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在过去的大约一百五十年里，“现代”、“现代性”连同更晚近的“现代主义”这类术语，以及大量的相关概念，一直被用在艺术或文学语境中，以表达一种日益强烈的历史相对主义意识。这种相对主义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一种批评。从现代性的角度看，一位艺术家，无论他喜欢与否，都脱离了规范性的过去及其固定标准，传统不具有提供范例供其模仿或给予指示令其遵行的合法权利。他顶多能创造一种私人的、本质上可修正的过去。他自身对于现时（present）的意识似乎是他灵感与创造性的主要来源，而这种意识受制于现时的当下性（immediacy）及其无法抗拒的瞬时性（transitoriness）。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对现代艺术家来说，过去模仿现时远甚于现时模仿放过去。我们在此要讨论的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变，即从一种由来已久的永恒性（permanence）美学转变到一种瞬时性与内在性（immanence）美学，前者是基于对不变的、超验的美之理想的信念，后者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变化和新奇。

甚至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期间，卷入著名的“古今之争” （或英语中的“书的战争”）的多数“现代人”都继续认为，美是一种超验的、永恒的典范，如果说他们认为自己比古代人高明，也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对于美的法则有了更好的、更理性的了解。但自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早期以来，或者更具体地说，自审美现代性在“浪漫主义”的外衣下将其历史合法性确定为对古典主义基本假设的反动以来，普遍可感知的、无时间性的美的概念经历了一个逐渐消蚀的过4程。这个过程最早在法国变得自觉起来。

在他的《意大利绘画史》（1823）中，司汤达对“古代的美的理想”和“现代的美的理想”做了明确的论战式区分，这一区分，特别还有他在《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中提出的相对主义的浪漫主义定义，对于研究术语的学者来说，都构成意义极其重大的事件。司汤达认为，“浪漫主义”这个他借用自意大利语的词，不过是指“根据各国人民现今的风习与信仰，向他们提供能最大可能地给予他们快乐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早先的“哥特派”、“个性派”、“兴趣派”、“感伤派”理论家，或者甚至是同“古典”相对的“浪漫派”理论家（施莱格尔兄弟，斯塔尔夫人），从总体上说，在维护现代性方面远不那么好斗，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对于失落的古代美之理想不乏怀旧之情。司汤达丝毫没有这类感情。他的“浪漫主义”概念不仅含有明确信奉一种美学纲领的意思，而且含有对于现时性和当下性的感觉；这种感觉肯定是他的多数前辈不能拥有的，这些人在浪漫主义中看到的只是对于整个基督教的一种艺术表达，而基督教是同异教的古代世界观相对的。

随着传统美学威权的瓦解，在莱昂内尔·特里林曾经措辞贴切地说到的现代主义“敌对文化”中，时间、变化和对于现时的自觉日趋成为价值之源。波德莱尔是最早不仅将审美现代性同传统对立起来，而且将它同实际的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对立起来的艺术家之一；他历史性地表明，古老的共通美概念收缩了地盘，在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时刻，已经同与之相对的现代概念，即瞬时美，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在后面我将加以分析的一个著名段落中，这位《恶之花》的作者写道：“现代性是艺术昙花一现、难以捉摸、不可预料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可改变的……”

在波德莱尔之后，作为美的源泉，现代性转瞬即逝、变化不止的意识压倒并最终根除了艺术的“另一半”。传统遭到了日益粗暴的拒绝，艺术想象力开始以探索和测绘“未然”（not yet）之域为尚。现代性开启了走向反叛先锋派的门径。同时，现代性背弃其自身，通过视自己为“颓废”，加剧了其深刻的危机感。先锋派（avant-gardes）和颓废（decadence）这两个明显矛盾的概念几乎成了同义词，在某些情形下，甚至可以互换使用。

最广义的现代性，正如它在历史上所标榜的那样，反映在两套价值观念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这两套价值观念对应于：（1）资本主义文明客观化的、社会性可测量的时间（时间作为一种多少有些珍贵的商品，在市场上买卖），（2）个人的、主观的、想象性的绵延（durée），亦即“自我”（self）的展开所创造的私人时间。后者将时间与自我等同，这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化的基础。从这一角度看，审美现代性暴露了造成其深刻危机意识及其同另一种现代性疏离的一些原因，而这另一种现代性尽管有其客观性与合理性，在宗教死亡之后，却缺乏任何令人信服的道德和形而上理由。然而，反映在现代主义文化中的时间意识也缺乏这类理由，它产生于孤立的自我，部分也是对社会活动中非神圣化（从而也是非人化）时间的反动。两种现代性的最终结果似乎都是不受约束的相对主义。

