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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英国是第一个普遍采取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社会，有许多例子表明欧洲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确，欧洲其他社会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常常要比英国的更为先进。
资本主义生产在欧洲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分包体系起源于佛兰德或意大利，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德国变得十分普及。在佛兰德，分包体系最初由纺织业匠师和布商组织，所需的经营资本不多。但到了13世纪，当地一种生产过程更为复杂的豪华布料的业务获得发展，最终导致了投入大量资本的“商人兼企业家”的出现。这一产业进口英格兰羊毛。于是，英格兰的农业商业化与佛兰德的资本主义布料生产联系在了一起，这一证据表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必须被视为全欧洲的现象。
欧洲大陆的采矿业同样大规模使用商业资本。15世纪末，商业资本所有者在北欧和中欧对采矿业进行了结构重组。在靠近地表浅层的矿藏被开采完毕之后，深层采矿（不管是铜、金、银或铅）需要大量资本。这为商人们，比如来自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提供了介入并控制生产的机会。富格尔家族依靠贸易以及向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们放贷积累了大笔财富，随即他们通过在奥地利和匈牙利投资采矿业进一步积累财富。他们在匈牙利的矿场雇用了数百名工人，利润极其可观。在中欧的这些矿场里，原本独立的矿工变成了雇佣劳动力。在这一时期，德语中的arbeite（意为“工人”）一词首次开始使用。
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城市中也出现了朝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早期迹象。尤其明显的是迅速发展的印刷行业。尽管大多数印刷作坊都很小，但它们需要资本购买印刷机，支付工资，购买纸张和铅字。利润取决于能否降低劳动成本。印刷作坊的匠师与雇工之间频繁爆发冲突，工人们加入了“帮工协会”，具有高度组织性。1539年，里昂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印刷工罢工，并于1541年波及巴黎，随后在1567年和1571年，这两个城市里又爆发了进一步的骚乱。
随后资本主义生产在整个欧洲，而不仅仅是英国，获得了发展，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不应该只从生产的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商业和金融技术的早期发展出现在英国之外的地方。17世纪的荷兰具有比同时期的英国更为先进的商业资本主义制度，公司财务的关键革新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完成，随后才被英国的同行所采用。1609年，荷兰公司的资本变为永久性资本。投资者从一家“股份”公司那里获得分红，他们不能撤回资本，但可以卖掉股份。这一创新举措使公司得以在长期规划的基础上累积资本，从而使公司能更为持久、独立地生存下去。它还创建了进行股份交易的市场，当时阿姆斯特丹建立了股票交易所，这是资本改革的必然结果。
图5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建于1608——1613年
正如我们在本章第一部分所看到的那样，商业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革新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毫无关系。东印度公司以及相关的股票市场与制造业联系甚少。的确，第一章中麦康奈尔和肯尼迪发迹的经历表明，英国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并非由股份公司投资。早期的工业企业大多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由家庭或当地贷款资助，随后靠利润积聚资本。
但是，金融革新对于大型工业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正是这些企业在19世纪晚期主宰了资本主义生产。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起源，那么了解大型企业的发展，其重要性在我看来不亚于了解资本主义生产。与之前的经济体系的决裂，与其说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兴起（它通过一系列细微的改变逐渐出现），不如说在于大型企业所组织的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经营行为的确立。从这一角度来看，在17世纪，商业资本主义对于荷兰的金融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些创新举措可以从17世纪的荷兰追溯到16世纪的安特卫普。那里的商人们发明了新的资助风险贸易的方式，通过在更大范围内吸收“被动”投资者的资本来分散风险。安特卫普同时也是一场以汇票为基础的金融革命的中心。汇票作为贸易的关键辅助早就存在，因为它们使商人得以在外地（可能是欧洲的另一端）购买商品，却在本地支付。到了16世纪，汇票不再限于特定的贸易支付，而是变为一种在国际范围内流动资金的方式，从而催生了欧洲资本市场。随着一家名为“英格兰会所”的商品市场在安特卫普建立，期货交易也开始出现。这家市场里，买卖英格兰羊毛的合同可以在不交割羊毛实物的情况下签订。
