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原稿开篇缺17页。西塞罗在其前言中间部分开始批评伊壁鸠鲁学派缺少爱国精神。]
（如果没有这种爱国的责任心，某人）就不可能使（我们的祖国）免受侵略之苦；盖尤斯·杜伊利乌斯、奥鲁斯·阿提利乌斯和卢西乌斯·梅特卢斯不可能使我们的祖国免受迦太基人的恐吓；两位西庇阿
也不可能用自己的鲜血压制住第二次布匿战争战火的蔓延；后来，当这场战争再一次更加猛烈地爆发时，昆图斯·马西穆斯不可能使之气力耗尽；马库斯·梅特卢斯也不可能彻底将其击垮；普布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
也不可能将其从这座城市的门口拖回，并且将其控制在敌人的城墙之内。
或者看看马库斯·加图
，一个没有执政官祖先的无名之辈，一个我们这些从事同一事业者尊为一种楷模的人，一个指引我们坚定不移、品德高尚的人。他本来完全可以在图斯库伦
——一个离市镇很近的适合休养的地方安享退休后的生活。可是这个疯子，正如那些人称呼他的，在完全没有任何强制需求驱使的情况下，选择了在耄耋之年去与狂风骇浪进行斗争，而不是去尽情享受他们所赞美的那种安宁舒适的生活。更不用说那些在和平年代和战争时期挽救了这个国家的数不胜数的个人；我也不想提那些距离我们这一代人记忆并不遥远的名字，因为我不希望任何人抱怨说他或他的某个家庭成员被遗漏掉了。我只想陈述这个基本事实：上天已经赋予人们这样一种行善的冲动，和保护集体利益的欲望，这种力量超过了任何欢娱和安逸的诱惑。
然而如果你不去实践它，仅仅拥有高尚的道德
，如同一种技能一样，是不够的。你可以拥有某种技能，只需知道如何去实践，即使你从未真正试过；然而高尚的道德却完全是需要实践的。而且，它最重要的实践领域就是在国家的管理中
，是在我们的朋友们躲在隐蔽角落里呱噪不休的那些方面取得的成就中（是真正的，而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因为哲学家们阐述过的东西——至少那些正确且光荣的东西，无一不是由国家法律的制定者们形成和确立的。虔诚从何而来?谁为我们制定了宗教仪式?法律源自何处，不管是国家法律还是我们的民法?公正、诚信和公平交易又从何而来?或者正派、克制、对耻辱的害怕、对歌颂和美誉的追求呢?或者在磨难和危境中的坚强意志呢?是从那些已经获得这些价值的人，他们把已经通过教育形成的价值，要么纳入到传统之中去，要么制定到法律规定之中。事实上，色诺克拉底，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当被问及他的学生们从他那里都学到了什么时，据说他是这样回答的：“学到了完全自觉地去做法律所要求的事情。”所以，那些通过官方权威和法律要求强迫每个人去做只有少数人能被哲学演讲劝导去做的事情的政治家
，必须优先于在这种事情上只谈理论的教师们。到底为什么哲学演讲能够如此杰出，使其应该凌驾于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的公共法律和风俗习惯之上?对我而言，我认为恩尼乌斯所谓的“伟大的居高临下的城市”要优于小村庄和乡野之地；同样地，我也认为，那些利用自己的谋略和权威治理这些城市的管理者们，就智慧本身而言
，要比那些对公共事务毫无经验的人高很多。我们受着要增加人类财富的强烈欲望的驱使；我们热烈地期望能够利用我们的政策和努力，让人们的生活更安全、更富足；我们受着本能的驱使，去实现这个目标。因此，就让我们沿着那条一直被精英们所遵循的道路前进，不理会那撤退的号角，这号角声只是努力要将那些已经前进了的人们拉回来。
针对那些众所周知的、已被确定的原则，我们的反对者们首先提出了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在保卫国家的过程中是必须要经受的——在任何警惕而且勤勉的人看来肯定不过是个不足道的障碍而已，一个需要藐视对待的障碍，不仅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而且甚至在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例如在个人的追求或社会责任或者甚至个人的日常职业中，都要藐视对待。同时，他们还指出公共生活的危险，利用可鄙的对死亡的恐惧来阻止勇敢的人们——而那些勇敢的人往往认为，如果能有机会献出自己终将重返自然的生命，当作献给国家最高的礼物，与之相比，在风烛残年中自然老去就可怜得多。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对手们滔滔不绝，能言善辩（他们自认为），历数那些杰出人士遭受的磨难和受到忘恩负义的民众的不公正对待。他们引用人们熟悉的希腊例证——米太亚德，波斯人的征服者和驯服者，在那场辉煌胜利中奋勇杀敌时所受的伤痊愈前，如何在自己同胞们设置的镣锁下断送了他在敌人猛烈攻击中存活下来的生命；地米斯托克利，被自己解放的国家所驱逐、威胁警告，又是如何在他曾经打败过的异国他乡，而不是在他曾经挽救过的希腊找到避身之所的。是的，没错，雅典对待她最卓杰的志士们的反复无常和残忍可以一遍一遍地描绘出来。然而，我们被告知，在那里起源并且滋长的恶习也已经蔓延到了我们这个冷静、负责的国度。人们听说过卡米拉斯被放逐
、阿哈拉遭受不公正待遇、纳西卡受憎恨、拉伊纳斯被放逐、欧皮米乌斯被判罪、梅特卢斯被流放、盖尤斯·马略令人震惊地被残忍推翻、其主要支持者们被杀害
，以及紧接而来的大开杀戒的故事。如今他们也经常提到我的名字；他们谈论我的问题时甚至更加动情和亲切，因为（我觉得）他们认为由于我的政策和我冒的危险，他们才得以继续自己宁静的生活。
然而我觉得很难说清当那些人漂洋过海去学习、观察时，为什么……[此处缺1页，大意似为：他们认为我们应该被更加重要的事业中类似的危险所阻止。然而，如果他们相信旅行的危险可以通过已经获得的知识证明值得，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危险却不能通过获得的利益证明值得呢?]……在我辞去执政官职务时，我在公众大会上发誓，声明我的行为曾拯救了这个国家
；并且罗马人民也宣告了同样的誓言。（哪怕我被放逐而从未被召回，）对于我所遭受的所有不公引起的焦虑和忧伤来说，那也将会给我足够的补偿。其实，我的不幸带来的收获多于痛苦，荣耀多于烦恼；自己被好人惦记时感到的那种欣慰，要远远超过自己从小人得志中受到的痛苦。但是，正如我说的，如果一切结果相反，我又有什么理由抱怨呢?我付出无比的努力，并未看到任何一点令人惊讶的、任何一点比预料的更加心痛的结果。因为从我自少年时代就涉猎的那些研究中发现的种种乐趣，我可能会从和平中收获到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的回报。或者如果某些更加可怕的灾难降临到所有人头上，我可能会痛苦，也不是什么特殊的痛苦，而是和所有其他人一样的痛苦。然而，作为我这样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直面狂野的风暴和肆虐的雷霆，来保护我的同胞，并且冒着我自己的生命危险，去为其他人争取和平与安定。因为我们的国家并非无条件地赋予我们生命与成长，而不期望，在一定程度上，从我们身上获得一定的回报
；它也不是仅仅为我们提供便利，为我们提供一处庇护所让我们享受安逸，为我们提供一块宁静的地方供我们消遣。不，它保留着权利，占用我们忠诚、才能和智慧中最大、最多的部分为它所用，只给我们留下它所需求之外多余的部分供我们自己所用。
而且，我们的确不应哪怕是片刻地接受那些借口
