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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年4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第一支远航船队前往东印度。经过18个月的航行，四艘船只——“升天号”、“猛龙号”、“赫克托耳号”、“苏珊号”——从苏门答腊和爪哇返回，带回的货物以胡椒为主。此次冒险的成功促使同一批船队于1604年3月离开伦敦，开始第二次远航。船队返回时，“赫克托耳号”和“苏珊号”率先启程，但“苏珊号”在海上失事，而“赫克托耳号”则被“升天号”和“猛龙号”救起，当时它正漂流在南非附近的海上，多数水手已经死亡。三艘船于1606年5月回到英格兰，带回了胡椒、丁香、肉豆蔻等货物。投资于这两次航行的股东们从中获得了相当于投资额95%的利润。
1607年，船队的第三次远航同样取得成功，但1608年“升天号”和“联合号”的第四次航行却是一次彻底的灾难。“升天号”抵达印度的西海岸，却在那里因为它那“傲慢且固执的船长”的错误决定而失事。他忽视了当地人关于浅水区的警告，导致船只搁浅。“联合号”在马达加斯加的一个港口停靠，在那里船员们遭遇埋伏，船长被杀，不过“联合号”依然抵达苏门答腊并满载了货物。但在返回英格兰的途中，“联合号”在法国布列塔尼附近的海岸失事。投资者在这次航行中损失了全部资本。
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期望获取利润的投资行为。通过类似的远距离贸易，投资者可能获得巨额利润，但同时也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利润完全来自稀缺性和距离。欧洲和香料原产地之间胡椒价格的巨大差异造就了利润，巨额利润使得人们无视冒险的成本。真正重要的是货物是否能运回欧洲，不过市场条件也很重要，因为大型船队的突然回归可能会压低价格。如果贸易的高额利润吸引了太多人参与，市场也可能会变得饱和。胡椒的过量供应迫使东印度公司采取多元化经营，同时贩卖胡椒之外的香料和其他产品，比如靛蓝染料。
此类贸易需要大量资本。首先必须造一艘大船，如“东印度人号”（此类商船大都被如此命名），船上配备相应设施，并装上火炮以对付荷兰和葡萄牙的竞争对手。当它远航归来时，还得维修。公司位于布莱克沃尔和德特福德的船厂需要大笔资金支持。在当地，船厂是主要的劳动雇佣者。远航的船只还要捎上用于购买香料的金条和货物，装上弹药以及备足大批船员所需的食物和饮水，这也需要资本。在东印度公司第三次远航的时候，“猛龙号”有150名船员，“赫克托耳号”100名，“升天号”30名，总共需要预备280人的饮食，至少在航程的初始阶段是如此。需要大批船员的原因之一是确保在航程中发生危险造成人员伤亡后，有足够的水手驾驶船只返航。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资本主要来自伦敦的富商，他们掌控并管理资本的使用。资本的另一来源是贵族及其附庸，公司欢迎这些人的加入，因为他们在宫廷中很有影响力。公司的特权取决于王室的态度。外国资本同样参与其中，主要来自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排除在外的荷兰商人。这些商人还是荷兰公司活动情报的有效来源。
图1“东印度人号”，1829年
东印度公司的前12次航行都是分别募集资金的，每次航行的资本属于一次性投资，所获利润根据商业传统在股东间分配。但是，对于长途贸易的投资来说，这种方式极具风险，因为资本将前往遥远的未知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不确定状态。每次航行中派遣多艘船只可以分散风险，但整个船队也可能全部遇难，就像1608年的那次远航。东印度公司转而采取将风险分散到几次航行里去的融资办法，于是公司变为成熟的联合股份公司。自1657年之后，公司所获得的投资改为连续性的资本投入，与特定的航行无关。1688年，东印度公司股票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
东印度公司还通过垄断措施减少风险。和它的国外竞争对手一样，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政府联系紧密，后者给予它东方商品的进口垄断权以及使用金条作为支付手段的权力。作为回报，一直缺乏资金的政府对公司的大宗商品及贵重物品进口收取关税以资岁收。东印度公司当然也要面对竞争，但主要是国际竞争，即英国人、荷兰人、葡萄牙人在印度周边地区的竞争。在三个国家的本国范围内，竞争被尽可能地消除殆尽。被排除在外的其他人一直努力介入贸易，而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的关键特权之一就是对“闯入者”采取行动。
通过大量购入股票和抑制销售可以操控市场。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尤其善于此类操作，他们忙于达成对各类商品的垄断，不仅是香料，还包括瑞典的铜、鲸鱼制品、意大利丝绸、糖、香精和硝石（火药的成分之一）。要做到这一点，巨大的存储仓库是关键。费尔南多·布罗代尔评论道，荷兰商人的仓库比巨舰更大、更昂贵。他们可能贮存大量谷物，足够整个国家吃上10到12年。这不仅是抑制商品供应以抬高价格的问题，因为大量存储也使得荷兰能突然将货物倾销到整个欧洲市场，从而打垮外国竞争者。
这当然是资本主义，因为远途贸易需要以获取巨额利润为目的的大笔投资，但是这显然并不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获取高额利润的秘密在于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确保垄断，排斥竞争对手，并尽一切可能控制市场。因为利润是通过交易稀缺商品而不是合理化生产的方式取得的，商业资本主义对于社会的影响有限。当时欧洲的大多数居民过着自己的生活，资本所有者的商业活动并没有影响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