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正如我在第六章所提出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常态，但人们普遍认为，当前我们所处的经济危机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我想借写这篇前言的机会对此略谈几句。

当前危机的直接根源在于美国的房产市场泡沫，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如英国。房价似乎在无限制地上涨，这使得房产看起来成为一项安全的投资，对于买房者和借贷者都是如此。银行竞相放贷，通过佣金和红利等手段激励销售员提高业绩。各家银行间的竞争如此激烈，致使个别银行愿意提供远高于房产面值的贷款额度，比如英国的北岩银行就提供相当于房价125%的贷款。在美国，另一项常见举措是提供在初始阶段利率极低的贷款以吸引借贷者。银行迫切想要放贷，不仅因为它们能挣得利息，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能将这些贷款项目“证券化”，将它们打包销售给其他金融机构，后者正试图寻求安全的投资赢利方式。

房价不可能无限上涨，房产泡沫最终破灭了，这不足为奇。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房产市场的震荡将导致影响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全球性危机。为什么会这样呢？

许多所谓的“次级”借贷者受人蛊惑，接受了他们无力负担的贷款。当房价开始跌落时，提供贷款或投资其中的金融机构在试图收回房产以回笼资金时遇到了麻烦。但真正导致这种情形转变为危机的是这些机构的高负债率。它们借了大笔资金（通常是从国外），用于发放贷款或购买贷款投资组合。美国主要投资银行的借款金额相当于它们自身资本的30倍。

银行从“杠杆效应”中获得巨大利润，它们的股票价格一路飙升，但它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多么危险。它们以为自己很安全，因为它们使用了尖端的新金融技术来消除风险，但它们并没有很好地掌握这些技术，其效果远不如预期。看似岩石般牢固的美国金融机构——纽约的投资银行如贝尔斯登、美林、雷曼兄弟，抵押金融机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全球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都背负了远远超过自身偿还能力的巨额债务，面临着破产的绝境。

随后危机迅速波及全世界。一家又一家知名金融机构不得不依靠政府援救。当雷曼兄弟获准宣布破产时，全球金融圈一片恐慌。还有哪家银行安全呢？各家银行纷纷担心贷款无法回收，因此不愿意相互借贷，银行间贷款利率由此上升。那些背负巨额债务的银行极力回笼资本。资本被存储起来。

这场危机的范围已经超出了银行。它在整个经济体扩散，因为存储起来的资本冻结了整个金融体系。正常的经济活动需要金钱在借贷双方之间往返流通，但如今“贷款紧缩”终止了金钱的流动。那些需要借钱以维持日常运作的普通公司发现贷款忽然变得极其困难。切实可行的项目也不得不暂时搁置。在英国，需要私人资本的学校和医院建设项目遭受了严重影响，而为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准备工作能正常进行，英国政府不得不用公共资本来替代私人资本。政府竭尽全力试图降低利率，从而使银行恢复贷款。

当政府帮助银行恢复正常贷款后，这场危机会结束吗？问题在于，危机触发了累积性的通货紧缩机制。破产、失业率上升、工资水平下降、销售和价格下降，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使经济走向萧条。出于对未来的担心，人们开始增加存款，减少消费。正如第六章中所描述的日本的案例，类似的螺旋式经济紧缩很难化解。无论如何，当前的情况相比20世纪9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当时世界其他地区并没有出现螺旋式经济紧缩，对于日本商品来说，依然有巨大的海外市场。如今，螺旋式经济紧缩波及全球，日本的出口额急剧下跌。

金融危机也戳破了另一个更为巨大的泡沫，那就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累积的债务泡沫。越来越多的消费，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由债务提供资金。到危机降临的时候，美国的债务总额已经比国民收入的三倍还要多。对于消费者（以及公司和银行）来说，借债的成本很低，因为利率很低，且远东和中东的资金大量涌入了传统的工业社会。在远东和中东社会里，居民储蓄率高，并且外贸出口获得大笔盈余，这些资金必须到外部寻求投资对象。事实上，对于新兴的生产国而言，资金流入传统工业社会至关重要，因为这些钱促进了对出口商品的消费。