，那些他们希望不太有良心负担就可以享受到平静生活而往往采用的借口——比如，他们说大多数政治家都百无一用，说耻于与之为伍，而与之争论则让人生厌、充满危险，尤其是当其煽动群众的时候。所以，他们说，聪明人是不会去夺取统治权的，因为他无法阻止群众疯狂的、失控的冲撞；同样，自由者与腐败的、不开化的敌人斗争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遭受无耻手段的猛烈攻击，屈服于智者所不能容的暴行——似乎除了决意不向恶人低头，在他们自己即使有心都无力避免的情形下竭力不让国家被那些人四分五裂之外，那些正直、勇敢、高尚之士参与政治还能有什么更充分的理由。
同样地，当他们拒绝智者参与政治时，我试问一下，谁又会对他们的限制条件
感到满意呢——“除非某段危机时刻迫其如此”?似乎任何人都能比我面临更大的危机。如果我不是执政官，我那时会做些什么呢?如果我没有自少年时代起就沿着这条可以使一个像我一样有着贵族出身的人走向最高阶层的道路走下去，那么我又如何能够当上执政官呢?所以说在无论什么样的危险面前拯救国家的机会，不是突然降临的，也不是随心而来的，而是仅仅当你处在一个允许你去这样做的位置时产生的。关于这点，我发现在知识分子的作品中的描述更加惊人：他们假称自己无法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驾船掌舵，因为他们从未被教授过、也从未关注过要获取这些知识；然而他们又声称，当惊涛骇浪来得最猛烈之时，他们一定会接过船舵！那些绅士们公开承认，而且事实上也引以自豪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从未学过、也从不教授关于如何建立或者维持一个政府的知识；他们认为这些领域的专长并不适合博学、通晓哲学的人，应该留给在这种事情上有实践经验的人。许诺只有在迫于危机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才去帮助政府，而他们连更加简单的任务都干不了，也就是说在没有面临危机逼迫时都管理不了政府，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使贤达之士确实并非自愿屈尊去学治国之术，不过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也不会逃避这个责任，我依然认为他忽视政治学这门艺术是大错特错；他应该随身掌握一切知识，因为不知道何时会要用到。
我已经用了一定的篇幅来阐述这些观点，因为在这本书里我打算就国家进行一下讨论。为了防止这个讨论看起来毫无用处，我从一开始就已经抛掉了人们关于进入公共生活的顾虑。不过，如果任何读者被哲学家的权威性忽悠得摇摆不定，那么他们应该专心一会儿，听听在最高知识分子圈中享有最大权威和声誉的人
的意见。即使那些人本身从未真正治理过国家，但我依然认为他们服务过国家，因为他们对此仔细研究过，大量地写过一些东西。事实上，我注意到，那些被希腊人称作“希腊七贤”
的人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在政治生涯中起到过关键作用。的确，比起创建新国家和维持
已经建立的国家，再没有任何职业能把人类的卓杰拉得距离神的力量更近。
因为我时运相济
，在政府管理上取得了一些值得一提的成就，而且也有一定的能力来阐述政治原理，不仅仅是源于经验，而且也是通过我对学习和教授权威经典的满腔热忱（对此我并非不合格，而对于多数人而言却非如此）
；因为我的一些前辈们已经在理论研究上成果颇丰，而在实践中的成就却微乎其微；而另一些前辈，有着可信的实践经验，却缺乏分析技巧。我所要阐述的并非新颖或者原创。我想回顾一场发生在一群人之间的讨论，这些人在特定的时期都曾是我们国人之中最贤达、最杰出之士。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普布利乌斯·卢提利乌斯·鲁弗斯曾将这场讨论的内容告诉你我
，那时我们和他一起在士麦那度过了几天时光。我想，其中没有遗漏掉任何对于分析这整个问题
起关键作用的内容。
还是在图狄塔努斯和阿奎利乌斯担任执政官的时期
。普布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保卢斯之子，打算在自己的庄园度过拉丁节日
，他最要好的朋友们也都答应期间会来探望他几次。头天一大早，他的侄子昆图斯·杜贝罗就第一个到了。西庇阿见到他很高兴，亲切地和他打招呼。“杜贝罗！”他说道，“你怎么来得这么早?这个假期一定给了你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博览群书。”
杜贝罗：我的书随时都可看，因为它们才不忙呢。倒是能看到你在这里放松，尤其是在这个国家还是一片混乱的时候，真是幸甚至哉。
西庇阿：啊，没错。你看到我确实是在放松，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更多的是身体上的放松，而不是头脑的放松。
杜贝罗：嗯，你也需要让头脑放松一下。我们好些人都希望能和你一起按照计划好好利用一下这个假期——当然，如果方便的话。
西庇阿：我肯定是欢迎之至。至少这能给我们创造一个机会，让我们回想起智力活动来。
杜贝罗：好啊，既然某种意义上你邀请了我，而且鼓励我来参与，那么阿非利加努斯，我们能否在其他人来之前先讨论这个问题呢?在元老院报告的第二个太阳
是怎么回事?很多行事审慎的人都称他们看到了两个太阳；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否定他们，而应该去寻找一个解释。
西庇阿：我真的希望我们的朋友帕奈提乌斯也在这里，他对于那些天体问题总是非常谨慎，就像对待其他任何事情一样。不过杜贝罗，我还是会坦率地告诉你我的看法。关于那种事，我并不完全同意我们那个朋友的观点。他对一些我们只能去猜测其性质的现象如此信誓旦旦，你会以为他的确亲眼看到了或者牢牢地抓住了它们。我一直觉得苏格拉底更加智慧，他从不去关注这一类的问题，认为关于自然宇宙的问题要么太大，无法理解，要么和人类生活无关。
杜贝罗：我不知道，阿非利加努斯，为什么一直都传说苏格拉底将这一类的思考排除在外，把自己局限在对日常道德行为的研究中。关于他，我们能引用的权威肯定高不过柏拉图，对吧?然而在柏拉图的书中，苏格拉底在很多篇章中的谈话里都或多或少地暗示着：甚至是在他谈论行为、道德价值和政治问题时，他依然热衷于把算术、几何和音乐理论纳入进来，就如毕达哥拉斯一样。
西庇阿：你说得没错，杜贝罗。不过我想你应该听说过，在苏格拉底去世之时，柏拉图首先去了埃及进行学术巡游，接着去了意大利和西西里，想要完全掌握毕达哥拉斯的发现。他在塔伦图姆和阿尔希塔斯、在洛可里斯和蒂迈欧都度过了很长时间，而且能够使用菲洛劳斯的笔记。由于毕达哥拉斯当时在那些中心区享有盛誉，柏拉图
把精力投入到研究其追随者和其兴趣之上。于是，由于他对苏格拉底的兴趣要远远高于对其他人，而且希望将一切成果归于他的身上，因而将苏格拉底的魅力和语言的敏锐与毕达哥拉斯的深奥及其对众多领域知识的重要贡献综合到了一起。
西庇阿刚说完这些话，正好看到卢西乌斯·福利乌斯·菲卢斯突然出现在门口。他向他亲切地表示了欢迎，挽着他的胳膊，示意他坐到自己的沙发上。普布利乌斯·卢提利乌斯这时也走了进来，这人正是向我们讲述这场谈话的人物。他一并表示了欢迎，并且请他坐到了杜贝罗旁边的座位上。
菲卢斯：在谈些什么?我们在你们正在谈话的时候进来，希望没有打断你们。
西庇阿：当然没有。刚才杜贝罗提出了一个问题，正是你经常很想思考的问题。我们的朋友卢提利乌斯有时也会和我讨论这些东西，即便是在努曼提亚
的城墙下也是如此。
菲卢斯：那么，如果我可以问一句，讨论的是什么问题呢?
