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尽管国家财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用于供养党员，但国家财政的结构决定了，纳粹党人还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对其加以利用。比如，国家财政要确定支出，每一笔支出还要与预算的各个条目挂钩，这就需要系统性的缜密计划，而这不仅与纳粹党人的仓促、骤然、战役式的政策风格相抵触，也无法与纳粹的统治结构兼容。因为纳粹的统治结构分为不同的权力集团、各种特别机构、特别委员、特别专员、不同的派系，以及纳粹党体制内的私人交情。
于是，国家财政的结构瓦解得越来越厉害，各种特别和特设基金、晦暗不明的基金会和小金库却越来越多，它们受纳粹党的某些权贵直接控制，资金则来自不同的途径。帝国审计总署的副署长埃米尔·施腾格尔将基金经济称为“各级行政机关根深蒂固的倾向”。特别基金可以用来为五花八门的目的提供资金，不受到任何开支检查和金融监管，因此特别适合用来供养私人亲信和追随者。因此，特别基金成了第三帝国腐败的一个核心来源。
首先，希特勒就利用特别基金来建立自己广泛的私人圈子，给亲信们提供馈赠、资助和赠礼。这位独裁者如此行事，经费来源五花八门：国家财政、“德国经济界向阿道夫·希特勒捐款基金会”从德国经济界获取的募款（到1945年，高达7亿帝国马克）、《我的奋斗》销售所得的版税和稿酬（每年有150万到200万帝国马克）、德意志帝国邮政部门因销售带有元首肖像的邮票而给希特勒本人的分成（总计5200万帝国马克）。另外，希特勒在德尔布吕克—席克勒尔银行还拥有一个“援助基金”账户，其资金来自已经去世的、指定希特勒为继承人的纳粹党追随者的财产。希特勒获取这些遗产，却不曾缴纳过遗产税，因为，就像他的律师吕迪格·冯·德·戈尔茨伯爵向财政部门解释的那样，“众所周知，元首、党和国家是一回事”。
从希特勒的收入情况可以看出，公家和私人的财政被危险地掺和在了一起，这在第三帝国的基金经济中是典型现象，也与希特勒的自我认识吻合——他的公私生活就是不分的。甚至有些收入来源很难清楚地确定，究竟是私人收入还是公共收入。希特勒的所谓私人收入，比如他的稿酬，其实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赞助和推广。购买《我的奋斗》是一种义务，比如户籍登记处必须向新婚夫妻提供这本书。
希特勒利用特别基金来收藏艺术品，并赞助筹备中的位于林茨的“元首博物馆”，但主要的开支还是馈赠他人，而且这种馈赠总是免税的。形形色色的人都从他那里获利。
一方面，军事精英们每月都能领到免税的职务津贴，这是数额相当巨大的一笔钱；最重要的还有礼金，陆军元帅们得到的礼金平均在25万帝国马克，有的人能拿到比这多得多的数额。陆军元帅凯特尔收到了约76.4万帝国马克的礼金，陆军元帅冯·里布骑士收到了88.8万帝国马克，古德里安大将甚至收到了价值124万帝国马克的地产。希特勒向将帅们赠送如此巨额的财产，不仅仅是为了向他们的服务表示感激，更是在有意识地对他们进行腐蚀，加强他们与元首的联系。希特勒操控帝国的军事精英，靠的不仅仅是他的领袖魅力，而是，按照“7月20日事变”的密谋者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的说法，“用一根黄金的，但非常有效的缰绳驾驭他们”。
国家机关和党内的精英们同样收到了慷慨大方的馈赠。帝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在50岁生日时收到了100万帝国马克的礼金，帝国总理府的幕僚长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在65岁生日时收到了60万帝国马克。给党和国家的高官的类似礼金一般在10万到25万帝国马克之间。这种馈赠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保证受馈赠者的忠诚可靠。作为反例，有的下属虽然收受了物质上的馈赠，却仍然忘恩负义，这令希特勒及其亲信暴跳如雷。当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得知柏林警察总长赫尔多夫伯爵也参加了1944年7月20日的政变阴谋时，第一反应是火冒三丈地指出，他们曾多次帮助赫尔多夫还债，并资助他摆脱经济上的困难。
