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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复兴的自觉中，在它那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心理而言都极为矛盾的时间意识中，“现代/古代”的对立呈现出某些特别富有戏剧性的方面。在中世纪，时间本质上是按照神学思想来理解的，它被看作人类生命短暂的明证，是对于死亡和死后生活的一种永恒提示。死亡永在（memento mori），命运无常（fortuna labilis），万物皆空，时间无情，这一类主题的反复出现都表明了这种思想。作为中世纪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尘世舞台（theatrum mundi）的观念找到了现世和舞台之间的相似，在这个舞台上，人作为演员不知不觉地扮演着由上帝分派给他的角色。在一个由稳定甚至是静止观念支配、经济文化上处于静态的社会中，这类想法是自然而然的——这样的社会害怕变化，人们从完全以神学为中心的人生观来看待世俗价值观念。中世纪人的时间意识淡薄模糊还有实际的原因。例如，我们不可忘记，在十三世纪后期发明机械钟之前，不可能有准确的时间测量手段。
正如晚近一位研究文艺复兴对时间的发现的学者指出的，所有这些原因结合起来，使得中世纪的心灵“能够以一种悠闲的态度存在，无论是时间还是变化似乎都无关紧要，因而也不会为控制未来而操多大心”。
在文艺复兴时期情况有了急剧的变化。神学的时间概念没有陡然消失，但是从那时开始，它就不得不同实际时间（行动、创造、发现、变革的时间）宝贵这样一种新的意识共存，并且双方的关系日益紧张。不妨再次引用里卡尔多·基尼奥内斯的《文艺复兴对时间的发现》：“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分享了他们社会的活力和新生感，以及它对时间的最实际关切。在他们身上，我发现了被唤醒的活力和对多样性的爱。他们自己就是先驱，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生活在一个新的、诗歌复兴的时代。但他们同样会把时间看作一种珍贵的商品，看作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对象。”
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西方历史的三时代划分——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始于文艺复兴早期。较这种分期本身更有意思的是对这三个时代所做的价值判断，往往分别用光明与黑暗、白天与夜晚、清醒与睡眠的比喻来表示。古典时代和灿烂的光明联系在一起，中世纪成为浑如长夜、堙没无闻的“黑暗时代”，现代则被想象为从黑暗中脱身而出的时代，一个觉醒与“复兴”、预示着光明未来的时代。
文艺复兴对于历史的态度体现在十四世纪的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身上。西奥多·E.默森曾经指出，彼特拉克在历史分期中引入了“黑暗时代”的概念。默森在概括其研究结论时写道：“我们可以将‘黑暗时代’的概念联系于彼特拉克这一事实，不仅仅意味着确定了一个时间。因为意大利语的‘复兴’（rinasdita）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联系着先前的晦暗时代。生活在这一‘复兴’中的人们认为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他们想摆脱传统，他们也确信自己成功地摆脱了。”
但彼特拉克在梦想古罗马的光荣及其在长期被遗忘后即将复兴的同时，并非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注定要生活“在各种各样令人眩惑的风暴中”，自己也仍旧是那个可憎的黑暗时代的儿子。他心中无疑拥有乐观主义精神与宏伟愿望，这表现在《非洲》这首用拉丁语写成的诗中，他认为这首诗是他的最高成就。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宏愿同诗人个人深沉的挫折感相冲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命运就是生活在各种各样令人眩惑的风暴中。但或许对你来说——如果像我希望的那样你生活在我之后——将会有一个较好的时代到来。这种遗忘的沉睡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当黑暗被驱散之后，我们的后代又能沐浴在从前清纯的光辉中。”
显然，彼特拉克有着分裂的自我。据说他在信守古典和基督教的价值体系方面有着矛盾的态度，因此，他常常被描绘成一个体现过渡时期精神剧变的人物。或许不太被注意的是，彼特拉克试图将自己及自己时代的矛盾扩展到世界历史的概念上。对于彼特拉克以及随后的一代人文主义者，历史不再是一个连续统，而是一些迥然有别的时代前后相继，有黑的时代与白的时代，黑暗的时代与光明的时代。历史似乎通过急剧的断裂前进，开明伟大的时代与腐朽混乱的黑暗时代相交替。在此我们面临一个明显的悖论，亦即，人们经常谈到文艺复兴的积极乐观主义和活力崇拜，它们却源自一种本质上是灾变式的世界史观。
把最近的过去说成是“黑暗的”（这个过去必然结构着现在），同时设想着“光明”的未来必至无疑（即使这个未来是先前某个“黄金时代”的复活），这涉及到一种革命的思想方式，在文艺复兴之前去寻找这种思想方式的明确先驱是徒劳的。革命不只是简单地表示不满或造反，它与二者有着质的区别，这还需要强调吗？革命不同于任何自发的或有意识的造反，因为除了否定或拒绝之类的本质要素，它还隐含着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以及与时间的结盟。词源学在此又一次能说明问题。“革命”的最初意义及其仍然拥有的基本意义，是围绕一个轨道所做的进步运动，以及完成这样一个运动所需要的时间。历史上的大多数革命都把自己设想成回归到一种较纯净的初始状态，任何一贯的革命理论也都隐含着一种循环的历史观——无论那些前后相继的周期被看成交替式的（光明，黑暗），还是根据一种更系统的进步学说被看成有象征意义的螺旋式上升。
由于文艺复兴是自觉的，且把自己视为一个新的历史周期的开始，它完成了在意识形态上与时间的一种革命性结盟。它的整个时间哲学是基于下述信念：历史有一个特定的方向，它所表现的不是一个超验的、先定的模式，而是内在的各种力之间必然的相互作用。人因而是有意识地参与到未来的创造之中：与时代一致（而不是对抗它），在一个无限动态的世界中充当变化的动因，都得到了很高的回报。
在这里彼特拉克的情形又一次提供了很好的实例。对他来说，“现代人”仍然是中世纪的人，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他们知道未来将恢复古代“纯净的光辉”。彼特拉克自己尽管有着相互矛盾的忠诚，却仍然因对未来的信念而奋发。这使他不曾变成古代人辉煌成就的一个被动崇拜者。相反，他对古代的崇拜是行动主义的一种形式——远不只是尚古主义。他确信对于古代充满热情的研究可以而且应该引发一种仿超（emulation）意识。正因为他是那么想复活古代精神，他会才意识到毫无保留地、不假思考地为崇拜过去而崇拜过去所具有的危险，才会如此直言不讳地反对那些鄙视一切现代事物的人——反对那些总是蔑视现代的古人崇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