心向往与竞相追逐的宏伟目标。有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同样都可以实现自己渴望的目标；一条是研究德高望重者的才智与实践；另一条是获得万贯财产与显赫地位。好胜心体现两种不同的品格：其一，野心勃勃，贪得无厌；其二，谦卑恭敬，公平公正。两种不同的类型与两种不同的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据此规范自己的品格与行为：一种色彩绚丽多姿、华丽无比，另一种则更加精准无误、美轮美奂；一种强行将自己置于众人恍惚迷离的眼球之前，另一种则只能吸引最热心细致的旁观者的注意力。他们德智双馨，虽然在我看来他们恐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群体，但他们确实是智慧与美德真正而稳定的仰慕者。大众则只是财富与显贵的仰慕与崇拜者，而看起来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们往往是不偏不倚的仰慕者与崇拜者。
我们对智慧与美德所感到的崇敬之情，无疑有别于对财富和显贵所怀有的同样情感；将二者区别开来无需太强的辨别能力。然而，即便存在这种区别，那些情感之间依然存在相当可观的形似之处。在某些特性方面无疑存在区别，但在一般外部表现方面，二者看来几乎毫无二致，以致粗心的观察者极易将二者混淆。
若二者功德相当，则很少有人不对富人和显贵怀有超过对贫穷和卑微者所怀的崇敬之情。在大多数人看来，前者的傲慢与虚荣要比后者货真价实的功德更值得尊崇。如若撇开功德，说只有财富与显贵才值得我们崇敬，这对美好的品德，乃至美好的语言来讲，简直就是亵渎。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富人与显贵从来都是备受尊崇的；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尊崇对象。毫无疑问，那些尊贵的高位全然被邪恶与愚钝所贬损。但是，邪恶与愚钝在导致这种彻底贬损之前，也必须很有实力。有头有脸的人物行为不检遭到的鄙夷比地位微卑者要少。在行为规范上，后者稍有出轨通常都会激起公愤，然而前者经常公然地冒犯，却很少遭到鄙视。
可喜的是，中低等阶层的人，通向道德与财富之路，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相同，当然这些财富通常都是这一阶层的人可以合情合理地期望得到的。在所有中低等职业领域内，真才实学与谨慎、正直、坚毅和得体的表现相结合，很少有不成功的。有时甚至在行为极其不端的情况下，才能依然无往不胜。然而无论是惯常的寡廉鲜耻、不仁不义、怯懦软弱，抑或放荡无羁，却总会使极其杰出的职业才能黯然失色，有时甚至会彻底毁掉。此外，处于中低阶层的人无论多么了不起，也永远不能超越法律，而法律一般来讲在某些情况下总会对他们形成威慑，迫使他们去尊重那些更重要的正义规则。这种人的成功几乎总是取决于邻居和地位相同者的厚爱与美言；而这只能来自规矩的品行。常言道：诚实为上策，这句金玉良言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总是极其正确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都会期待人们具备相当程度的美德；所幸的是，良好的社会道德，正是迄今为止大多数人所达到的境界。
令人遗憾的是，高层人士的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宫廷显贵的客厅内，成功与擢升并非取决于那些广学博闻的同侪的尊敬，而是取决于那些孤陋寡闻、专横跋扈、桀骜不驯的上司之怪诞愚蠢的恩赐；阿谀奉承与弄虚作假往往比业绩与才能更吃香。在这样的社会内，取悦于人的伎俩要比办事才能更受关注。在宁静祥和的环境中，在风暴尚远的时期，君主或显贵渴求的只是享乐，极易陷入空想，认为自己鲜有服务他人的理由，而那些投其所好的人足能为他效劳。凭借无礼蠢行所带来的表面风度与浅薄成绩，一个人便可以被誉为上等人，而所有这些，通常要比一位武士、一位政治家、一位哲学家、一位议员坚实刚强的美德更受尊崇。一切崇高美德，所有那些既适于议院、国会，又适于村野的美德，都被那些充斥这个腐败社会的妄自尊大却又极其猥琐微卑的小人看作是最可鄙视与嘲笑的。苏利公爵被路易十三召见为应对紧急状况献计献策时，看到国王的心腹廷臣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嘲笑他不合时宜的外表。这位年迈的武士兼政治家便说：“老臣当年荣获陛下父王宠召献策时，都要命令廷上诸般小丑退入前厅。”