但希特勒的馈赠和礼物并不全是赤裸裸的权力政治的算计、为了控制对方的忠诚。很多在党内斗争中失势、被束之高阁、丧失了全部政治影响力的人也享受到了元首的恩典。对这些人安抚一番，就不必担心他们会做出什么不利于政府的行为。长期担任秩序警察总长的党卫军大将库尔特·达吕格丢掉政治权力之后，希特勒将萨姆特县的伊尔泽瑙庄园馈赠给他，作为抚慰。原先的总理府幕僚长菲利普·布勒在与拉默斯和鲍曼的权力斗争中落了下风，一败涂地，于是希特勒赠给他10万帝国马克，帮他摆脱经济困难。1940年，希特勒向于1936年被撤职的省部书记威廉·库贝赠送了一大笔钱；1942年，前任黑森州总理斐迪南·维尔纳在65岁生日之际得到了每月500帝国马克的额外“荣誉薪金”。维尔纳在1933年与黑森党部书记雅各布·施普伦格的权力斗争中落败，后来被贬谪到布雷斯劳省政府担任行政专员。在对给维尔纳的“荣誉薪金”做解释时，党中央办公室主任鲍曼指出，维尔纳旧时的同事，比如帝国审计总署的署长海因里希·米勒、维也纳市长菲利普·威廉·荣格或者驻法战争行政管理部总长维尔纳·贝斯特，都已经晋升到了比他们的政治导师维尔纳高得多的职位。而维尔纳这样一个“民族的和反犹思想的资格最老、最不知疲倦的先驱战士”却没有从较低的岗位上获得过晋升。
在这些例子中，赠礼和资助都是对失去政治权力之人的抚慰。希特勒的礼物不仅有政治上的深谋远虑，还扎根于一种几乎是多愁善感的朋党之交。这种朋党之交对希特勒和纳粹党“运动”来说，就像政权内长期的派系和门阀斗争一样，非常典型。
最后，希特勒还赞助了很多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如画家、雕塑家、电影导演和演员，这些人的作品很符合希特勒的个人口味，被他认为是特别值得赞助鼓励的）。仅雕塑家阿尔诺·布雷克尔就从希特勒手里拿到了总计80万帝国马克的财产；女演员汉妮·波滕获得了每月1000帝国马克的终身退休金。希特勒对科学和艺术界精英的慷慨解囊具有特别的偶然性，缺乏系统性，但说明了，通过自上而下的腐败进行的控制和拉拢的目标绝非仅限于政治、军事领域的领导阶层。总的来讲，希特勒的礼物和馈赠代表了纳粹政权的一个重要的统治工具：不是通过恐怖和强迫，而是借助系统性的诱惑、赠礼和奖赏的策略。
在第三帝国，通过来源可疑的特别基金进行馈赠和赏赐，绝非希特勒一个人的特权，而是一种普遍的统治原则，很多高官都使用这种方法。尤其是纳粹党各省部的书记，他们常常兼任该省的总督和帝国国防专员，把自己的“疆土”当作自己的王国一样，作威作福。他们也创建了基金会和特别基金作为资金来源，既不受国家财政监管的限制，也不接受纳粹党总财务官的控制。另外，他们在出售“国家公敌”或犹太人财产时，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效仿最高的“元首”，试图通过物质赞助来收买人心。因此他们特别重视对党员和亲信的资助，同时也注意去扶持那些被政府认为值得赞助的精英，比如艺术家、科学家和军人。
例如，萨尔茨堡省部书记兼总督就控制着大量风景秀丽的地产，并慷慨地拿这些地产来赠送他人。享受到他的好处的党员同志包括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他在弗歇尔宫建起了一座“避暑宅邸”；还有帝国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他获赠了利奥波德斯科隆恩宫的一座宅子（原先的主人是“犹太人马克斯·莱因哈特”）；纳粹党全国领袖瓦尔特·布赫在巴特加斯泰因弄到了一座狩猎小屋；国务秘书汉斯·菲施比克从总督那里获得了一座“犹太人别墅”；党卫军上将赛普·迪特里希则得到了“福莱特霍夫埃尔伯”帝国森林的一座高级“羚羊猎场”。
