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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80年代，两个苏格兰人，詹姆斯·麦康奈尔和约翰·肯尼迪从家乡一路向南到达兰开夏郡，加入当地的棉纺织业，成为学徒工。他们积累了一定经验并从纺织机械生产中赚了一笔钱，随后两人在1795年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初始资本为1，770英镑。他们很快从纺纱业务中获取了可观的利润，1799年和1800年，公司的资本回报率超过30%。他们迅速累积资本。1800年，他们的资本上升到22，000英镑；1810年，进一步上升到88，000英镑。到1820年，公司拥有三家纱厂，并且成为了全球棉纺之都曼彻斯特精品棉纺织业的龙头老大。
然而，棉纺织业迅速成为激烈竞争的行业，利润无法维持在19世纪初的高水平。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高利润导致行业扩张，吸引了众多新企业加入。到1819年，已经有344家纱厂。到183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815家。技术进步使得19世纪30年代的生产率出现大幅度提升，竞争促使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开发新机械。这一时期建造的纱厂面积更大，可容纳40，000台纺锤，而之前的工厂只能容纳大约4，500台纺锤。19世纪30年代，厂房和机械的巨额投资成本，加上生产率提高后对棉线价格的挤压，使得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处于较低水平。
利润最终取决于将棉花原料加工成纱线的工人。麦康奈尔和肯尼迪的员工人数从1802年的312人增加到19世纪30年代的约1，500人。其中多数为廉价的童工，经常出现雇用的劳工中近半数不满16岁的情况。1819年，有100名儿童不满10岁，甚至有7岁儿童，他们必须从早上6点开始工作，直到晚上7点半。
除了新厂房和新机械偶尔产生的高成本，公司的主要开支是工资。1811年，公司的年度工资支出超过35，000英镑。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此项支出超过48，000英镑。通过压低工资水平，并用技术一般但相对廉价的劳工替代技术熟练的工人（自动机械的发明使其成为可能），公司达到了尽可能压缩工资开销的目的。棉纺织业一再出现的不稳定状况，导致市场需求周期性暴跌，雇主不得不降低酬劳并压缩工作时间以求继续生存。
图2动力织布机在一家19世纪的纱厂中占主导地位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工资引发的劳资纠纷越来越有组织性。纺织工人通过工会来保护自身利益，反对削减工资。他们的组织起初限于地方，随后扩展到区域，并最终成为全国性组织。从1810年到1818年，再到1830年，有组织的罢工越来越多，但都被得到政府支持的雇主所挫败，政府拘捕罢工者并将工会领袖关入监狱。雇主们建立了自己的联合会，以便将工会激进分子“列入黑名单”，采取“停工以迫使工人妥协”的办法回应罢工，并且相互提供资金支持。不过纺织工人所采取的强力行动看起来颇为见效，尽管纺织业利润率下降，雇主们极力削减工资，但工资依然保持稳定。
对劳动者的剥削不仅限于压低工资，还涉及对劳动者的规训。要想将开支降到最低，工业资本主义需要有规律的、持续的工作。昂贵的机械必须不间断地运转。懒散、酗酒，甚至连闲逛和交谈都被禁止。纱厂在招募员工时遇到麻烦，因为人们就是不喜欢长时间、不间断的劳动班次和严密的监管。雇主们不得不寻找达成规训的办法，对于首批工业劳动者来说，这种规训极其陌生。雇主们通常采用体罚（针对童工）、罚款或威胁开除等粗放且消极的制裁措施，但有些人则采取更为复杂的、以道德说教为主的方式来控制工人。
罗伯特·欧文在他位于新拉纳克的工厂引入了“无声的监督者”机制。每个工人有一段木头，木头的侧面如果涂上黑色，表示工作糟糕，蓝色表示不好不坏，黄色表示好，白色则表示优秀。涂上颜色的那一面被转到正前方，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以便不断提醒该工人前一天所完成工作的质量。每个部门都有一本“品质登记簿”，记录每个工人每天的颜色评价。规训不仅关系到工厂，因为欧文还控制了社区。他派出街道巡逻队搜寻醉酒者，并在第二天早晨对其进行处罚。他坚持卫生清洁，制定了清扫街道和房屋的详尽要求。他在冬天甚至还实施宵禁，要求所有人在晚上10点半之后不得出门。
正如E.P.汤普森所强调的那样，经过规训的工作是有规律的、遵循时间安排的工作。它意味着每天早起，按时开始工作，到了规定的时间点停下来休息，休息时间的长度也有明确规定。雇主们一直反对工人们一项由来已久的请假惯例，即以额外的“圣徒日”、“圣周一”，甚至包括“圣周二”为借口旷工，以便从周末的宿醉中恢复。时间变成了战场，一些无耻的雇主甚至在早晨将钟表的时间向前拨，到了晚上又拨回来。有许多故事都提到，雇主把工人的手表摘下，这样他们对时间的控制就不会遭到质疑。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计时器的拥有率也迅速增加，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在18世纪末，政府甚至竭力想对钟表的所有权收税。
工业资本主义不仅创造了工作，它同时也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休闲”。乍看起来，这种说法令人吃惊，因为早期的纱厂雇主想要尽可能地延长机器运转时间，迫使工人长时间工作。但是，通过在工作时间要求工人持续工作，排除工作之外的活动，雇主将休闲和工作分离开来。有些雇主在工厂关闭期间设置长假，从而明确划分工作与休闲，因为这样做胜过任由零星休假干扰工作进度。作为工作之外的时间，“休闲”包括假期、周末、夜晚等多种形式，它是规训后的、有约束的工作时间的产物，而正是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这样的工作时间。工人们随即希望得到更多的休闲，休闲时间的延长得益于工会运动，后者肇始于棉纺织业，最终政府通过新法令限制了工作时间，并给予工人休假权。
在另一层意义上，休闲也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即休闲的商业化。这不再意味着参与传统的体育和娱乐活动。工人们开始付钱换取由资本主义企业组织的休闲活动。新的铁路公司提供价格低廉的短途旅行车票，兰开夏郡的纺织工人可以借此去布莱克浦度假。1841年，旅游业的先驱托马斯·库克组织了第一次旅行，运送人们坐火车从莱斯特到拉夫伯勒参加戒酒者的聚会。此时，组织人们大规模旅行去观看收费入场的体育比赛，特别是足球和赛马，成为了可能。这一变化的重要意义无法估量，因为一批全新的、对休闲市场进行利用和开发的产业开始涌现，这一市场即将成为消费者需求、就业和利润的重要源头。
资本主义生产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休闲生活。以获利为目的的资本投资驱动着工业革命，而飞速的技术进步则以惊人的速度提高着生产率。但机器不可能自行运作，在创造利润的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是雇佣劳动力。工资是雇主的主要开支，因而也成为了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焦点。按照卡尔·马克思的说法，工人所拥有的只是自身的“劳动力”，即通过体力劳动获取金钱的能力。工人们集中于工厂和手工作坊，在那里他们不得不在监工们的眼皮底下连续地、有纪律地工作。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有机会通过工会将自身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与工作无关的活动被排斥在工作时间之外，成为休闲时间的内容。日常生活至此被明确划分为工作与休闲两部分。然而，雇佣劳动的形式也意味着工人们有钱用于休闲生活的开销。休闲的商业化创造了新的产业，后者又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