在过去的大约一百五十年里，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这似乎导致了双方的筋疲力尽，至少就它们作为理知神话而言是如6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在五十年代，众多思想家和学者提出了后现代时期的概念，其中包括阿诺德·汤因比这样的历史与文化哲学家（他创造了“后现代”这个词），哈里·列文、欧文·豪、莱斯利·菲德勒、乔治·斯坦纳（按他的说法我们生活在“后文化”中）和伊哈布·哈桑等诸多文学与艺术批评家，以及某些激进无神论神学的宣扬者。当然，社会学家们迅速加入了一场由“大众社会”（如戴维·里斯曼1960年在其颇富影响的著作《孤独的人群》中定义的）、“消费者社会”、“大众”或“通俗文化”、“后工业社会”之类社会学概念与理论引发的论争。因此，毫不奇怪，对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最广泛、最深入的一次讨论，是在一位社会学家的著作中——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

按贝尔的看法，反资产阶级的现代主义文化的衰竭，要归因于它的被广泛接受以及随之而来的陈腐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现代主义想象的反律法主义和故意越轨的模式不仅在文化上获胜，而且被实际采纳，并被转化成一个日益庞大的知识少数派的生活方式。与这个过程相对应，传统的资产阶级生活理想，连同其对于冷静和理性的关切，已失去了它在文化上的拥护者，落到了压根不再被认真对待的境地。当前的形势显示出有可能爆发一场革命的某些征兆。贝尔写道：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是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根本分离，正是这样的分离在历史上为更直接的社会革命铺平了道路。新的革命已经以两种方式开始。首先，在艺术上取得的文化自律性现在开始转移到生活的领域中。后现代主义的脾气要求早先展现在幻想与想象中的东西也要在生活中上演。艺术与生活之间没有区别。任何艺术中允许的东西在生活 中也是允许的。其次，曾经由一小群志同道合者践行的生活方式……现在被“许多人”仿效……并且支配着文化舞台。（New York：Basic Books，1976，pp.53—54）

然而，在一个广泛得多的社会层面上，今日的“波普享乐主义”，对瞬间快乐的崇拜，玩乐道德，以及自我实现与自我满足之间的普遍混淆，根源都不在现代主义文化，而在于作为一种体制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体制产生于新教工作伦理，它要获得发展，就只有通过鼓励消费、社会流动性和追逐地位，也就是说，通过否定它自身的超验道德根基。“对清教主义和清教伦理的抛弃，”贝尔写道，“……凸现的不仅是文化准则和社会结构准则之间的分裂，而且是社会结构内部的一种突出矛盾。一方面，商业公司要求个人努力工作，追求事业上的成功，接受延迟的满足——在最粗暴的意义上，就是成为一个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然而，在其产品和广告中，公司宣扬享乐、瞬间快乐、放松和悠闲自在。你要在白天‘规矩正派’，晚上‘尽情放松’。”（pp.71—72）

强迫性消费现象，对无聊的畏惧，逃避的需要，结合着把艺术既视为游戏也视为炫耀的普遍观点，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方式，促成了所谓的媚俗艺术（kitsch）。媚俗艺术是现代性最典型的产品之一。然而，仅此还不足以将媚俗艺术同现代性、先锋派和颓废等概念放在一起讨论，这些概念一方面通过共同的时间主题紧密相联，另一方面在范围上又要宽泛得多。媚俗艺术之所以能够归入本书所分析的那些现代性的核心概念，是因为下述事实：在媚俗艺术中，两种剧烈冲突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都遭遇了其自身的漫画形象。在极度夸张中，它们的矛盾和隐蔽内涵突然昭显。