由于我们有仰慕和模仿富翁伟人的倾向，他们才得以树立并引领所谓的时尚。他们的服装成为时装，他们的语言成为时髦语，他们的神态举止成为时尚仪表。就连他们的劣迹蠢行都带有时尚色彩；对于导致他们名誉受损、人格遭贬的品质，大多数人都以模仿和类似为荣。虚荣浮夸之徒动辄流露出放荡恣肆的时髦神态，其实对于这些，他们在内心中并不赞同，但也许并不真的为此感到内疚。他们渴望因为自己并不认为值得赞赏的东西而得到赞许，他们为那些并不时髦但有时却私下坚持的美德感到惭愧，为那些暗抱有几分真心敬意的美德感到内疚。世间既有腰缠万贯、声名显赫的伪君子，也有笃信宗教、崇扬美德的伪君子；一个愚蠢自负之徒以某种方式掩饰原形，一个狡诈无赖之辈则以另一种方式伪装假相。他亦步亦趋追随地位高于己者的服饰与生活方式，并不考虑这些人值得赞许的一切都来自与地位和财富状况相称的美德与仪态，而所需的开支他们也担负得起。很多穷人都因为被认为是富人而感到荣耀，却不考虑那种荣耀赋予他们的义务（如果人们可以将如此崇高的称谓赋予这种蠢行）必定很快就会使其沦为乞丐，并使其地位越发不能接近自己所敬仰与模仿的人。
要赢得这一令人艳羡的地位，追求财富者经常会放弃通往美德之路，因为很遗憾，通向财富之路有时与通向美德之路截然相反。不过野心勃勃的人不仅自认为在他能获取的显赫地位中，他将有很多方式可以博得人们的尊敬与钦佩，能够使自己的行为极其得体儒雅，而且他将来光彩夺目的表现，将会完全掩盖或忘却当初为达到那一高峰所迈出每一步时的越轨表现。在许多政府中，高位的追求者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只要能够满足自己的野心，他们不怕因自己采取的手段遭指责。于是他们经常使出浑身解数，不仅欺瞒诈骗，弄虚作假，阴谋诡计，结党营私，有时还不惜违法犯罪，谋杀行刺，及至叛乱内战，更有甚者，对反对者以及在他们通往辉煌之路上当道而立者无所不用其极，排斥打击，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往往失败多于成功；由于自己的罪恶行径，通常都是除身败名裂、严遭惩罚之外一无所获。不过也有例外，他们有时竟然幸运至极，如愿以偿，显赫地位，唾手可得。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总是痛苦地发现梦寐以求的欢乐原来是如此令人失望。野心勃勃的人所真正追求的绝非安逸或快乐，而总是这种或那种荣耀，并且是出于极端的误解。然而高位为其赢得的荣耀，无论在他自己眼中，还是在他人眼中，早已因为赢得高位所采取的手段之卑劣而被亵渎与玷污。虽然他们试图通过挥金如土、骄奢淫逸这些腐败堕落分子惯用的卑鄙伎俩，通过繁忙的公务，通过天翻地覆、令人目眩的战争，把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记忆从自己和他人的脑海中抹掉，但是这种记忆却从来没有停止对他的纠缠。他们徒劳无益地求助于能遗忘过去的邪恶而神秘的力量。他记得自己的所作所为，那种记忆告诉他别人也同样记得。他在显赫地位所享有的虚浮奢华中，在大人物和智者所受到的阿谀谄媚中，在普通人越天真越愚蠢的欢呼喝彩中，在战争胜利后作为征服者与胜利者的骄傲中，他依然被羞辱悔恨、报仇雪恨、怒火中烧之类的复杂情感诡秘地纠缠着；就在荣耀似乎已将他全面包围的时候，他自己却通过他本人的想象，看到幽暗丑陋的魔影对他穷追不舍，而且时时刻刻都准备超越他。即便是恺撒大帝，虽然宽宏大量，能够解除卫队，但却依然无法解除疑虑。对法赛利亚的记忆仍旧萦绕在他的脑际。当他在元老院的请求之下大度地赦免了马尔塞卢斯的时候，他告诉元老院，他对正在实施的针对他的夺命阴谋并非不知；然而，他已足享天年与荣耀，因此即便死亡也会心满意足，从而蔑视一切阴谋诡计。他也许已足享天年。然而，他感到自己早已成为希望获得他好感的人仇恨的目标，成为他依然希望做朋友的人仇恨的目标，因此就赢得真正的荣耀，或是从与他地位相当者的爱与尊敬中获得快乐而言，他的确已经活得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