我们可以进一步回溯，早在12世纪意大利的一些城市，特别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经有一些商人采取此类方法募集资本并资助贸易。汇票的最早形式于12世纪晚期出现在热那亚。国际贸易的风险促使商人们发展出新的合作方式来资助航行，从而分担风险，分享利润。到14世纪，财会操作的进步使商人们得以更紧密地控制国际贸易。在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早期著述中，此类创新曾被着重强调，但近来的论述侧重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反而将这些创新举措边缘化了。要想理解主宰当今世界的公司制以及金融资本主义的起源，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这些举措。
这些金融创新举措可以通过遍及欧洲的贸易和金融网络，从金融业和商业最为发达的中心地区向周边迅速扩散，首先是意大利，随后到佛兰德，再到荷兰，因为中世纪的商业面向整个欧洲。14世纪，意大利的主要商业和银行机构在佛兰德、英格兰和法国都设有分支机构。它们甚至资助英格兰国王们的海外军事行动。
缔造此类网络的不仅仅是商业关系，还有难民的流动，尤其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16世纪后半叶，来自意大利和佛兰德的难民们带着他们的知识、技能和资本来到其他国家，如瑞士、德国、荷兰、英格兰。胡格诺教派信徒是法国的新教徒，信奉加尔文的学说，他们移居或者说被驱逐到英格兰和瑞士，并在那里开始新的产业，如蕾丝、丝绸生产和手表制造。犹太商人被驱逐出伊比利亚半岛，分散到整个欧洲，其中一些移居安特卫普，之后又被驱逐，最终前往阿姆斯特丹。
英格兰对于难民持开放态度，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非常重要。卡洛·奇波拉讨论了英格兰经济兴盛的原因，他的观点对于当前关于移民问题的辩论颇具启示。他提出，难民的经济贡献一直以来都被忽视了，他对伊丽莎白时期英格兰“与众不同的文化接受性”作了点评。的确，英格兰在当时从法国和佛兰德引入了熟悉最新技术和产品的手工匠难民，以求重振英格兰衰落的制衣行业。从中受益的不仅是纺织业，因为难民还引入了玻璃制作、造纸、钢铁锻造等行业的新技术。
造成难民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宗教改革运动和反改革运动之后出现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当然移民的原因不仅限于宗教。由战争和军事占领所引发的经济破坏是促使人们从佛兰德移民到荷兰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正如在当今世界中遇到的情况一样，很难将经济因素造成的难民和政治及宗教分歧造成的难民区分开来。通常而言，难民们离开的地区其经济处于停滞或衰退状态，而他们重新定居的地区则处于经济发展的前列。经济领导地位从意大利转到德国和佛兰德，又转到荷兰，后来才转到英国。尽管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生产和消费都在持续稳定地增长，但直到18世纪英国才超越了荷兰，成为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先者。
导致经济领导地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贸易的转变、战争的影响或政治及宗教变革，但就像我们所处的时代一样，当时经济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国际竞争的结果以及成功之后的自毁根基。因此，16世纪意大利经济衰落的部分原因在于贸易重心从地中海地区转到大西洋，但同时也是北欧的低成本生产商加入竞争的结果。意大利的城市提供了良好环境，使得手工业得以繁荣并生产出高质量的商品，但与此同时工资也在提高，而行会的管控则抑制了创新。当地人竭力扼制农村地区更低成本的生产，这种做法让形势变得更加糟糕。当时北欧的欠发达国家，如同现在的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一样，能够在竞争中打败久负盛名的生产中心。
因此，虽然我们有理由问为何英国是第一个出现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但如果只在英国范围内寻找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那就大错特错了。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重要特征起源于英国以外的地区。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当资本主义制度出现时，并不存在界限分明的国家资本主义。当时的商业网络是欧洲性的，商人和工人在各国间流动，在不同阶段欧洲的不同地区分别引领了资本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