因此，现代性的美学概念所隐含的时间相对主义，特别是没有一8种传统比其他传统更有效的观点，为现代主义的全面反传统主义提供了理由，也为个体艺术家完全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前辈提供了理由，同时还可以说为媚俗艺术作为一种风格所具有的那种无所不包、放任宽容的折中主义提供了前提。更重要的是，现代性对于现时的关切可以说在媚俗艺术的“瞬时”美中找到了对它的无心戏拟。现代主义对于审美超越性和永恒性理想的否定，激发了某些极端的先锋派趋向，诸如廷古埃里机械的、自毁性的“雕塑”所代表的那些趋向；在众多媚俗艺术品内在的商业化陈腐中，在某些波普运动理论家提出的“可消费艺术”这个一般概念中，都可以看到与这种否定相对应的奇形怪状。

但媚俗艺术决不是审美现代性兴起的直接后果。历史地看，媚俗艺术的出现和发展壮大是另一种现代性侵入艺术领域的结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技术与商业利益。媚俗艺术由工业革命所产生，最初是作为它的一个边缘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全面社会与心理转型，“文化工业”逐步成长，以至于到了今天，在主要以服务为取向、强调富裕和消费的后工业社会中，媚俗艺术已成为现代文明生活的一个核心元素，已成了一种常规性的、无可逃避地包围着我们的艺术。

在后现代时代，媚俗艺术代表即时性原则的胜利……即时获得，即时见效，瞬时美。在我看来，媚俗艺术的极大悖论在于，它由一种极富时间意识的文明——它赋予时间的价值显然不能再多了——所产生，但它似乎既是用来“节约”也是用来“ 扼杀”时间的。说节约时间，是指对它的享受是无须努力的、即时的；说扼杀时间，是指它像毒品一样使人暂时摆脱恼人的时间意识，从“美学上”为一个否则就是空虚和无意义的现时提供理由，使之变得可以忍受。

要进一步细究现代性、先锋派、颓废和媚俗艺术之间的关系，就要提及在下面各章中得到详细探讨的那些问题、观点和意见。这个简短开场白的目的只是要指出，这些受到细察的概念尽管有着不同的起源和各别的意义，却共同拥有一个主要特征：它们反映了与时间问题直接相关的理知态度。显然，这不是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或认识论时间，也不是物理学家们处理的科学建构，而是从文化上去经验和评价的人的时间（human time）与历史感。

我对于现代性和本书所分析的其他概念的关切主要是文化上的（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艺术与文学文化），但如果忽视了这些复杂术语应用于其中的广泛多样的非美学语境，显然是不可能对它们作出解释的。然而，把现代性、先锋派、颓废和媚俗艺术放在一起的最终原因是美学上的。只有从这种美学视角看，这些概念才显露出它们更微妙、更费解的相互联系，而对于一位主要以哲学或科学为旨归的知识史家，这些相互联系很有可能逃过他的注意。

作为概念和术语，现代性都有着悠久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由于我最感兴趣的是审美现代性，特别是其发展过程中那些通向今天我们公认的“现代主义”的线索，我觉得我的研究可以从十九世纪中期的某个时间开始。然而，我们不难认识到，如果现代性概念演变过程中那些较早的阶段被忽略了，现代性所提出的某些问题即使是在这个有限的意义上也不可能顺利地解决。但即使是简单地解释一下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各种各样的理知反应，或是解释一下这个概念所涉及到的各种形式的时间意识，也需要仔细检视若干世纪以来哲学、宗教和科学的趋势。更详尽的现代性历史将使我过于远离本研究的美学关切。现代性概念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前所经历的那些阶段，显然是另一本有待我们去写作的书的素材。

因此，头一章前几节应视为一个非常概括也必然十分粗略的介绍。为了阐述的清晰，我只考虑了那些同历久弥新的“古今之争”有明确关系的发展阶段。此外，我主要选择参考那些实际运用或至少是直接隐含了“现代”一词的文本。当然，我完全意识到这种限制是人为的，意识到“现代性意识”并不取决于是否运用了某个特定词语，或那些明显源出于它的短语、明喻或暗喻。尽管有许多不足，我仍希望开头大约三十页所做的宽泛的历史概述足以充当一个工作假定。这个假定意在使读者有所准备，去追踪本书的主要论点：审美现代性应被理解成一个包含三重辩证对立的危机概念——对立于传统；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及其理性、功利、进步理想）的现代性；对立于它自身，因为它把自己设想为一种新的传统或权威。 gJzgFdpD+nPuPV8kEOMZf4xpbQIKdDIMfm+BsmG8ZqU3UN1+rsPyKy8e2p6Mmt8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