西庇阿：就是那两个太阳的问题。我想听听你的高见，菲卢斯。
西庇阿刚说完，一个仆人进来告诉他莱伊利乌斯
已经出了家门，正在赶来的路上。他连忙穿好衣服，穿上鞋子，走出了卧室。在门廊里来来回回踱了几分钟后，莱伊利乌斯就已经到了，还带了几个同伴，他们是斯普利乌斯·姆米乌斯（很要好的朋友），还有莱伊利乌斯的两个养子，盖尤斯·法尼乌斯和昆图斯·斯凯沃拉，两位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不过也都长大了，足可以担任财务官了
。在欢迎大家后，他转身进了门廊，让莱伊利乌斯走在中间。因为在两个好朋友之间有这么一个规矩，那就是在战场上，莱伊利乌斯必须尊阿非利加努斯为神，因为他享有无比的战神美誉，而在平时，西庇阿得尊莱伊利乌斯为父，因为他年长一些。他们转了两个弯，简短谈了几句，西庇阿对大家的到来表示了衷心的高兴后，决定让他们坐在草坪上阳光最好的地方，因为此时已是冬季。大家正要入座，这时玛尼乌斯·马尼利乌斯进来了，他是法学界的权威，被所有人当作是让人开心的朋友。在接受了西庇阿和大家的欢迎后，他坐到了莱伊利乌斯的旁边。
菲卢斯：既然大家都来了，我想也没有必要再换一个话题了；我们为何不就这个问题思考得更透彻一些，说一些让他们感到中听的呢?
莱伊利乌斯：请告诉我们一下，你们刚才在谈什么呢?我们打断了你们的什么话题?
菲卢斯：西庇阿刚才问我，关于天上出现两个太阳被大家当成事实接受的问题，我有什么看法。
莱伊利乌斯：真的吗，菲卢斯?是不是我们对于与家国相关的一切问题的研究都已经完成了，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考虑天上的事情了?
菲卢斯：难道你不认为，了解房子里所发生、发展的事情和我们的家园是息息相关的吗?——我不是指我们用墙围起来的这所房子，而是众神赐予我们、让我们将其作为居留地和祖国来与他们一起共享的这整个宇宙
。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那么我们对于很多重要问题也终将一无所知。我自己，是的，甚至还有你，莱伊利乌斯，以及所有渴求智慧的人，都会乐于去了解、思考这个宇宙世界。
莱伊利乌斯：这个我不反对，尤其是现在是假期。不过我们能否听听高见，还是我们已经来晚了?
菲卢斯：讨论还没开始呢。所以，正好还是一张干干净净的白纸，我很高兴把这个问题抛给你，莱伊利乌斯，请说说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莱伊利乌斯：不不，还是你先说，除非也许马尼利乌斯认为两个太阳间应该制定一些法令
，让它们按照以前各自掌管这个天空的时候一样，现在来共同掌管这个天空。
马尼利乌斯：莱伊利乌斯，你总是喜欢拿自己擅长的职业来逗乐子，而没了这职业，就没人知道什么是他自己的，什么是别人的了。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谈到这个的；现在还是来听听菲卢斯的高见吧。我看到已经有人向他请教比普布利乌斯和我研究的还要重要的问题了。
菲卢斯：我没有什么新鲜东西要告诉大家；没有任何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发现。我记得这个看见的现象被报告出来时，盖尤斯·苏尔皮休斯·伽卢斯
（一位十分博学的人，你知道的）碰巧和他以前当执政官时的同事马库斯·马塞卢斯在一起。他让人把天体仪拿出来——那个天体仪是马库斯·马塞卢斯的祖父攻占希拉丘斯时，从那个富饶美丽的城市拿来的，虽然此公没再从一大堆战利品中挑选任何其他物品运回来。由于阿基米德的鼎鼎大名，我以前也经常听说过这个天体仪
；不过我亲眼看到它时印象倒不是太深。因为还有一个，也是阿基米德做的，被马塞卢斯放到了德义神庙
里，比这个更加精美，也更为人所知。不过当伽卢斯开始对这个仪器进行十分专业的讲解时，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那位著名的西西里岛人要比任何以包容并蓄见长的人拥有更多的天才。
根据伽卢斯的说法，那第二个天体仪
里面是实心的，是古代的发明；它一开始被米利都的泰勒斯放到车床上加工；然后由尼多斯的尤得塞斯进行标识，据说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之一，在上面标出了星群和天上固定的星星。多年以后，阿拉托斯从尤得塞斯那里得到了全部的结构和设计，在诗歌中进行了歌颂——倒不是有多少天文学知识，而是通过一定的诗歌才能。这个更新型的地球仪虽然表现了太阳、月亮和五颗星星——也就是所谓的游动星或者“行星”——的运动轨迹，然而，它无法安放到最初那个实心地球仪的表面上去。阿基米德的发明是了不起的，只要简单旋转一下，就能重现不同星体以不同速度进行运动的不同轨迹。伽卢斯对这个地球仪进行了操作，在这个黄铜仪器上，月球落后太阳若干圈，因为在天上它是落后那么多天的。因此，在天上和地球仪上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日蚀现象；接着月亮慢慢转到地球由于太阳从另一面照射过来而投下的圆锥形阴影
中……
[此处缺5页。西庇阿此时在谈论上面提到的伽卢斯。]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个人，而且我知道我父亲保罗斯尤其喜欢并且赞成这个人。我记得我父亲还在马其顿担任执政官的时候，一次我们在军营（那时我还很小），我们的军队因为迷信而人心惶惶，因为一个晴朗的晚上，明晃晃的满月突然一下子没了。伽卢斯那时是我们的参谋，也就是他被选为执政官的前一年左右。第二天，他没有丝毫犹豫，就在军营发布了一份公开声明，大意是这不是什么先兆；那时发生了，以后在固定的时间，当太阳处于光线无法照到月亮的位置上时，这种现象还会继续发生。
杜贝罗：真的吗?那他最后说服那些本来就是农民的人了吗?他是冒着危险在一帮无知的人面前这么说的吗?