另一方面，这位党部书记还赞助了一些并不属于党和国家领导层的人士。比如，“国家级演员”埃米尔·杰宁斯在党部书记及萨尔茨堡地方议会的保护下，以区区8.1万帝国马克的优惠价（原价是25万帝国马克）购置了位于格施万特/施图卢贝尔市镇的库尔波因特别墅。给杰宁斯优惠价的理由是，为了促进公众的利益（“为了推进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因为杰宁斯的电影被国家领导人评价为紧跟国家政策、艺术性极高、利国利民的佳作，而购置这块地产对“杰宁斯的艺术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受到拉拢的艺术家还包括慕尼黑雕塑家约瑟夫·图拉克，他在党部书记的盛情邀请下，来到萨尔茨堡省定居。这位党部书记对雕塑家的福利关怀备至，命令将图拉克的母亲的遗体安葬在圣彼得墓园，还允许他“在我的辖区内的猎场上随意打猎”。
将领们受到萨尔茨堡党部书记的欣赏和拉拢，非常高兴，尤其是当他们想购置萨尔茨卡默古特的所谓犹太别墅的时候。例如，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就置办了位于圣沃尔夫冈的里德的“坦克别墅”——这个名字真是个绝妙的预兆。航空兵上将鲁道夫·博加齐也被欣然纳入“我们愿意帮助”的“买家名单”。
和大多数其他省部书记一样，萨尔茨堡省部书记兼总督也支配着独有的、不受财政监管的私人基金，资金来自帝国财政部长拨付的款项。这种将国家财政挪作他用的手段对各位省部书记来说是非常典型的，另外他们还侵吞“国家公敌”的财产，征用各种类型的募款以支持自己的基金，还威逼利诱地将企业划归到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纳粹党总财务官施瓦茨建立了专供各位省部书记自由支配的基金，并不断提高其金额，但仍然无法阻挡省部书记们对财政自主权的追求。
在这方面特别“有才”和厚颜无耻的要数东普鲁士省部书记兼省长埃里希·科赫。他在1933年建立的“埃里希·科赫基金会”发展壮大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控股公司，到1944年12月31日时总资产已经高达3.317亿帝国马克。“埃里希·科赫基金会”的章程虽然只能勉强掩饰其真正目的——它是党部书记的财政工具，用来培植亲信——但却明确地规定，基金的目的是“对国社党人进行教育、培训和支持”。科赫书记是该基金会的唯一一名理事，独自决定如何处置基金的收益，还有权将基金会的资产转让给纳粹党或者“久经考验的国社党人及其亲属”。
这个基金会的资金来源首先是纳粹党所有的省党报，科赫对其控股50%。但渐渐地，科赫通过政治压力和滥用职权，接管了41家纺织企业、30家食品加工企业、19家印刷厂或出版社、15家木材加工企业和13家其他类型的企业。科赫往往是通过代理人将这些企业买下，然后将它们转让给基金会的。1944年，“埃里希·科赫基金会”所属的企业的净利润高达3000万帝国马克。科赫的三座私人“宅邸”（大弗里德里希斯贝格、霍恩多夫、布痕霍夫）总价值高达2500万帝国马克，同样也是基金会的财产。基金会的收益被转入科赫的私人账户，这个账户是他在省政府的框架内设立的。
科赫书记在没收“国家公敌”的财产时显得手段特别高明。在梅梅尔被并入东普鲁士后，他将原属于犹太人的多家纺织厂占为己有。在1939年的波兰战役之后，齐谢瑙区被并入东普鲁士，科赫趁机吞并了大量土地。“埃里希·科赫基金会”接管了波兰豪门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地产，约8000公顷，科赫很快又把这块地产扩张到2万公顷。他以类似的手段侵吞了纳茨波尔斯克庄园，将其扩展到1.2万公顷，并将其分配给了东普鲁士地方自治会
。另外，科赫在齐谢瑙区还给他的基金会搞到了“德国普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5家制糖厂。尽管这几家工厂的保险价值就高达1900万帝国马克，科赫却用区区4.38万帝国马克就将其拿下。
“埃里希·科赫基金会”典型的任人唯亲和结党营私在基金会下属的企业中也是普遍现象。例如，蒂尔西特的“东德意志鞋类与皮革制造厂”的高级职员与厂长米勒狼狈为奸，在战争开始后将1.5万多双鞋在没有配给证的情况下卖给了亲戚和熟人，也就是说大做黑市生意，这也是“埃里希·科赫基金会”的一贯作风。
