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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万利
1809年6月9日，美国纽约州长岛还没有今日的繁华，初夏的天气却同样闷热。一支由十几个人组成的送葬队伍，用平板车拖着一只破败的大木盒子，沉默地前行。由于亡者生前冒犯了该地的贵格会
教友，本镇墓地不接纳他，于是才有了这支七零八落、长途跋涉的送葬队伍。几天之后，在他的墓穴旁竖起一块石碑，上面仅有几行小字：“托马斯·潘恩，《常识》的作者，卒于1809年6月8日，终年72岁。”
潘恩1737年1月29日生于遥远的大洋彼岸——英格兰东部诺福克郡的小镇塞特福德。由于家境贫寒，他只读过几年语法学校。18岁开始，他离家谋生。一开始在远洋轮船上做水手，往来于伦敦、多佛尔等地；后来当过税吏，开过小酒馆。1774年底，他怀揣着一位当时在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介绍信，渡海前往新大陆尝试自己的运气，结果在殖民地的独立事业中一鸣惊人。
潘恩的名声很快传回欧洲，不仅在故国英格兰，而且在法兰西。
当时，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事业举步维艰，急需外援。法国在被英国排挤出新大陆后，公开支持北美独立，以报宿怨。这位发迹于殖民地的英国人临危受命，前往法国，向法王路易十六谋求支持。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航行，潘恩于1781年5月达到巴黎。夏季到来，他的航船携带两只硕大的木桶，里面装满了250万法镑的银子，还满载各种衣物和生活用品，悄悄穿过英国人的封锁线，又经过两个多月的航行，于8月回到殖民地。饥饿的大陆军士兵饱餐之后，在冬季到来前换上新装，为枪膛装满了子弹，准备大干一场了。
独立事业终于成功。他本可以在自己的农庄里安度晚年，结果却在遥远的欧洲大陆卷入又一场大革命。一开始被奉若圣贤，堪舆国是，最后却深陷牢狱，受尽毁谤。终其一生，托马斯·潘恩奔走于英法美之间，横渡于大西洋两岸；四海为家，居无定所；一度声名显赫，最后却少人问津。人称其“世界公民”，半是赞许，半是揶揄。
这是潘恩的悖论。
潘恩一生写下大量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常识》。本书在《常识》之外，还选译了潘恩的《美国危机》、《人的权利》以及《地权正义论》，或许可以稀释人们心目中因《常识》而带来的简单化、符号性的潘恩形象，还原潘恩的思想底色。
从某种角度看，《常识》通篇没有一处常识，而是充斥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反叛言论。在殖民地时代，大多数殖民者认同欧洲的权威。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视不列颠为母国，视乔治三世为自己的国王。新英格兰人认为自己虽然远隔重洋，但依然是国王的臣民，没有人愿意做“无家可归的人”。可是，“七年战争”之后，母国一方面加强对殖民地的盘剥，另一方面仍然不愿意赋予各殖民地与本土的地方政府同样的代表权。殖民地人只好将代表权与纳税义务一并放弃，走向独立。他们发现，我爱祖国，祖国却不爱我，“我对英国素怀忠心，但现在看来是一厢情愿”。
《常识》这本小册子的语句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太阳从未照耀过比这更崇高的事业。这里牵动的不是一城、一郡、一省、一国，而是一个大陆——一个至少拥有世界八分之一人口的大陆。这里牵涉的不是一天、一年或者一个时代——实际上，我们的后代都卷入这场斗争，并且多少都受到当前事件的影响，直到永远。现在是大陆团结一致、互相信任和捍卫尊严的播种时刻。今天的微小分歧，就像小橡树的嫩皮上用针尖刻出的名字，随着小树的长高，伤口会增大，到我们的后代，读到的将是醒目的大字。”
《常识》以辛辣的笔调批评英国的君主制度：“自诺曼征服以来，英国鲜有几位良君，英国人更多地是在暴君之下痛苦地呻吟。在英国，国王除发动战争、卖官鬻爵外，一事无成。说白了，国王就是在使国家陷入贫困和混乱。一个人一年坐收八十万镑，还要受人拥戴，真是一桩好买卖！”
在潘恩的笔下，这样充满激情和煽动力量的文字比比皆是。事实上，在独立呼声日益高涨之际，这样的文字更能契合大众心理。在独立战争时期，《常识》以小册子的形式被广泛印刷，成为殖民地普及程度仅次于《圣经》的作品，应该说，这与《常识》充满激情的文风有很大关系。
总体上，在《常识》中，潘恩并不是在表述某种现有的常识，而是用强有力的语言，将独立意识包装成常识，使其深入人心。接下来，如果说《常识》点燃了独立的火焰，那么可以说《美国危机》帮助这星星之火抵御寒风，形成燎原之势。