西庇阿：的确是的，而且很……[此处缺几行字，应是描述伽卢斯
讲话的性质。]不带一点傲慢的姿态，没有一点和一个十分严谨的人的性格不相称的举动。他使那些极度担心的战士们从毫无根据的迷信和恐惧中解脱了出来。那是一份相当重要的功劳。
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那场残酷战争中也发生过同样的事
。当时出现了日蚀，天空突然一片漆黑，雅典人们一阵恐慌，据说伟大的伯里克利告诉同胞们一个他从自己前任导师阿那克萨哥拉那里听到的事实，那就是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当整个月球绕到太阳星体的正前方时，这种现象就会出现；所以，这种现象虽然并非是在每次出现新月的时候发生，但除了上述这种情况，其他时候都不会发生。通过指出这一事实，同时辅以解释，他最终帮人们驱除了恐惧。那个时候，认为当月球处于太阳和地球之间时就会规律性地出现日蚀，这还是一个全新的、不被人所知的观点——这是米利都的泰勒斯的伟大发现。后来，这个观点也被我们的恩纽斯记录了下来。他在罗马建国三百五十年左右时写道：
六月五日，月亮和夜幕
遮住了太阳。
在这个领域，科学如今非常先进，先前的日蚀从这天开始推算（恩纽斯曾记录，《大事纪》
中亦有记载），一直倒推到了罗穆卢斯统治时期七月七日那天
发生的日蚀。在那片黑暗中，自然规律将罗穆卢斯
带进了正常死亡；不过我们所听到的是，由于他的勇猛，他最后升入了天堂。
杜贝罗：阿非利加努斯，你有没有意识到，不久前你的观点还是相反的呢……
[此处缺1页。转到下文时，说话者已换成了西庇阿。]
西庇阿：……这一点其他人也许看得到。而且，对一个思考那些天神领域的问题的人来说，人类的事情有什么能打动他呢?或者对一个理解永恒的人来说，人类的事情有什么是不朽的呢?或者对一个认识到地球的渺小的人来说（既指作为一个整体，也指人类居住的区域而言），人类的事情有什么是令人感到荣耀的呢?我们仅仅局限于其中多么小的一个空间里，尽管我们希望自己的名声能够广为传播，却又有多少国家从未听说过我们。至于说庄园、建筑、牧群，以及成堆的金银财宝——对于一个压根不认为也从不说这些东西是“财产”的人，我们该认为他是多么的有福啊，因为他认为它们带来的快乐是无足轻重的，它们的用处是微不足道的，对它们的占有是变化无常的，并且看到，最差劲的那种人往往却占有着数之不尽的这些玩意！只有他才能真正将一切称为己有，不是凭借公民的权利，而是凭借智者的权利
，不是受到民法的保证，而是受到天地通法的保证。（因为自然法则就规定，任何人不能拥有任何东西，除非他能够掌握并且使用它。）这样的人会认为，我们的军队指挥权和执政官的位置属于必需的那一类，而不是想要的那一类
，并且认为人们获得它们，应是出于责任感的驱使，而不是出于对荣誉或者报酬的觊觎。最终，按照加图的说法，这样的人可以对自己说我祖父阿非利加努斯过去常说的话：他从不比自己无所作为的时候做的更多，也从不比孤身一人时得到的孤独更少。
有谁真正相信，当戴奥尼夏尽其所想地去剥夺公民们的自由时，又比他的同胞、那个显然无所作为
、仅仅是制造了前面说的天体仪的阿基米德做的更多呢?同样地，谁又相信，那些在人头攒动的广场上却找不到一个人说话的人，要比那些或者在没有人的时候自言自语、或者可以说是和最伟大的思想家们相伴、欣赏他们的发现和作品的人少一些孤独呢?谁又相信有谁比一个不缺少任何东西（至少是上天所要求的任何东西）的人更加富足呢?或者有谁比一个能得其所求的人更加强大呢?或者有谁比一个不受感情困扰的人更加幸福呢?或者有谁比一个拥有——就像他们所说——能够从遇难的船上带走的一切财产的人，对自己的财产感到更加放心的呢?有什么权力、什么职位、什么王国，能够比拥有藐视一切人类的东西、将它们置于才智之下、自己除了神圣的永恒的东西以外心无旁骛的能力更令人向往的呢，或者比这种信念——虽然别人都被称为人，但只有那些在人类艺术方面有专长的才真正配得上这个称呼——更令人向往的呢?柏拉图的那句话（或者不管是谁说的）让我为之一振。当他在海上被一阵风暴驱到一个无名之地，被海浪冲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岸边，其他人都因为对那个地方一无所知而战战兢兢时，他却注意到画在沙滩上的一些几何图案。一看到这些，他立刻大喊“大家振作点！我看到有人的踪迹！”显然，他不是根据自己所看到的在地里长着的任何作物，而是根据知识活动的标志得出这个结论的。杜贝罗，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很看重知识学问、看重受过教育的人以及看重你的兴趣所在的原因。
莱伊利乌斯：也许我不该说，西庇阿，不过你、菲卢斯还有马尼利乌斯对那些问题如此（专注）……[此处缺1页，大意是莱伊利乌斯说，他虽然并不反对物理学和天文学，但他认为这些还是没有法律和政治问题那么重要。]……我们的那个朋友，是他
父亲这边的亲人，足可以充当他的楷模；我是说
埃利乌斯·塞克斯都斯，一位精明能干的人，
他之所以被恩纽斯赞为“精明”和“能干”，不是因为他去探索自己永远不可能发现的东西，而是因为他帮依赖自己的人们驱除了焦虑和担心。每当他反对伽卢斯的天文学爱好时，他总是会引用《伊菲吉妮娅》
中阿喀琉斯那段著名的话：
为何占卜者要求诸天象?
当山羊或蝎子或其他动物
出现时，没有人看到躺在自己脚下的
东西；他们扫视着整个天空。
不过，还是这个人（因为我经常听他所言——是的，乐于倾听），会说帕库维乌斯的泽图斯
对于文明过于反对。他更赞同恩纽斯的涅俄普托勒摩斯的观点，后者说他想要“不定地”，而不是“完全地”去实践哲学。不过如果您对希腊人的兴趣如此热衷，那么还有其他一些限制更少、范围更广、可以适用到实际生活甚至是政治学行为之中的话题。如果说您的技能还有任何益处，那就是可以让人更加敏锐一些，并且可以说来开启年轻人的心智，来帮助他们更容易地学到更重要的东西。
杜贝罗：我不赞同你的说法，莱伊利乌斯；不过我想知道你心里所指的更加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莱伊利乌斯：那么我来告诉你，尽管会招来你的嘲笑。你在问西庇阿那些关于天象的问题，而我则认为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情才更值得探讨。试问一下，为什么卢休斯·保卢斯的孙子和我们这里的朋友的侄子，出身于显赫的家庭和远近闻名的国家，却在询问为什么会看见两个太阳，而不是在询问为什么在一个国家里如今会有两个元老院，会有几乎两个政府呢?你是知道的，提比略·格拉古之死，以及甚至在这之前他任保民官时的整个政策，却将一个统一的民族分裂成了两个阵营。针对西庇阿的批评者们和反对者们最初都是受到了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斯和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的鼓动。如今虽然那两位已经去世，但批评者们依然使得元老院的一部分在昆图斯·梅特卢斯和普布利乌斯·穆齐乌斯的领导下，站在你的对立面。他们已经煽动了同盟和我们的拉丁族伙伴，他们已经撕毁了契约，每天这三位委员
都在图谋一些新的煽动行为；而这里，这位能够挽回这种危险局势的人，却被禁止这样去做。那么，我年轻的朋友，听听我的劝告，不要操心第二个太阳的事了。它也许压根就不存在；或者，就像人们看见的一样，就任其存在，只要没有任何危害。无论如何，我们都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甚至即使我们了解了很多，那种知识也不会使我们过得更好更幸福。只设一个元老院和一个公民政体，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如果做不到，那我们就真的很麻烦了。目前来说，情况显然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全国一统，我们就会生活得更好更幸福。
穆齐乌斯：那么莱伊利乌斯，要想达到你的要求，你认为我们应该学些什么?