其他省部书记们也把自己的基金会扩建成了像模像样的企业。例如，1936年，位于苏尔的西姆松兵工厂原先的犹太业主被剥夺了财产，而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图林根省部书记兼总督弗里茨·绍克尔将这家工厂改为“威廉·古斯特洛夫基金会”。绍克尔是这家基金会的唯一一名理事，在他领导下，基金会发展壮大为大型的军火及机械企业。在对犹太人产业进行“雅利安化”的过程中，基金会又吞并了一家位于魏玛的火车车厢制造厂、海默尔与皮尔茨股份公司所属的机械制造厂和铸铁厂，以及位于下奥地利的希尔滕贝格尔弹药工厂。
但泽—西普鲁士省部书记阿尔伯特·福斯特的“1939年9月1日基金会”原先叫作“阿尔伯特·福斯特基金会”，原始资金仅有100帝国马克。福斯特为自己的基金会搞到了工业界的大量股票，比如但泽火车车厢制造厂、魏克赛尔轮船航运股份公司和沥青工业若干企业的股票。
在纳粹党的巴伐利亚奥斯特马克省部（后来改称拜罗伊特省部），省部书记汉斯·谢穆倒没有建立自己的基金会，而是成立了一家暧昧不明的有限责任公司，称为“奥斯特马克自助有限责任公司”（缩写为Oseg），以便为自己和党组织广开财源。该公司的原始资金来自1933/1934年的一次“就业大会战
捐款活动”，当时他组织了这个活动，名义上是要援助省内的“困难地区”。这次活动募集了150万帝国马克，但这笔钱却被挪作他用，部分被用于组建Oseg，部分用于以现金和实物的形式馈赠各县的党组织及领导人，以及扩建巴伐利亚奥斯特马克省党部出版社。Oseg的首要任务是执行创造就业岗位的措施，比如对巴伐利亚森林进行开发、修建公路等，但其实它真正的使命是为纳粹党服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社会民主党、自由工会和与工会联系紧密的组织的财产被没收后也被转移给Oseg，进行“托管”。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除苏台德的其他部分之后，Oseg侵吞了一些原属捷克人所有的地产和庄园，比如费希腾巴赫狩猎庄园（包括4000公顷的猎区和鳟鱼养殖场）就主要被用来招待“省部的客人”。
在汉堡，省部书记兼总督卡尔·考夫曼建立了“1937年汉堡基金会”，其收入来源极其广泛。考夫曼借助代理人取得了许多企业的股权，比如汉堡—万兹贝克的“齐格菲·克罗赫化工股份公司”（该公司的犹太业主在1938年的虐犹事件之后丧失了对自己企业的支配权）。但是，该基金会财产的很大一部分来自所谓的捐款（汉堡市的企业被强迫纳捐）、“雅利安化捐款”以及旨在“推进祖国的组织机构”的国家财政资金。基金会的总资产累计达到860万帝国马克。该基金会在战时还获得了更多收益，考夫曼的代理人在占领区收购家具和烈酒，绕过税法和关税法规，把货物运回“老帝国”出售，借此牟利。
由于考夫曼书记本人授权的全部汇款凭证都保存至今，我们可以把他的基金会的资金流向摸得一清二楚。正如基金会的宗旨所说，所有开支都集中于两项重点工作，一是“推进祖国的组织机构（尤其是纳粹党组织）”，二是扶助“生活困难、需要帮助的党员和民族同胞”。这种开支被认为是“公益性”的，因此不需要纳税。向纳粹党组织支付的款项一般是以不具约束力、较为含糊的“赞助”的形式，因此收款人——通常是冲锋队、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的干部——可以自行斟酌，任意使用这些款项。汇款凭证上的款项用途包括“救济用途”、“党卫军西北大区的一般用途”、“国家社会主义航空军团的个人用途”，它们都没有给出明示，而是对金钱的真正去向百般掩饰。
另外，考夫曼书记还毫无顾忌地向下属馈赠金钱。纳粹党的县级和省级干部能够从他那里得到贷款，比如考夫曼从基金会拿出12.5万帝国马克的巨款，借给纳粹党议员马克斯·佩波考恩，以扶持后者的范·迪瑟尔与罗德公司。考夫曼基金会的大部分资金还是支付给普通的“老战士”的，其中两百多人在考夫曼的帮助下摆脱了债务。这种赠礼一般在100至5000帝国马克之间，一般是由考夫曼书记本人当面交给对方的；通过这种当面馈赠的方式，上演了一场知恩图报的好戏，受赠人和书记之间的私人关系也得以加强。