战事即开，英国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海军力量，大举进攻，并对北美沿岸实行封锁。面对强敌，大陆军处处被动，殖民地人对独立的前景十分忧惧。1776年圣诞节前夕（潘恩此后的很多人生转折都发生在圣诞节前后，细心的读者可以留意），潘恩在费城再次拿起他那生花妙笔，写下第一篇《危机》，开篇留下千古名句：
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那些“夏季士兵”和“骄阳下的爱国者”们
，在这场危机中畏缩不前，不愿再为国效劳；但那些能坚持到今天的人，应该得到一切男女的爱和感激。暴政就像恶魔，不能轻易被制服；然而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斗争越艰难，胜利越光荣。
文章很快被送到30英里之外特拉华河对岸的大陆军前线。两天后的圣诞节当夜，华盛顿集合部队，中士在冰天雪地里向冻得发抖的士兵高声朗读这些文字。士兵们听罢神情凝重，静静而有序地集结好船只，趁着夜色渡过特拉华河，奇袭英军营房。今天，这场扭转战局的战斗在美国妇孺皆知。德国艺术家埃玛纽埃尔·洛伊茨创作的著名油画《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1851年）成为纽约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的珍品，慕名而来的观众都会被告知油画背后的这篇著名文章。
《美国危机》不止一篇。在历时7年的独立战争中，潘恩共写下13篇论美国危机的文章。
本书选录的是《危机》的首尾两篇。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于1783年，开头套用第一篇文章的那句经典语句，告诉人们：“那个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已经过去；那场世人所知最伟大、最彻底的革命，已经光荣而令人愉快地完成。”
潘恩在字里行间透露着难以抑制的对独立事业，以及对个人在其中的贡献的骄傲之情。他最后写道：“我已经尽我所能，去抚慰各方情感，联合各方利益，吸引国人的思想并使之走到一起。……是美利坚的事业使我成为一个作家。……如果说在那七年多的历程中，我对国家有所报效的话；那么同样可以说，通过自由地、毫无偏私地将文学用于人类的伟大事业，证明这世上还有着不甘媚俗的才华，我也曾为文学增光添彩。……战争的帷幕已经关上，人人都准备幸福还乡，我也当离开这一主题。自始至终，我一直以最大的热忱追随它，历经艰难坎坷。不管今后我身处什么样的一个国家，我将永远为我所付出的那份力量而感到荣耀，并永远感谢自然和上苍，感谢它们赐予我为人类做些有益的事情的力量。”
《人的权利》是潘恩与伯克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战的产物。1787年8月，潘恩带着他的铁桥计划来到伦敦，后来为此频繁往返于英法之间。很长时间里，他住在伦敦书商托马斯·里克曼家里。后者非常仰慕潘恩，将自己的长子取名为“托马斯·潘恩·里克曼”。在潘恩的身边集聚了一批社会名流，包括化学家普里斯特利、画家罗姆尼
、诗人威廉·布莱克
、著名思想家葛德文
，等等。潘恩还受到英国下院议员埃德蒙·伯克的接待。1789年7月14日，法国爆发了大革命。身在巴黎的潘恩将这一重大事件写信告诉了伯克。他满怀信心地说：“法国革命是欧洲革命的前奏”，“你们的议会应当将法国的这一事件列入议程”
。但是，伯克并不同意潘恩的评价，他回信说：“你是想建议，毕生为英国宪政奋斗的我应该把我可怜的余生都用来阴谋破坏英国宪政吗？难道你不知道我向来反对这类所谓的改革吗？”
英国议会果然很快讨论这一议题，但结果与潘恩的预想完全不同。伯克在议会发表演讲，激烈反对这场革命。
次年，伯克在其议会演讲基础上，发表小册子《法国革命沉思录》，十分畅销，销量达3万册。潘恩读到这本书后，表示“对伯克先生的做法深感震惊和失望”，
着手写文章批驳。这一次，他写的不是《常识》或13篇《美国危机》那样的小册子，而是一部9万字的长篇政论，取名《人的权利》。1791年1月，他身在伦敦，由于攻击君主制的言论而受到舆论的诋毁和抨击，并面临被当局拘禁的危险。2月，伦敦著名出版商约瑟夫·约翰逊出版《人的权利》，但立即受到压制。潘恩又艰难地说服了另一位出版商J.S.乔丹继续出版，副标题是“答伯克对法国革命的攻击”。该书引起轰动，销量近百万册，“被革新派、新教异见者、民主人士、伦敦政客以及北方工业地区熟练工厂劳动者广泛阅读”。