莱伊利乌斯：要学那些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服务社会的技能。在我看来，那就是智慧所赋有的最杰出的责任，是高尚道德最有力的证明和功能。所以，为了保证我们能够把这个假期花在关于首先对这个国家有益的问题的讨论上，我们为什么不请西庇阿给我们讲讲，在他看来什么形式的政府才是最好的呢?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讨论其他问题了。在阐明它们之后，我希望大家能够针对那些问题一步一步来解答，最终对现在困扰大家的难题有个系统的理解。
在菲卢斯、马尼利乌斯和姆米乌斯都表示热烈赞同后……[此处缺1页。转到下文时，莱伊利乌斯正在谈论他对西庇阿提出的请求。]
……我希望这种事情能够发生，不仅仅因为关于国家的话题更应该让一位政治领袖来发表看法，而且因为我记得您以前跟帕奈提乌斯和波利比乌斯
有过多次交流（这两位希腊人也许是政治学理论方面最专业的人）；那时您总会援引无数的论据来证明最好形式的政府就是我们从祖上继承下来的这个政府。既然您在那场辩论中如此精湛，那您一定会发表您关于国家的高见，让我们大家一饱耳福（如果我可以代表在场所有人的话）。
西庇阿：好吧，我不能假称还有什么话题能比你提议的更让我关注了，莱伊利乌斯。我知道，每个工匠在自己的行业领域，如果他算个好工匠的话，都会想要、思索并且努力在那个领域提高自己，别无他求。我从我父母和祖上那里继承了这个任务，那就是，监督和管理这个国家。所以我想，比起那些工匠们对自己的小玩意付出的努力而言，如果我对这个伟大艺术倾注得更少，那我就是承认自己比任何工匠
都要懒惰。然而，我并不满意那些最杰出、最睿智的希腊人留给我们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字。我也不会贸然把自己的观点摆到他们的观点之上。所以，请听好，我希望诸位把我看成对那些希腊观点并非一无所知，也不认为那些观点高于我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在这个领域。我希望诸位把我当成一位穿着托加袍的人
，在父辈慈祥的关切下接受过一点开明教育，从少年时代起就燃起了强烈的求知欲望，但却接受了比书本更多的实践和家训的训练。
菲卢斯：西庇阿，我确信您的才能无人能出其右，并且您在处理国家大事方面的经验远比其他人丰富得多。我们都知道您一直以来所从事的研究。所以，像您刚才所说的，如果您也对这门科学（或者我应该说这门艺术?）有所关注的话，我很感激莱伊利乌斯的建议。我想您所说的将会比希腊人留给我们的文字更加丰富、有益。
西庇阿：好吧，你对我的谈话寄予了厚望——这对于每一个要谈论如此重要话题的人来说，的确是个沉重的负担。
菲卢斯：无论我们的期望多大，您总是会超出我们的期望，您一贯如此。当您对政治学理论滔滔不绝时，根本不用担心您雄辩的威力会失效。
西庇阿：我会尽力。首先我要提出一个规则，为防止混淆不清，要求所有发言的人都必须遵守：那就是，如果讨论的某个话题的名称被大家所接受（无论是什么名称），那么必须解释这个名称的涵义
。只有大家都同意这一点，才能开始讨论。因为如果人们首先没有理解讨论的是什么，就无法理解要探讨的话题的范围。那么，既然我们在探讨国家，就让我们首先来确定我们要探讨的问题的精确涵义。
莱伊利乌斯点头表示赞成，于是西庇阿继续说道：既然探讨的话题大家都知道并且很熟悉，那我就不用再回到专业人士通常处理这种问题时提到的基本要素上去了。也就是说，我不会先从男女最初的结合
开始讲起，再讲到他们的子孙后代和血缘支系。我也不会经常性地指出每件事务如何定义、用何种方式表达。毕竟，在座诸位都是才智过人之辈，在战争与和平时期都对这个伟大的国家做出过赫赫的贡献；所以我不会让我的谈话变得比我目前选定的这个话题还要晦涩。要阐述这个问题，我不奢望能像一个专业教师一样穷尽无遗；我也不能保证不会遗漏任何一个细节。
莱伊利乌斯：就我而言，我对您刚才所承诺的那种高见会洗耳恭听。
西庇阿：好吧，共和国就是公众的财产
。但是所谓公众，并非指任何一种形式的人类聚集
，无论是以什么形式聚居到一起，而是指通过法律许可和共同利益而结合到一起的群体聚居的形式。人们聚集到一起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由于脆弱，不如说是由于人类天生想要组成集体的欲望
。因为我们这个物种不是由单个个体或者孤独的流浪者所组成的。从出生开始，它就是这样一个种群，即使是当它拥有丰富的日用品……[此处缺1页，应是西庇阿在谈论人类固有的组成社会的冲动。]
……<如果没有>一定的种子，可以说，就无法找到<那种方式>去确定其他美德甚或建立社会本身。所以那些出于刚才所述的原因而形成的集体，首先在某个固定的地点建立起定居点，就是为了建造住所。当他们借助地势，自己动手，将这个地方建造得安全可靠时，他们就将这样一个聚居之所称为小镇，或者，当那个地方再被建上圣祠和公共场所时，就称之为城市。所以，每一个种族（即上述的一种群体聚居形式）、每一个社会（即民众的一种组织形式）和每一个共和国（即如我刚才所说的，公众的财产）如果想要长久，就必须通过某种决策程序
来加以管理。首先，这种程序建立的原因必须是和社会产生的原因相一致。其次，这种程序必须委托某个人或某个选举出来的团体实施，或者就由全体民众执行。当某个人被赋予最高权威时，我们称之为国王，将那种社会的政府称为君主政体。当某个选举出来的团体被赋予最高权威时，那个社会就可以称为被贵族所统治。一切靠全民作主的社会称为民主社会。只要彼此之间最初将大家联系到一起形成社会的那种关系牢固，那么上述三种形式虽然也许不是真正完美的，或者在我眼中不是最好的，但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尽管三者之间也许有着优劣之分。一个公正睿智的国王，或者一个选举出来的精英公民团体，或者民众本身（尽管这是最不可取的一种）似乎依然能够确保一个相当稳定的政府，只要不让任何形式的邪恶或者贪婪有机可乘。
不过，在君主政体下，其他民众在社会的立法和辩论中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在贵族统治下，人民群众很难享有自由，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参与讨论和决策的机会；而当政府完全由民众自己掌管时（无论如何节制有序），他们之间的平等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因为它没有价值区分。因此，尽管波斯的居鲁士大帝是一位罕见地公正而睿智的君主，但在我看来，那种形式的政府不是最可取的；因为公众的财产（也就是我所说过的共和国的定义）全由一个人的点头和意愿
掌控着。同样地，如果受我们庇护的马赛利亚人，就如目前的事实，的确由一个选举出来的精英公民团体凭借堪称典范的公正所统治着，那人民群众依然处于一种类似奴隶的地位。如果在废除最高法院后的某段时期，雅典通过人民群众的决议和法令履行其所有的职能，那么这个政府也就不再享有其良好的声誉，因为它没有区分价值之间的不同。
这里我提到的三种政体形式，不是指它们混合交叉在一起的状态，而是指它们保持各自独立形式的状态。这三种形式各自存在着上面所提到的种种不足，而且还都有着其他可能是毁灭性的缺点。事实上这几种形式的政府都是走在一条陡峭湿滑的小径上，向着另一个腐败堕落版本
的自己发展下去。居鲁士大帝（要举个最明显的例子的话）算是一位过得去的、甚至（我可以让你这样说）是一位值得喜欢的君主。然而在他下面却是一位暴戾乖张
的法拉利斯，他就是个人统治经过一个顺利流畅的过程堕落到最后的形象。马赛利亚的政府由那么几个精英公民共同管理，却和那个一度统治过雅典的臭名昭著的三十人僭主集团形成对应。雅典人民行使的最高权力（毋需再举他例）转变成了一群暴徒疯狂失控、不负责任的乖戾行为……[此处缺1页，下段开头几句话有误，在翻译中被略去了。不过，很显然这几句话是在谈论一个政体如何从另一个政体中产生的过程。]
……同样，我刚才描述过的那几种形式中的一种往往是从其中突现出来。政府在其连续的变革中所经历的循环
和可以说是革命是相当惊人的。去关注它们是智者的任务；但是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看到它们发生、矫正其影响、掌控其方向——这需要一位伟大的公民和一位几乎有着超人能力的人士。因此在我看来，第四种政体才是最好的；也即前面提到的三种形式按照一定严谨的比例混合而成的形式
。
莱伊利乌斯：我明白那是您所倾向的，阿非利加努斯，我经常听您提起。不过，如果不麻烦的话，我还是想听听您认为您刚才所说的三种政体中哪种最好。因为这会帮助我们辨别……
[此处缺1页。西庇阿在为民主政体辩护。]