目前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管理制度和金融政策上，这两方面的失败使得债务发展到无法维持的水平，但如果没有债务激发的消费，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过度生产的危机。资本主义特有的激烈竞争、由竞争驱动的技术进步，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在新兴国家的扩散，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推动生产达到新的高度。要想吸收如此多的产品，消费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不断增长的个人债务。但是，累积的债务只不过延缓了过度生产的危机；债务使生产得以进一步扩张，实际上使得最终发生的危机变得更为糟糕。危机发生后的债务收缩揭示了潜在的危机，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大量待售的车辆。这就是资本主义潜在的过度生产倾向，对此马克思早就提醒过（参见第六章），同时这也是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所在。

私人债务在收缩，但公共债务一直在扩张。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削减税收和增加支出来消解螺旋式通货紧缩并增加消费，但它们随即面临公共债务增加的问题。这些政策背后的凯恩斯主义逻辑非常明确，将经济活动维持在较高水平相比其他选择能保持更高的税收和更低的福利成本。但是，公共债务必须由某一方提供资金支持。如果政府试图过度借款，它们的贷款来源可能会被耗尽。无论如何，公共债务必须支付利息，并且最终通过采取更高的税收和更少的政府支出来削减，这一做法将在未来的某个阶段抑制需求。最根本的问题是，无论政府做什么，债务、消费、生产三者间将相互影响并出现衰退，这一点看起来难以避免。

当前突然盛行的政府干预是否意味着我们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我在本书的第三章提出，“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或许我们可以说，现在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到来，因为正是“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让市场的力量为所欲为，从而催生了当前的危机。金融机构获准自由借款，并且可以投资于任何它们中意的经济活动。金融机构间日益激烈的竞争造成了竞争性的贷款操作，从而产生了房产泡沫。随即，在金融衍生产品方面赌博似的投机活动（参看第一章中论述尼克·李森的投资活动的部分）火上浇油，这些投机举措打压了陷入困境的银行的股价。忽然之间，人们都在谈论一个新时代，谈论严格管制、对金融行为的政府监管、银行的国有化、对陷入困境的产业提供政府支持、政府创造就业机会等话题。

但是，如果就此匆忙得出结论，将政府的紧急干预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方向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将银行收归国有可能只是临时举措。英国的工党政府在态度上并没有发生意识形态上的转变，他们逐步地、不情愿地接管银行的做法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这么做，目的在于保持金融体系的运作，而不是因为相信公有制的好处。英国的全面私有化源自20世纪80年代，看起来当前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反拨。资本主义将坚持重新市场化的做法。

必须要指出的是，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那样，管制本身对于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来说并不陌生。尽管不充分的管制使得当前的危机得以发展，但创建一个新的管制机构以避免滥用市场行为并维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是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国家引导与国有制对资本主义有害，但是国家管制事实上对于资本主义的运作至关重要。

毫无疑问，很多事取决于危机的程度与持续时间。当前的危机是一次严重的全球性危机，几乎所有地区的生产都受到影响。据预测，2009年美国、英国、欧元区及日本的经济都将衰退。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一样，国家保护的政策可能使危机加剧。尽管每个国家都在公开反对保护主义，但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一些国家正试图保护它们的产业，并把投资集中于国内。国际贸易正在衰退，一些人担心某种“去全球化”的过程正在发生，这一过程将伤害所有国家，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尤为剧烈。

不过全球衰退的程度可能被夸大了。据预测，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在2009年将继续增长，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中国的年增长率为8%，印度为6%，尽管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依然会取得大幅度增长。尽管对西方出口减少给中国带来了问题，但是，中国拥有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中国的国内市场足以推动经济自足增长。要想设法摆脱现有的全球经济危机，关键在于远东地区的经济体：究竟它们现在是否能够自给自足，推动经济增长，抑或国际贸易将它们如此紧密地与传统工业社会捆绑在一起，以致它们也将一起衰退，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

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