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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因素使欧洲成为了资本主义的诞生地？几乎欧洲社会的每个鲜明特征都被人当做理由来解释为何资本主义会在欧洲出现。
答案或许在于欧洲的城市。本章已经多次提到了城市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先是意大利的城市，随后是布鲁日、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这些城市催生了金融和商业技术的关键革新。欧洲社会的鲜明特色之一就是在意大利、佛兰德和德国出现了由一批相对独立的城邦所组成的网络。在这些城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商业和金融利益，而不是土地利益。
城市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把城市视为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原因，这种解释存在若干问题。的确，从11世纪到13世纪，城市变得日渐独立，但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城市失去了大部分自主权，先是受重获权力的封建统治者管辖，后来又听命于民族国家。此外，资本主义生产在乡村地区比在城市发展更为迅猛，因为城市里的行会妨碍了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者追逐新的生产方法和更廉价的劳动力。而且，正如本章第一部分所提出的，在英国至少农业的变革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至关重要。
或许答案在于封建制度本身。封建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既有趣又矛盾。在许多方面，封建主义看起来与资本主义正相反。在封建主义制度下，与权力和财富相联系的是对土地的控制，而不是资本所有权。生产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为了生产者和封建领主的消费，后者使用暴力而非经济胁迫手段从生产者那里榨取剩余产品。不存在“自由”的雇佣劳动力，因为农业劳动力束缚于土地。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制度？
尽管封建社会被看作因循守旧，与资本主义制度正好相反，但实际上封建社会在许多方面很灵便且富有活力。资本主义制度的关键特征，如市场和雇佣劳动，可能在封建社会内部发生，并且相比其他社会形态，如古罗马式的奴隶制社会，或者在世界其他地区存在的自足式农业社会，封建社会更容易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主义制度下，生产者一方面拥有一定的自由，因为他们不同于奴隶，对于封建主只有有限的、特定的义务；另一方面，不同于独立自足的农民，他们被迫要生产剩余产品。
从封建制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可能变得相对容易。农民有义务向封建领主提供劳动或农产品，这些可以被金钱支付所替代，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农民必须通过雇佣劳动或者在市场上销售农产品挣钱。封建领主则将他们巧取豪夺的所得用于购买奢侈品，从而激励贸易和制造业。封建主义制度内在的阶级冲突推动了这一转变，因为封建领主总是设法发明从农民阶层榨取金钱的新办法，农民则利用劳动力短缺的机会摆脱了封建义务的束缚，能够获取工资作为劳动报酬。
必须要补充一句，封建主义并非必然以此种方式转向资本主义。这种转变在西欧的确如此，但在东欧情况不尽相同。16世纪，东欧的土地所有者事实上加重了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以便能从出口给西欧城市的谷物中榨取更多收入。因此，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西欧的经济发展加强了其他地区的封建主义管控。封建主义制度蕴含着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潜力，但究竟此种潜力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其他因素。罗伯特·布伦纳曾针对这一问题作过著名的论断，他认为农民自我组织以反抗封建领主并将自己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能力至关重要。与东欧的封建领主相比，西欧的封建领主对于村庄的控制力较弱。
另一种解释源自欧洲多元化的政治结构。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尽管有过许多尝试，但没有哪个统治者能够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建立封建秩序。一些学者在解释统治者的失败时，提到了摧毁古罗马的多次蛮族入侵所造成的民族多样性。中世纪专制政权的封建结构也是后继者无法建立统一帝国的原因之一。封建统治者在军事和金融方面存在弱点，因为他们的军事力量来自不可靠的追随者，并且他们无法调动充足的资源，这使得他们建立新帝国的冒险注定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足以控制整个欧洲的帝国与封建主义制度的缺陷实际上是一回事，我们沿着另一条路径回到了封建主义制度。
但为什么多元政治结构能孕育资本主义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有论者指出，封建官僚体制通过税收、管控，以及出于追求政治稳定而对经济发展进行打压等措施抑制了资本主义的活力。当然也有积极方面，欧洲并没有陷入无政府状态，因为不同的王国建立之后，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需的最低程度的社会秩序。
欧洲的多元化特征也使得企业家有可能从经济形势恶化的国家流动到能为企业提供更为理想条件的国家。因此，意大利和佛兰德等地出现的反宗教改革运动虽然遏制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却没有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人们可以移居到政治制度官僚化程度较低、宗教宽容度更高的地区。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其鲜明特点之一就是经济领先优势在各国之间的阶段性轮转。当经济条件在一个地区恶化时，企业家可以在其他地区找到新的落脚点。