西庇阿：……每个政府的本质都取决于其统治政体的性质和意愿。所以说自由除了在民主政治中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找不到家园。再没有什么能比自由更加美好的了。然而如果它不是完全平等的，那它就根本不是民主。因为，我且不说在一个毫无疑问存在着奴隶制度的君主制国家，就连在那些人人都只是名义上享有自由权利的国家里，自由又如何能够完全平等呢?他们登记自己的投票，他们赋予别人军队指挥权和政治职位，他们被人游说拉票，被要求回答是或者不；但是他们给予他人——即便自己不想也要给予——他们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尽管别人向他们要求这些东西，他们自己却还没有。因为他们在至高权力，或者国家政策制定，或者法律决议（这些都是特别指定的法官们决定的）上没有立足之地。所有这一切都是根据一个人的世系或者财富进行分配的。但在一个罗得斯人
或者雅典人的自由社会中，没有任何公民……[此处缺1页。西庇阿仍然在论述同一个话题]……我们被告知，当某个或某些异常富有昌盛的人从普通平民中脱颖而出，其傲慢自大和藐视一切的态度就会导致（一种专制统治或寡头政治）的产生；因为怯懦软弱的人会退让臣服于其财大气粗的傲慢。但是如果人们紧紧抓住自己的权利，他们说，没有什么能超过其权力、自由或者幸福，因为他们会掌控法律、法庭、战争、和平、协约、个人生死和财富。他们坚持认为，只有这种形式的政体才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国”（也即，公众的财产）；他们认为，正因如此，共和国政体最终会由某个国王或者参议院的统治中回复到自由，而不提倡国王们或者富足而大权在握的贵族们从自由人民的手中去攫取。他们认为，不应因某群无约束的暴民犯下的罪行而拒绝自由民众这一整体概念。当人们心中怀着团结一致的精神，根据自身的安全和自由去判断一切的时候，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会更不容易改变或者摧毁。在一个人人有着共同利益的国家，和谐就很容易维持。如果有互不相容的利益，异人异政，那就会导致纷争。正因如此，当某个参议院掌权时，国家的稳定就无法保证。在君主政体中更难得以保证，正如恩尼乌斯
所说，君主政体“没有丝毫神圣的合作关系或者信任”。那么，既然一个公民组成的群体通过法律的纽带聚合在一起，而法律所体现的公正对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则在公民的地位本身就不平等的状态下，又通过什么权利能将他们聚合起来呢?如果均财富不可行，每个人的能力均等是不可能的，那么法律权利至少在那些处于同一社会中的同胞公民中应该平等。因为什么是国家，如果不是一个司法公正中的平等合作关系的话?……[此处缺1页。依然在论述同一个话题。]
……接下来阐述的是其他形式的政府并无权享有它们自己希望被冠以的名字。假设某个对统治或绝对权利十分贪婪的家伙，骑在被压迫人们的头上作威作福，我为什么要使用最伟大的朱庇特这个头衔称他为“王”，而不叫他“专制者”呢?专制者们可以是乐善好施的，正如国王们可以是苛刻压制的一样。所以，对人民而言，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当的是仁慈主人还是暴戾主人的奴隶。无论是哪一种，他们都必须是奴隶。当人们认为斯巴达会在其政治组织上出类拔萃时，因为它必须接受一个只要是王室家族
出身之人为王，它又如何能够保证总能有个善良正直的国王呢?至于那些“贵族统治者们”不是通过人民一致赞同，而是通过他们自己的选举集体得到这个头衔，谁又能够容忍他们?基于什么标准，一个人才能被尊为“最伟大的王”?根据他的学识、技能和言行，我听说……[此处缺2页。]
[西庇阿继续发言]……如果（国家）把这种选举程序留给机会，那么就会和从乘客中抽签选举
出人掌舵的轮船一样很快倾覆。但是，如果自由的民众选择了自己所信任的人们，而且如果怀着真正对安全的期望，仅仅选择最出类拔萃的人，那么毫无疑问，这些国家的安全就依赖于贵族统治者们的政策，尤其是自然规律已经决定，不仅是具有出众品德和能力的人应该统治那些稍逊者，而且后者应该自愿服从前者的统治。
然而他们坚持认为，这一理想的国家却被那些无法公正看待问题的人所损毁——那些人对于价值一无所知（这种价值只存在于少数人里，并且只被少数人所理解和评价），以为贵族统治者们都是那些拥有巨大财富和家产或者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人。由于这种庸俗误解，当少数拥有财富而不是价值的人掌控了整个国家，那些领导者们会牢牢抓住“贵族统治者”这一头衔，即便事实上根本无权冠以此头衔。金钱、名望和财产，一旦在个人生活及引导他人生活中脱离了正确的判断和优秀的才能，则将会滑入彻底堕落和无比傲慢的深渊。的确，与那种最富有者被当作最伟大者的国家相比，再没有更加堕落的了。但是在一个由价值所统治的国家里，统治别人的人不被贪欲所控制，领导者具备自己所宣扬并且向其公民所提倡的种种优点，从不将自己都无法遵守的法律施于别人身上，而是能将自己的生活当作同胞们的行为准则，还有什么能比这种国家更美好呢?
如果一个人就能符合所有这些要求，那也就没有推选多个人的必要了。如果所有民众都能判断什么是最好的，并且都能就此达成一致，那么也不会有人会提倡推选领袖了。正是制定政策的困难使得权威从国王们那里转移到更大的集体手中，正是大众错误的判断和草率使之又从群众转移到那一少部分人手中。于是，贵族统治者们占据了能力不够的独裁者和草率民众的中间地带。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加合适的了。有这些人来保卫国家，人民一定非常幸运；让其他人来为自己无牵无挂的生活负责，他们再没有了种种麻烦和焦虑的困扰。那些其他人必须保护好，而不应给人们任何理由去抱怨说自己的利益被领导者们所忽视。而这往往总是个风险，因为自由人民如此珍惜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可能永远得到保证；因为民众自己即使摆脱了所有约束，也往往给很多个人赋予了特权，而即使在民众中间，对人及其地位又总是给予了很多偏袒。所谓的平等却是最大的不公；因为当最高地位和最低地位的人（这些人在任何国家都会存在）被给予同样的尊重时，平等本身便是最大的不平等。这不会发生在由最佳精英所统治的国家里。这些，连同诸如此类的其他内容，大致就是那些坚持认为这是最佳政体之人的论据了。
莱伊利乌斯：但是您自己是怎么想的呢，西庇阿?
前面这三者之间您最赞同哪个?
西庇阿：你问我在这三者之间最赞同哪个，算是问对了，因为我认为独立看来，其中任何一个都不理想。与其选择其中独立的一个，我更倾向于将三者都结合起来。但是如果非要从中选择独立的一种，我还是愿意选择君主政体……[此处最后几行文字缺失。]国王这个头衔就像父亲一样，也就是说一个国王会把子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去为之着想，而且与……相比，会更加尽职尽责地看护……他们受着一个人，一个最伟大且最受人爱戴的人奉献的爱护。
再来看看那些贵族统治者，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更加有效地执行这一职责，声称一个群体要比个人具有更加正确的判断，而同时又能同样地公正和可靠。但这时又会有人站出来，用尽气力地喊着表示自己绝不会臣服于某个独裁者或寡头统治集团；认为没有什么能比自由更加美好，即使对野生动物而言也是如此；还说这种福祉不属于任何臣服于某个国王或贵族统治阶级的人。相应地，国王统治胜在仁爱，贵族统治胜在公正，民主统治胜在自由。因此在对三者的比较中要选择一个最赞成的，的确很难。
莱伊利乌斯：我相信您是对的；可如果您不解决这个问题，那接下来的那些问题就很难弄明白了。
西庇阿：那么好吧，让我们来看看阿拉图斯
的例子，他在自己伟大著作的开篇指出应该以朱庇特起头。
莱伊利乌斯：为什么要以朱庇特起头呢?您的谈话和他的诗歌又有什么关系呢?
西庇阿：我只是觉得，在我们的谈话开始时，应该以一个大家——包括博学者和无知者都公认为诸神和人类唯一之王的人，作为开头。
莱伊利乌斯：为什么?
西庇阿：你说为什么呢?道理很显然。一个理由就是，国家的统治者们出于实际利益考虑，大力鼓吹天上只有唯一的王，用荷马的话说
，“一点头就能震动整个奥林匹斯山”；并且宣称他应该被尊为所有人之王和父。在这种情况下，会有很大的权威和众多的例证（如果普天下的证词能如此描述的话）：遵照他们统治者的命令，各国一致相信众神归于一个神权所统治，同意国王地位高于一切。然而，如果我们从小到大都受到教育，认为这种信仰只是一种建立在无知者错误想法上的谎言，那么让我们来听听那些可谓受过教育者的共同老师们的说法吧——也就是那些可以说是透过双眼看到了我们听到但却无法理解的东西之人。
莱伊利乌斯：请允许我问一句，他们指的是谁呢?