潘恩将《人的权利》题献给美国总统、自己的老朋友华盛顿。但是华盛顿似乎并不领情。独立战争结束后，华盛顿努力改善与英国的关系，在他看来，《人的权利》对英国君主制度的批评对于不利。华盛顿本人不愿意成为美利坚的国王，但他对不列颠国王并不反感，反而觉得潘恩的攻击过分了。实际上，独立前后，华盛顿以及部分国父们的某些政治倾向应该说是有变化的。在《独立宣言》的文本中，杰斐逊一开始大谈平等原则，接下来列举了不列颠国王的众多罪状，最后提出独立的正当性。这其中包含了典型的“三段论”逻辑，目的是在为独立正名。独立之后，这一切似乎变得不利于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潘恩希望《人的权利》在英国的影响如同当年《常识》在美国的影响一样。1792年2月，潘恩发表《人的权利》下篇，副标题是“原理与实践相结合”。这一次他题献给曾经赴美支持独立战争的著名法国贵族拉法耶特。从一开始，英国首相皮特就竭力阻挠这本书的出版，发动政论家抨击潘恩的立场，丑化潘恩的形象，甚至扬言要把他逮捕，交给法庭审判。一些民众把潘恩比作当年刺杀国王詹姆士一世的盖伊·福克斯
，他们抬着潘恩的蜡像游行，全身插满针头。潘恩的朋友们劝他尽快离开英国。1792年9月，在好朋友威廉·布莱克的建议和催促下，潘恩草草收拾行李，在前来抓捕的警察眼看就要到时，匆匆赶往法国。
潘恩到达法国加来码头时，受到热烈的欢迎，人群中有人喊“潘恩万岁”。他来到巴黎，很快出现在新诞生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国民会议中。他发表演讲，主张人的权利，赢得了革命者的称赞。当得知会议决定处死国王时，潘恩提出反对意见，但被淹没在一片吵闹声中。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这股洪流中被卷入得太深了。“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很多人被无辜地投入监狱，甚至不经审判而送上断头台。革命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外国侨民担任公职。1793年圣诞节，潘恩被雅各宾派关进卢森堡监狱。监狱阴暗潮湿，阴森恐怖，每天都有人从这里走向断头台。旅法的美国侨民设法营救潘恩，但美国驻法公使莫里斯无动于衷。6月，罗伯斯庇尔签署了处决潘恩的命令。幸好，一个月后，死刑命令尚未被执行，罗伯斯庇尔下台了。又过了一个月，詹姆斯·门罗接替莫里斯出任美国驻法大使。在这位老朋友的斡旋下，潘恩终于在11月份走出了监狱。门罗用一辆马车把形容枯槁的潘恩接到自己家中，悉心呵护他老病交加的身体和饱受伤害的心。
这场牢狱之灾的另一结果是，潘恩与华盛顿最终绝交。由于《人的权利》引起的不快，华盛顿听任莫里斯对潘恩之狱无所作为。潘恩感到被自己亲手参与创建起来的国家抛弃了，深感痛心和羞辱。1795年2月22日华盛顿生日这天，潘恩致信华盛顿，发泄自己心中压抑已久的愤怒。门罗央求潘恩不要寄出这封信，但于事无补。潘恩没有得到总统的回信，愈加愤愤不平。一年后，潘恩竟将这封《致乔治·华盛顿的信》在美国公开发表。信件的发表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对华盛顿的攻击使潘恩在多数美国人中名誉扫地，更多的人叹息：革命的“剑”与“笔”分道扬镳了。
1793年12月28日，经过被解除国民议会公职后一个多月的闭门写作，潘恩完成了《理性时代》。在被投入监狱前，潘恩将《理性时代》手稿交给好朋友乔尔·巴罗。1794年，该书在美国出版，潘恩将它题献给“我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同胞”。与潘恩以往的《常识》、《美国危机》等著作不同，《理性时代》并不贴近紧迫的现实问题，而是针对一般性的宗教问题。潘恩根据自己对启蒙运动的理解，以及自己在法国革命中的经历，鼓吹理性，驳斥《圣经》中关于“感孕”、“神迹”、仇杀的记录，甚至诋毁圣徒，批判宗教组织。这部著作触动了人们最敏感的信仰神经，在美国再次引起轩然大波，人们指责潘恩堕落成了无神论者。潘恩此时已经身陷囹圄，他没有听到这些责难，反而继续构思他的第二部《理性时代》。
实际上，潘恩并不怀疑凡人耶稣的存在，认为“他品德高尚、平易近人，他宣讲的是一种最仁慈的道德，并且身体力行”。但是，“耶稣并没有记载过自己的生平与家世”，《圣经》里的那些讲述都是“可怜的捏造”；同样，“死人从墓穴里复活升天”这样的故事“必须向世人展示证据”。“因此，耶稣故事整个都是虚妄不可信的，因为这类证据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潘恩对宗教的理解和对理性的鼓吹，与法国的启蒙运动是一致的；只不过，他将这种思想移植到新生的美利坚时，遇到了语境障碍。进一步而言，即便凡人耶稣是需要考证的，但基督耶稣只能靠信仰。潘恩试图用理性来证明甚至取代信仰，这是他的又一悖论所在。
