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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世界的帏幕落下之前，有个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其实此人不应该英年早逝，不应该冠以难听的“叛教者”的称号。
我指的是尤里安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儿，331年出生在帝国的新都。337年，他著名的叔叔去世了，叔叔的三个儿子立刻像饿狼一般投入血雨腥风的帝位争夺战中。
唯恐有人得渔翁之利，他们命令杀掉所有住在城里和附近的亲属，尤里安的父亲就在死难者之列。母亲在他出生后几年就撒手人寰，六岁的他就这样成了孤儿。一个病恹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跟他相依为命，相伴读书。学的课程都是有关基督教信仰的好处，由一个善良但乏味的老主教优西比乌斯教他们。
等孩子大一点，大家认为最好把他们送到远一点的地方，不太引人注目，说不定能逃脱拜占庭小王子通常的厄运。他们搬到小亚细亚内地的一个小村庄。生活很单调，但尤里安得到机会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因为他的邻居卡帕多西亚山民很淳朴，依然信仰祖先的神。
掌权的机会根本不可能，所以，当他要求研究学问时，没人制止。
他先去了尼科美底亚，是剩下不多的几个还在教古希腊哲学的地方。
在那里，他脑子里塞满了文学和科学，优西比乌斯教的东西早就给抛到九霄云外。
接着，他获准去了雅典，那是纪念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圣地。
这时候，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也惨遭毒手，他的叔伯兄弟，君士坦丁大帝唯一幸存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发现皇族就剩下自己和这个少年哲学家两名男丁，便召他回来，善待他，在心境好的时候把妹妹海伦娜嫁给他，派他到高卢抵御野蛮人入侵。
尤里安似乎从希腊教师那里学到了比辩才更实用的东西。375年，阿勒曼尼人威胁法兰西，他在斯特拉斯堡摧毁了他们的军队，另外还把他的省份扩大到默兹河与莱茵河之间的土地。他搬到巴黎居住，图书馆里塞满了新近得来的心爱作家的书，即便以他严肃的天性也难免喜形于色了。
胜利的消息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却没有点燃庆祝的火焰，相反，一场阴谋正在酝酿之中，必须除掉这个成功得有点离谱的竞争对手。
但尤里安在军队里很受欢迎，当士兵听说要把他们的总司令召唤回去（委婉地邀请你回去掉脑袋），他们冲进他的宫殿，当场宣布他为皇帝，还威胁说如果不接受就干掉他。
尤里安一点不糊涂，恭敬不如从命。
即使已是在帝国的晚期，罗马的路况大概仍旧保存完好，尤里安能够以打破纪录的速度带领他的军队从法国中部冲向博斯普鲁斯海湾，还未到京城就听说堂兄君士坦提乌斯已过世。
就这样，异教徒又一次成为西方世界的统治者。
当然，尤里安要做的事根本不可能成功。奇怪的是，这么一个聪明人竟然会产生可以用武力复古的印象，竟然以为重建一个雅典卫城的摹本，让废弃学园的果园中住满教授，让他们身着过去的宽袍用失传五百多年的语言交谈，就可以再现伯里克利时代。
这偏偏就是尤里安想做的。
在他短暂的两年执政期里，他把所有心血都花在重建古代科学上，而这种学问已为当时绝大多数人所不齿。他还呕心沥血地想重新点燃探索精神，殊不知那已是文盲修士一统天下的世界，这些人确信唯一值得了解的都只记录在一本书里，独立研究和调查只会产生对信仰的背叛及地狱之火。他还想竭力激发那些活力和热情都形同幽灵的人学会享受生活的乐趣。
许多比他更顽强的人面对他这种四面楚歌的境地多半会疯掉和绝望，而尤里安简直就要崩溃了。至少在短时间内，他没有放弃伟大祖先的开明原则。安条克的基督徒暴民会用石头泥块掷他，但他不愿惩罚该城；不明事理的修士想激怒他开创新一轮迫害浪潮，但皇帝始终告诫自己的官员“不要制造任何烈士”。
363年，波斯人的一支箭大发慈悲，结束了这桩奇怪的事业。