西庇阿：那些从整体上研究过实在本质、认识到这整个世界是由
（一种）意志（所控制）的人……[ 57此处缺2页。西庇阿继续谈论支持君主政体的理由。]……但是莱伊利乌斯，如果你愿意，我来介绍几个并不十分远古也毫不野蛮粗暴的例证。
莱伊利乌斯：我愿洗耳恭听。
西庇阿：好。你知不知道这个城市没有国王已经差不多四百年了?
莱伊利乌斯：当然知道。
西庇阿：对于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而言，四百年并不十分长久，是吗?
莱伊利乌斯：不长久，才刚刚崛起。
西庇阿：那么在四百年前，罗马有个国王。
莱伊利乌斯：是的，还是个傲慢王
。
西庇阿：在他之前呢?
莱伊利乌斯：一个正义王
；从那位开始往前推至罗穆卢斯，他大概生活在六百年前。
西庇阿：也就是说即便是他也没有生活在那么久远以前，是吧?
莱伊利乌斯：一点没错。希腊那时候都已经衰老了
。
西庇阿：那么你告诉我，罗穆卢斯那时候的国民是野蛮之徒吗?
莱伊利乌斯：如果照希腊人的说法，凡是希腊人以外的都是野蛮人，那我觉得恐怕那时候的国民确是野蛮之徒。但是如果这个词是用来形容人性，而不是仅仅作为语言称呼，那么在我看来，罗马人丝毫不比希腊人野蛮多少。
西庇阿：但是在我们这场讨论中，我们所关注的不是国籍，而是本性。如果在不久以前，明智的人们希望有国王统治，那么我举的例证尚还不算远古；并且也不是野蛮、没开化之人。
莱伊利乌斯：西庇阿，我承认您能举出一大堆的例证来！但对我来说，对任何一位公正的评判者而言，论据要比例证有力得多。
西庇阿：很好，莱伊利乌斯；你可以用你的自我意识作为一个论据。
莱伊利乌斯：什么意识?
西庇阿：无论何时——或者如果有的话——你意识到自己生别人气的时候。
莱伊利乌斯：这种经历倒是发生得比自己希望的还经常。
西庇阿：啊。那么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会让愤怒控制自己的头脑吗?
莱伊利乌斯：当然不会。这我是从阿契塔那里学来的。有一次，在回到他乡下的住处时，他发现自己的指示根本没有执行。“唉，你真是个没用的东西！”他对自己的代理人骂道，“我要不生气，非当场揍死你不可！”
西庇阿：很好！这么看来，阿契塔很显然正确地将愤怒（也就是说当愤怒和自己的判断不一致的时候）当作头脑内的一种反叛，而他很急于通过理性反省将它压制下去。由此推至贪婪、欲望和对权力与名誉的渴求；这样你会意识到，如果说在人类头脑中存在一种控制力量的话，那就是一个单个元素的控制，也即理智（因为这是头脑中最好的部分了）。只要理智具最高地位，就没有欲望、愤怒或者不负责任行为的立足之地了。
莱伊利乌斯：这倒没错。
西庇阿：这么说你认可这种结构的头脑?
莱伊利乌斯：当然；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西庇阿：那么你一定不会认可理智被剔除、无数形式的欲望和愤怒完全控制的头脑了?
莱伊利乌斯：在我看来，那种头脑，以及拥有这种头脑的人，是世上最邪恶的了。
西庇阿：所以你也同意，头脑的一切活动都应在一个元素的控制之下，这个元素便是理智?
莱伊利乌斯：我同意。
西庇阿：那么你为什么对自己关于集体统治的观点心存疑虑呢?如果这个东西放到多个人手里，显然就不会存在统管的权力；因为如果权力一分散，就等同于没有。
莱伊利乌斯：请问，个体统治和集体统治，如果后者受正义的鼓舞，它们的差别又何在呢?
西庇阿：我注意到，莱伊利乌斯，你对我的例证并不怎么上心！不过我不会放弃的。接下来我将你作为我的一个例证，来确认我的观点。
莱伊利乌斯：我?你打算怎么做?
西庇阿：最近，当我们在你位于福尔米亚的别墅里时，我发现你严格要求员工只能听从一个人的指示。
莱伊利乌斯：是的；我的代理人。
西庇阿：那么你在城里的房子呢?是交给很多人来打理的么?
莱伊利乌斯：不是；只交给一个人。
西庇阿：整个家庭呢?除你之外还有别人掌管么?
莱伊利乌斯：当然没有。
西庇阿：那你为什么就不愿承认，同样在一个国家里，一个人的统治是最好的呢，如果他很公正的话?
莱伊利乌斯：您说得我几乎都要认可您的观点了。
西庇阿：莱伊利乌斯，如果我抛开船长和医生这些类比
（这些例子说明，如果他们胜任各自的职业，那么就该把船交给前者一个人开，把病人交给后者一个人治），接着列举更有说服力的例子，你会更加欣然同意我的观点的。
莱伊利乌斯：您还有什么例子?
西庇阿：嗯，我猜想你意识到正是因为塔克文傲慢专横的个性，才导致国王这个头衔被我们的人民所唾弃。
莱伊利乌斯：我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西庇阿：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一定意识到另外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我将会在我的论述中详细阐明，那就是在塔克文被驱逐后，民众沉迷于一种过度的自由之中。这种沉迷就发生在当无辜的人被流放，当大批人的财产被作为赃物没收，当每年两名执政官被选出，当权威的指挥棒在民众面前被贬低，当各种申诉成为可能，当普通民众的分裂不断发生，当事实上颁布的大部分措施确保一切都掌握在民众手中的时候。
莱伊利乌斯：没错，那确是事实。
西庇阿：这就是和平和安全时期往往发生的事情。因为当你无所顾忌的时候，你就会不负责任地乱来。在船上同样如此，在轻度病症的例子中也经常如此。但是当海上情况突然恶化、病症更加严重的时候，船员和病人会向某一个人请求帮助。我们的民众，和平时期在家里发号施令、威胁真正的执政官、拒不服从他们的命令、针对他们提出各种申诉、反对他们的决策，而战争时期就会顺从每个执政官，似乎他们就是王；因为那个时候安全优先于个人的欲望。在更加严峻的战争时期，我们的同胞一致决定，最高权力不应分散，哪怕是分给一个同僚，而应归于某个个人手中，其头衔便反映着他手中权力的本质特点。之所以被称作独裁官
，是因为其任命是被提名任命的（尽管在我们的占卜官的书里
，莱伊利乌斯，你会记得他是被称为“人民统领”的）。
莱伊利乌斯：是的，这我知道。
西庇阿：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们很聪明……[此处缺1页。]……当人们没有了公正的国王，他们就像孤儿一样了。一种失落感长期徘徊在他们内心深处。就像恩尼乌斯
在那位出色的国王驾崩后写的诗句一样：
一直以来他们都这样众口相传
“啊，罗穆卢斯，啊，神圣的罗穆卢斯，
您就是上天派来的我们家园的守护者，
啊，我的陛下，啊，我的父亲，您就是众神之子！”
对自己所遵从的那些人，人们并没有冠以“主”或者“主人”甚或“我王”之类的称呼，而是使用了“我们家园的守护者”、“父亲”和“众神”——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不信看看他们接下来怎么说的?