《地权正义论》出版于1795年，这本关注穷人处境的著作是他的最后一本小册子。在这个问题上，潘恩的前提是，贫穷是文明社会的产物；在古代社会以及印第安人社会，土地是人的正当的、自然的遗产以及独立生存的手段。因此，在美利坚，失去土地的人应该得到生活保障，但这是他们的权利，而不是一种慈善。潘恩用较大篇幅计算了土地的各种收益及其分配方案，但显得比较粗略、理想化，并带有激进色彩。潘恩承认：“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就各种可能性做充分的探究，从而以尽可能大的确定性做出推算。因此，这里我所提供的，更多是观察与思考的结果，而不是收集信息的结果。但是我相信，人们会发现它是符合事实的。”
潘恩对自己心目中的美好社会的设计能力，似乎远远低于对社会制度的抨击。
潘恩的生平与著述都是不平凡的，至少在他那个时代如此。但令人困惑的是，这样一位对美利坚合众国建国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为什么在晚年乃至后世被人遗忘和抛弃？这种“潘恩悖论”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玄机，今天的人们又应该如何评价潘恩的是非功过？
潘恩是一位激进的斗士，出身低微，对于社会等级制度有着天然的抵触。他有一句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他认为这种自由被制度性地束缚了；能打乱现有的秩序，是他的荣誉所在。潘恩个性倔强，四处树敌。早年在英国做税吏时，他经常与上司争吵，他的收税记录是一笔糊涂账。到美洲后，在《宾夕法尼亚杂志》做编辑时，与观念保守的老板艾肯特频繁争吵。当听到有人说“潘恩是有史以来除马克思之外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小册子作家”后，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接着说：“他是有史以来最好斗的人。”
确实如此，他是这样好斗，以致与人权之外的一切权力为敌。他的著作几乎构成了一场对18世纪社会的全面挑战。
潘恩是一位出色的政治鼓动家。潘恩的小册子之所以畅销，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犀利的言辞与独特的文风。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指出：“潘恩之所以独一无二，就在于其开创了一种新式政治语言。”
美国当代历史学家、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索菲亚·罗森菲尔德指出，潘恩高度创造性地使用了“常识”这一术语。他融合了苏格兰常识学派的观点，即普通人能够对政治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
19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小莫拉姆评价说：“潘恩显然远不足以跻身于伟大政治思想家之列。其关于自然状态、人权、社会契约以及代议制之理论——其实他的所有理论——相较先贤与后进皆有不如。然而潘恩并非哲人，而系宣传家，其力量之源泉在于以通俗语言承载激进政治思想的卓越能力。……若论脍炙人口，惟潘恩堪称18世纪激进民主理论之执牛耳者。”
时势造英雄。潘恩成功地将启蒙思想、殖民地困境与自己作为通俗小册子作家的鼓动才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不羁文风结合到一起，在当前的危机中一举成名。但是，危机过后，百废待兴之际，当初鼓动反叛的人变得不合时宜了。实际上，潘恩的确一度“告别革命”，他的铁桥计划最后在英国获得了成功。他本可以像富兰克林、华盛顿那样激流勇退，安享晚年，但是，由于机遇的不同以及个性差异导致的不同选择，特别是在宗教问题上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终致众叛亲离、潦倒而终。
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众叛亲离经常是时代先贤难免的结局，卢梭如是；荣华富贵通常也并非仁人志士的初衷，华盛顿如是。潘恩的落寞是耐人寻味的。潘恩是“永远的反对者”，是人间与天堂的“双料捣蛋”。他不竭的斗志为美利坚的独立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但独立后的美利坚没有为他提供持久的舞台，他的话语失去了往日的语境。潘恩的悖论不是个案，它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某一类革命家的历史意蕴。
2014年7月8日于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