对这个最后的伟大异教徒君主来说，这是最好的结局。
如果活得再长一点，说不定他那份宽容心和对愚蠢的憎恶会把他变成那个时代最不宽容的人。而现在，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可以安心地回味在他统治时期，没有一个人死于执不同见解。面对这么一个博爱的胸怀，他的基督徒臣民却报以无穷尽的仇恨。他们吹嘘那支箭是他自己的士兵（基督徒军团战士）射出来杀死了皇帝，他们以难得的精心构思撰写了一篇歌颂杀手的颂词。据他们说，就在尤里安倒下之前，他忏悔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基督的权柄。他们用尽四世纪丰富的污辱性词库里的恶言恶语，极力诋毁这个过着苦行僧般简单生活的人，这个一生致力于让他的子民幸福的人。
等到他被抬进坟墓后，基督教主教终于觉得自己是帝国真正的统治者，便立刻开始清算反对他们权威的势力，欧洲、亚洲、非洲任何闭塞的角落都不放过。
从364年到378年在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两兄弟执政期间，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所有罗马人向古代的神献祭。异教祭司失去了收入来源，只得另谋生路。
这些规定相对来说还是温和的，狄奥多西就不同了，他命令臣民不仅要接受基督教教义，而且只能接受“统一的”或“天主教的”教规，他本人就是天主教的庇护人，天主教将主宰精神领域的所有事务。
法令颁布后，那些坚持“错误观点”的人，那些执着于“疯狂的异端思想”的人，那些对“可耻教义”保持忠诚的人将为他们恣意妄为的抗拒付出代价——不是被驱逐就是被判死刑。
从那时起，古代世界迅速遭到在劫难逃的厄运。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英格兰，异教神庙所剩无几。它们被工程承包人拆毁，砖石用来建新的桥梁、街道、城墙、水利工程；或者，神庙被改建成基督徒的会所。自罗马共和国建国以来成千上万座金银塑像全部搜刮干净，不是被没收，就是被盗，剩下的雕像也被捣成齑粉。
亚历山大城的塞拉皮斯神庙六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朝圣的地方，现在也夷为平地。那里还有大学，由亚历山大大帝创建后一直闻名于世。大学里还在教授古老的哲学，吸引了来自地中海的大批学生。亚历山大城的主教没有下令关闭它，但他教区的修士决定自行其是，他们冲进教室，把最后一位柏拉图派伟大教师西帕蒂亚
凌迟处死，把她破碎的身体扔到大街上喂狗。
在罗马，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朱庇特神庙被关闭，古罗马信仰的基础——西卜林书遭到焚烧，朱庇特神庙化为一片废墟。
在高卢，在著名的图尔
主教的领导下，古代的神被宣布为基督教魔鬼的前身，因此，下令要让供奉他们的神庙全部从地面上消失。
有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偏僻的农村，农民们会蜂拥而至去保护他们心爱的神庙，
如果发生此事，军队就会出动，用行刑斧和绞架来平息这种“撒旦的暴乱”。
在希腊，破坏工作进展较为缓慢。但终于在39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被废除。当这项希腊国民生活的中心活动（不间断地持续了1170年）停止后，后面的事就好办多了。哲学家一个接一个地被驱逐出境，后来，在查士丁尼皇帝的命令下，雅典的大学被关闭，继续办学的经费被没收，剩下最后七名教授生活没有着落，只得逃往波斯，波斯国王科斯罗埃斯友善地收留了他们，允许他们把余生平静地花在玩一种新型而神秘的印度游戏“象棋”上。
在五世纪上半叶，克里索斯托大主教可以毫不讳言地宣称，古代作家、哲学家的著作已从地面上消失。西塞罗、苏格拉底、维吉尔、荷马（更不用说所有好基督徒憎恨的对象——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了）在成千上万的阁楼、地窖里湮灭，要等六百年后才能重见天日。而在其间这段时期，世界只能靠神学家施舍给它的一点文史资料聊以充饥。
奇怪的食谱，而且是不均衡的食谱（用医学行话来表达）。