在纳粹体制的各个层面，人们都通过物质资助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私人关系网，这已然成为一项核心的统治原则。在汉堡，几乎所有的纳粹党机关领导人和州政府委员都操控着不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列出的特别基金，用来资助下属和亲信。例如，卫生与救济部门领导人的特别基金就以“扶持”为名，向纳粹党组织的干部和成员，以及机关的职员和干部发放金钱。汉堡州内政部长和冲锋队干部阿尔弗雷德·里希特就从警察局的小金库里拿钱，向他的亲信们赏赐计划外的补助金、旅行及疗养津贴，以及各种医疗补助。他的小金库还为送给汉堡盖世太保主管布鲁诺·施特赖肯巴赫的“生日鲜花”买单，并替因毒打政治犯而被判处罚金的臭名昭著的冲锋队打手付罚金。州内政部长里希特做出指示，用特别基金的钱帮这些打手结清罚款。基金的支出记录中有一条特别能证明纳粹党人的“乐于奉献精神”：州内政部长里希特在演讲中不断呼吁民众捐款，而他自己在纳粹党的若干地区小组开会，在有人募捐时，却只捐了8.6帝国马克，而且后来还用特别基金的钱报销了这笔善款。
纳粹党的很多“显贵”在财务和政治上的种种伎俩，他们的特别基金和基金会——尤其是各个省部书记的基金会——自然瞒不过纳粹政府高层，但高层却避免与这些飞扬跋扈的封疆大吏们发生冲突。党中央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得出了无比犀利的结论：“根据‘民不告，官不管’的原则，根本不存在有效的财务监管。”
党的“显贵”们通过基金会和特别基金，绕过了纳粹党总财务官施瓦茨的财务监管，这让他火冒三丈。在给党中央办公室主任鲍曼的一份报告中，施瓦茨大倒苦水：“根本谈不上廉洁和健康的财务预算，因为各省部书记作为党的大员，或者总督、省长或部长，通过基金会、社团或企业，以不受监管的方式自行筹款，建立所谓的小金库，擅自支配这些款项。”但是，由于施瓦茨是党的总财务官，而这些胡作非为的党部书记们还拥有总督或省长的政府官员身份，所以党是没有办法予以干预的，施瓦茨对这些基金会完全束手无策。
戈林在鲍曼那里“激情澎湃地”控诉党部书记们的小金库，希姆莱则称其“令人讨厌”。但他们两人都没有采取措施来打击这些腐败行为，而且他们自己对特别基金的体制也是熟门熟路，有着多年的使用经验。他们都从德国经济界吸收数额巨大的捐款，然后将其存到特别账户上。戈林的“戈林艺术基金”主要用来支持他私人的艺术收藏活动，而希姆莱的特别基金不仅用来维持他的私生活，还用来资助党卫军部队，以及向同事和下属馈赠礼物。库尔特·冯·施罗德的施泰因银行建立了一个“S特别账户”，“党卫军全国领袖的朋友圈子”每年都要向这个账户转移约100万帝国马克的捐款。希姆莱在德累斯顿银行还有一个“R特别账户”。德累斯顿银行还为党卫军所属的企业提供资金，并向希姆莱提供高达600万帝国马克的贷款，用于帮助党卫军干部还债。礼物和资助、度假津贴和帮助还债的贷款，一方面表明了党卫军特有的朋党之交，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希姆莱慈父式的领导风格，他甚至对较低层的下属的私人利益也关怀备至。
此外，希姆莱通过其特殊的权力地位，还控制着纳粹党其他领导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非常需要的资源，比如集中营囚犯就被用来从事五花八门的私人服务。例如，纳粹党全国领袖、埃尔出版社
社长马克斯·阿曼就在希姆莱的许可下，定期把达豪集中营的囚犯弄到他的位于泰根湖畔圣奎林的庄园，去干建造、修盖屋顶和园艺等活计。希姆莱还亲自出马，从被囚禁在萨克森豪森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一些《圣经》学者中选择了一名园丁，献给副元首的夫人伊尔莎·赫斯。希姆莱的这些姿态无疑是为了突出他自己在纳粹党内的地位，这也说明了，腐败如何决定了纳粹体制中不同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给体制内的私人关系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诸多例证说明的那样，这绝不是希姆莱的个人特征，而是纳粹“运动”的一项普遍的统治原则。诸多达官贵人，包括希特勒自己，都试图用物质资助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