是您把我们领进了光明之都。
生命、尊严、荣耀——他们认为正是这个公正的国王给他们带来了这些福祉。如果国王的这种品德能够保持不变，那么这种美好的愿景也便能代代相传。但是正如你所知，由于某一个人的邪恶，导致了整个政体的崩溃。
莱伊利乌斯：的确如此。我很有兴趣想听听那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不仅仅是指我们这个国家，而是泛指所有的国家。
西庇阿：当我向你阐述关于我所认可的最佳政体形式的观点的时候，我应该更详细地谈谈普遍而言政体之间是如何由一种转变成另一种的，虽然最佳的政体，我想，不会十分容易经受这些转变。但所有变化中第一个、最不可避免的便是取代君主政体的那种。一旦某个国王开始昏庸无道，那种政体便将很快崩溃，因为这个国王已经变成了一个暴君。这是最差的一种政体，同时也离最佳政体最为接近。如果，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暴君统治被贵族阶级所推翻，那国家就会转变为上述政体中的第二种形式。这时有点像君主政体，因为那些内心真正关心人民疾苦的领袖们组成一个元老集团。如果暴君直接被人民杀死或驱逐，后者都会理智行事，只要他们保持着明智和洞察力。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十分满意，并且渴望能够保持他们亲自建立起来的政体。但是，如果人民使用暴力或相反方式废除了一个公正的国王，或者，就像更加常见的那样，如果人民舔舐着贵族阶级的鲜血，将整个国家带进自己狂暴的变化无常之中（请不要误解这点，任何暴风雨或者火灾，无论多猛，都没有这种被新鲜权力所控制的暴徒们更难平息），那么结果就正如柏拉图
无比精彩地描述过的一样，如果我能够用拉丁语准确表述出来的话。（很难，但我可以试试。）他说：“当暴民永不知足的喉管因对自由的渴求而干渴无比，当凭借其所雇用的邪恶走狗们的力量，将自由一饮而尽，而这自由，如果不明智地稀释一下的话，将会产生猛烈的效果，那么，除非其执政官和领袖们非常温和纵容，并且能够深得其心、宽大无比地给予这种自由，否则暴民就会指责他们，抨击他们，声讨他们，把他们称为专制者、君王和暴君。”我想你应该了解这段文字。
莱伊利乌斯：嗯，十分了解。
西庇阿：那就好，文章接着写道：“那些接受领导者们指示的人被民众扰得困苦不堪，被他们称作心甘情愿的傀儡。那些行事极力模仿普通公民的公众官员们，和那些成功去除了平民和官员之间差异的普通公民们，被种种褒扬和荣誉所环绕。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完全自由一定会成为主导。所有私人家庭里都没有了权威人物——这是一种病症，即便是家里的动物都在所难免。父亲害怕儿子，儿子无视父亲，完全毫无尊重可言。为了确保全天下的自由，公民和外国人再无区别；老师害怕自己的学生而极力讨好他们；学生则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年轻人获得了年长者的权威；后者则不惜屈尊加入年轻人的消遣活动，生怕自己不受欢迎被人唾弃。如此一来，即便是奴隶，也享有了过度的自由，妻子们享有了与自己丈夫同等的权利，在这种遍及各个角落的自由中，狗、马，甚至驴子都无所顾忌地横冲直撞，街上的人们只得躲到一边。一旦这种毫无约束的放任占据了人们的头脑，”他说，“公民们就会变得脆弱无比，而且高度敏感，只要看到一丁点权威的苗头，他们就会暴跳如雷，忍无可忍。结果就是他们也会开始忽视法律，而最终走向无政府状态。”
莱伊利乌斯：没错，柏拉图说的这段话您表述得非常准确。
西庇阿：那么，回到我自己的谈话风格，他接着说，这种过度的放任，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们所认为的唯一的真正的自由，可以说为暴君的出现提供了温床。正如贵族统治因其自身过度膨胀的权力而消亡，自由本身也会将过度自由的民众带进奴隶社会。所有这些毫无节制，无论这种过度繁荣出现在天气中，或是土地上，或是人们的身体内，通常都会走向反面。这一过程尤其在国家中十分常见。无论对于集体还是对于个人，过度的自由都会倾覆，陷入过度的奴隶制度。极端的自由培养了暴君，随之而来的便是极端严苛邪恶的奴隶制度。因为从那些野蛮而且的确残暴的民众中，通常会推选出一名首领来和那些如今遭受迫害、被赶下台来的领导者们对抗——这种首领就是个厚颜无耻、肮脏污秽的家伙，他往往能够不加考虑地去侵扰那些在很多情况下为国家做了不少贡献的人，能够把人们自己的财产和别人的财产一起授予人们。
如果他依然是个普通公民，那他会面临许多威胁。于是他得到了那时已经四处泛滥的权力。他就像雅典的庇西特拉图一样，身边带上一众保镖。最终，他针对那些自己从中发迹的人群施行暴政统治。如果这个人被正派人士所推翻，正如常见的那样，宪政便得以恢复。但如果被毫无道德可言的暴徒所取代，则会形成一个小集团，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暴政统治而已。这种集团还可能产生于某个往往表现不错的贵族统治政府之中，如果一些奸佞小人诱骗那些领导者们偏离正道的话。于是政治权力就像一只皮球一样从一个集团传给另一个集团。暴君们从国王们那里攫取到，贵族统治者们或者民众又夺了过来，接着又被转到寡头小集团或者回到暴君手中。这种政体从来不会长久持有权力。
尽管我认为君主政体是三种基本政体形式中最好的，但君主政体本身还是不如三种处于最佳状态的基本政体综合起来形成的平等明智的综合体，其原因就是我上面所说的。一个国家应该拥有具备王室最高权威的成员；另外一些权力
应该分配给贵族阶级；还有一些事务应该留给群众，让其决断和满足其期望。首先，这种政体拥有一种普遍的平等元素，缺少这个，自由的人民就无法持久。其次，它具有稳定性，因为尽管上述三种原始政体形式极易退化崩溃（从而分别产生一个暴君而不是国王，产生寡头集团而不是贵族统治者，产生无组织的暴徒集体而不是民主政治），而且尽管这些单一政体形式经常互相转变，但在一个代表综合体和明智的混合形式的政治结构中却很少发生——除非政客们都腐败至极。因为在一个国家里，当每个人都能稳稳地确定在自己的岗位上，而这个国家下面再没有其他相应的政体形式能让它突然衰败而转变过去，那么这个国家是没有理由要变的。
不过，莱伊利乌斯，还有其他几位我善良而又博学的朋友们，我还是担心你们可能会感觉，我在这样滔滔不绝时，把自己装成了一个传教士或者老师，而不是和你们在一起进行探讨。所以接下来我会谈论大家都熟悉的、我们长期以来致力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坚信并且断言，无论是在结构组成，还是在功能分配，或者是在规则秩序上，没有任何形式的政体能够和我们父辈从他们先辈继承然后传给我们这一代的政体相提并论。所以，如果你们同意（因为你们希望我谈论一个你们自己都很清楚的话题），那么我将阐述其本质特点，并且展示其优越性。那么，在将我们现有的政体设作典型之后，我会尽我所能，在就最佳可能的政体这个话题进行阐述的整个过程中，将其作为一个参考。如果我能紧扣这个目标，最后形成一个结论，那么我认为，我就圆满完成了莱伊利乌斯分给我的任务。
莱伊利乌斯：嗯，当然这是您的任务，西庇阿，而且是您一个人的任务。因为您的祖先本身就特别显赫，有谁能比您更有资格谈论我们祖先的制度呢?或者谈论最佳可能的政体呢?如果我们能够拥有这样的政府（目前我们还没有），又有谁能比您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呢?或者有谁能够更合适地制定将来的政策呢?因为您击退了威胁我们城邦的两大危险
，您自己
已经为今后的日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洛布古典丛书，34]所以，请您将谈论的话题从天体问题往下降一降，降到更加贴近我们实际的问题上来（诺尼乌斯，1.121和2.446）。
2.[洛布古典丛书，残文2]所以，因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福祉，而且是比我们的生身父亲持久得多的家长，它当然比生身父亲更应得到感恩（诺尼乌斯，3.688）。[此句似应属于序言部分。]
3
.[洛布古典丛书，残文3]如果没有完善的政策和培训体系，迦太基也不会繁荣昌盛长达六百余年（诺尼乌斯，3.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