尽管教会战胜了其异教敌人，但仍然受到许多严重忧患的困扰。高卢和卢西塔尼亚的可怜农民嚷嚷着要烧香敬拜祖上的神，叫他闭嘴不难，他是异教徒，法律站在基督徒这一边。但另一些人就不同了，像东哥特人、阿莱曼人或伦巴族人，他们宣称亚历山大城的教士阿里乌斯有关基督本性的观点是对的，同城的主教、阿里乌斯的劲敌亚大纳西的观点是错的（或反之亦然）；伦巴族人或法兰克人坚定地认为基督不是跟上帝“本质相同”，而是“本质相似”（或反之亦然）；汪达尔人或撒克逊人则坚持认为，内斯特称童贞女玛丽为“基督之母”而不是“神之母”（或反之亦然）是对的；勃艮第人或弗里斯兰人否认基督有两种天性，一为人性，一为神性（或反之亦然）——所有这些已接受基督教的一意孤行却又全副武装的野蛮人尽管犯了不幸的错误，但毫不含糊地支持教会。可不能用通用的谴责惩罚他们或用永恒的地狱之火去吓唬他们，得温言软语地劝他们认错，仁慈地表达出爱和奉献精神以便把他们收进栏中。但当务之急是要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纲领，这样，他们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搞错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
在所有与信仰有关的事务上，人们需要团结一致，这就产生了著名的会议，称为大公会议。从四世纪中叶开始不定期地聚会，决定哪条教义是对的，哪条教义包含异端萌芽，必须宣判为错误的、不健康的、谬误的和异端邪说的。
第一届大公会议于325年在尼西亚城举行，距离特洛伊遗址不远；五十六年后，第二届会议在君士坦丁堡举行；431年，第三届会议在以弗所举行。后来，该会议在加尔西顿频繁开了好几次，又在君士坦丁堡举行过两次，尼西亚一次，最后又一次在869年回到君士坦丁堡。
这以后，会议在罗马或教皇指定的某个西欧城市召开，自四世纪以来，普遍认为虽说皇帝名义上有权召集此类会议（这一特权的附加责任是给他忠实的主教报销差旅费），但强大的罗马主教的意见决不能等闲视之。虽然我们不知道谁在尼西亚做主持，但后来的会议全由教皇主导，圣会上做的决定没得到教皇本人或他的代表许可，则被认为可以不执行。
于是，我们现在可以告别君士坦丁堡，到更加惬意的西方地区去。
一些人把宽容当作人类至臻美德，而另一些人则把宽容斥为道德软弱之表现，双方在宽容不宽容问题上反反复复争战不休，我不必再对其理论方面加以过多关注。然而不得不承认，教会的支持者在解释缘何残酷惩治所有异教徒时，似乎真能自圆其说。他们是这样说的：“教会跟其他任何组织一样，几乎就像是一个村庄、部落或要塞，必须有总指挥官、有一套固定的法规和细则，宣誓忠于教会的人员都必须遵守。谁若是办不到，只能是自食恶果，被淘汰出局。”
到目前为止，这一切都千真万确、合情合理。
今天，假如一位部长觉得浸礼会的信条难以信服，他可以投靠循道宗；假如他不再相信循道宗制定的教规，他可以成为一神论派，或天主教徒或犹太教徒，甚至印度教徒或穆斯林也无妨。世界很大，大门是敞开的，除了饿肚子的家人，没人会对他说“不”。
但这是轮船、火车和经济机会无穷无尽的时代。
五世纪的世界可没那么简单，要想找一处罗马大主教够不着的地方着实很难。当然，你可以去波斯或去印度，正如许多异教徒所做的那样，但旅途漫长，生还的希望渺茫，就像本人和子孙后代遭到永久放逐一样。
最后，如果一个人实心实意地认为他对基督的看法是对的，说服教会对其教义稍作修改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又为什么要放弃自由信仰的权利呢?
这才是整件事的关键所在。
早期基督徒，无论是虔诚的还是异端的，要解决的问题都只有相对价值，而不是绝对价值。
一群数学家相互把对方送上绞架仅仅因为他们无法在“x”的绝对值上取得一致，这跟济济一堂的博学高深的神学家相比不算荒唐，后者试图规范无法规范的定义，并努力把上帝的实质公式化。
这种自以为是、专横跋扈的态度把持着这个世界，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在此之前，任何人如果基于“我们不可能知道谁对谁错”的想法而提倡宽容的话，实际上是冒着生命危险，通常只能用措辞谨慎的拉丁语表达自己的忠告，最多只有少数一两个聪明绝顶的人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