不过，导致资本主义在欧洲发展的真正原因或许是特定的思想，而不是特定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激励人们，使他们的行动变得有意义，通过规定他们该如何生活、能够做些什么来规范他们的行为。中世纪的欧洲当然有着强大的宗教机构，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在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存在联系吗？
马克斯·韦伯对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提出了最为著名的论述，他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韦伯并非认为新教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出现，而是认为新教提供了一整套思想，从而激励人们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行事。新教信仰，尤其是加尔文主义者（或按照英国通行的称呼——清教徒）的信仰驱使人们过着禁欲生活，提倡储蓄而非花费，由此促成资本的积累。新教徒还相信，侍奉上帝不是远离世俗生活，而是恰如其分地完成上帝号召他们所做的工作。新教思想将修道院的宗教规训带入日常经济活动中，韦伯引用了一位16世纪的新教神学家的话，声称“你以为自己从修道院中逃脱出来，但现在每个人在他一生中都必须做个修道士”。
清教工作伦理毫无疑问影响了北欧和北美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待工作和金钱的态度，但是，要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为何能出现，它还有所欠缺。我们可以找到人数众多的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企业家，在加尔文主义扎根的国家里经济增长更为迅速，但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加尔文主义者的宗教信仰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至关重要。的确，亨利·卡门曾令人信服地指出，不是新教企业家的宗教信仰，而是他们的难民地位，解释了加尔文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明显联系。
特雷弗-罗珀提出了类似见解，他认为反宗教改革的国家将企业家从天主教地区，特别是意大利和佛兰德（之前这些地区一直是处于领先地位的经济中心），驱逐到北欧信奉加尔文主义的国家。这种做法的部分原因在于新的宗教排斥态度，这不仅驱逐了新教徒，也赶走了犹太人和部分没那么狂热的、持有宽泛人文主义思想的天主教徒（此类思想在信奉天主教的企业家中非常典型）。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官僚体制和反宗教改革国家的高税收有损企业经营。一部分难民信仰加尔文主义，但其他人成为加尔文主义者只是出于便利，因为他们最终定居在了信奉加尔文主义的地区。
关于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宗教起源的辩论还有另一面，有论者声称，其他文明的宗教抑制了资本主义在那些地区的出现。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先进的中华文明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技术革新，包括发明造纸术和火药，但是这些并没有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儒家思想信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秩序，这样的观念提倡社会稳定，而不是资本主义典型的社会活力。但是，森岛通夫认为，日本的儒家思想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日本的成功发展。由宗教话题衍生的争论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宗教信仰可以（并且事实上已经被人）从很多的方面进行阐述，以致宗教文本自身的解释力很有限。
在其他方面，古代中国也与欧洲相反。它是一个官僚体制盛行的帝国，缺乏欧洲所特有的封建权力分散、城市自治、多国竞争等因素。因此，我们不能将宗教差异的影响与其他那些能够合理解释资本主义为何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出现的差异隔离开来。
不必期待其他的先进文明能产生资本主义，有充分理由说明为什么这些文明无法做到这一点。主宰大多数先进文明的都是单一的统治集团，它们使用军事或宗教力量，而不是通过经济胁迫，来榨取农作物和商品生产者的剩余产品。这部分剩余产品随后被用于领土扩张，维持军事力量，以凸显和展示统治者的威望。它们建立某些官僚机制，专用于对人口进行征税和管制并使之臣服。在这些社会中，个人当然积聚了大量财物，但他们能这么做，靠的是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换句话说，除了通过积累资本和管理劳动力之外，还有更为简便的办法来增加财富并发展势力。
有一个共同因素将我们已经考察过的种种解释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在欧洲社会中，缺乏一个其他文明中存在的那样一个单一的、协调一致的、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其典型特征就是政治权力分化，多个王朝间相互竞争，城市自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持续冲突。依附于统治者当然能挣钱，但国家政权并不稳定，统治者并不可靠，胁迫总是遇到抵抗。在这些情况下，经济活动成为了获取、积累并保有财富的更具吸引力的手段。市场交易的经济机制、资本积累和雇佣劳动逐渐取代了官僚体制和封建制度下积累财富的手段。欧洲社会独一无二的结构特征为资本主义机制的产生和繁荣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