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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教会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组织。当一切迹象表明世界末日不是迫在眉睫，最后的审判日不会在耶稣死后接踵而至，基督徒在这尘世的“涕泣之谷”还会逗留相当长的时间，人们开始需要相对确定的管理模式。
起初，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到犹太会堂聚会，随着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产生摩擦，非犹太人便把某个人的家当作团契地点，如果信徒（和慕道者）太多坐不下，人们又挪到露天或废弃的采石场。
一开始，这些聚会都在安息日（星期六）举行，但犹太基督徒和非犹太基督徒的关系闹得很僵，后者干脆放弃星期六团契习俗，选择基督复活日即星期日聚会。
这些庄严的庆祝活动既见证了这场运动的通俗性，也见证了它的感情用事。没有固定的演说辞和布道，没有布道者。男人女人只要认为受到圣火的启示就可以站起来见证内心的信仰。有时候，如果我们真相信保罗信中的话，可以看出，这些“说他国话”的虔诚弟兄叫这位伟大的使徒对未来忧心忡忡。他们中大部分人是没受过教育的普通老百姓，没人怀疑他们即兴发挥的劝诫是否真诚，但往往他们过于激动，口气之激烈就像疯了似的。就算教会能经得起迫害，却经不起被人嘲笑。因此，保罗、彼得和后继者试图立下些许规矩，让这种精神宣教和神圣热情不要再陷入一片混乱。
起初，这种努力收效甚微，正常规划有悖于基督教信仰的民主本质，但后来人们有了实际考虑，团契逐步进入固定程式。
他们先朗读一段赞美诗（借以安抚在场的犹太基督徒），然后全体教徒针对罗马和希腊崇拜者唱新谱成的颂歌。
唯一指定的演讲形式是耶稣概括自己全部人生哲理的著名祈祷文，而布道在若干世纪里一直是自发的，只有那些觉得有话可说的人才向人们发表讲话。
但是当聚会越来越多，从来就对秘密社团保持警惕的警察也开始表示关注，这时就有必要选拔某些能代表基督徒跟外界交涉的人。保罗已经高度赞扬了这种天赋或领导才能。他把在亚洲、希腊拜访过的小社团比作在惊涛骇浪里颠簸的小舟，要想在怒海中生存，非常需要聪明能干的舵手。
于是，信徒们又一次集合起来，选出男女执事，就是那些愿做“同工”的虔诚男女，照顾病人和穷人（早期基督徒特别关心的对象），管理社团的财产，处理日常杂事。
再后来，教会的人数愈来愈多，管理愈来愈复杂，非专职人员已应付不下来，只得交托给一小群“长者”，在希腊语中称Presbyter（长老），到我们的话中就是priest（神父）。
许多年后，当每个村庄或城市都有自己的基督教会后，人们开始需要一个共同政策。于是，选出来“监管人”（主教）管理整个地区并与罗马政府周旋。
很快，帝国的所有主要城镇都有了主教，安条克、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城、雅典的主教是出了名的有权势、有教养的人，几乎可以跟行省的最高文武官员平起平坐。
起初，在耶稣生活、受难、死亡的地方主持工作的主教肯定备受推崇，可是，等到耶路撒冷遭到毁灭，盼望世界末日到来、锡安山胜利的那一代人从地球表面消失以后，可怜的主教在邸宅的废墟上发现他已失去原先的名气。
他作为信徒领袖的位置很自然地被住在文明世界首都的“监管人”所取代，后者坐镇于西方伟大的使徒彼得和保罗殉道的地点——这就是罗马大主教。
这个主教像所有其他主教，被称为圣父，这是对神职人员的一种爱称和尊称。经过数世纪，圣父（Papa）这个头衔在人们脑海里逐步变成只是大都市教区主教的称号，当谈到Papa或Pope时，他们只指一个神父，罗马大主教，决不可能指君士坦丁堡或迦太基主教。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我们在报上读到President时，无需加上“美国的”，因为我们知道那是指我们的总统，而不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总裁、哈佛校长或国际联盟主席。
这个名字正式出现在文件里是公元258年。那时候，罗马城依然是盛极一时的帝国首都，主教的权力远不及皇帝的权力大。但随后经过三百年的内忧外患，恺撒的继承人开始寻求能提供更大安全的新家园。他们在帝国的另一处地方的一座城市里找到了，这座城市叫拜占庭，是以一个叫拜扎斯的神话英雄的名字命名的，据说这位英雄在特洛伊战争后不久就到了那里。城市坐落在把欧洲与亚洲割裂开来的海峡旁边，控制着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商道，拥有几个重要的垄断行业，商业价值凸显，斯巴达和雅典就曾为争夺这个富庶的要塞火拼过。
然而，拜占庭在亚历山大时代之前一直是独立的，后来曾短时间地沦落为马其顿的属地，最后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
而现在，历经十个世纪的持续繁荣后，它的金角湾停满了来自上百个国家的船只，当之无愧地被选作帝国中心。
罗马城已是明日黄花，任凭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天知道还有哪些野蛮人的摆布。皇宫已荒置多年，政府部门一个接一个地搬到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去了，城里居民被迫服从数千英里外颁布的法规，这对罗马城公民来说就像世界末日的到来。
在历史领域里，无论刮什么风总不会没有人占到便宜。皇帝没了，主教还在，成为城里最有权势的人物，成为辉煌帝位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继承人。
他们把新获得的独立性利用得精彩极了！因为这个位置的名气和影响力吸引了整个意大利最出色的头脑，他们都是精明的政治家。他们觉得自己是某种永恒思想的代表，因此气定神闲，像冰川一样缓缓流动，按兵不动、伺机行事，不像有些人，迫于眼前压力仓促做出决定，一失足成千古恨。
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一心一意的人，坚定不移地朝一个目标前进。他们所做、所说、所思只受一个愿望引导，那就是荣耀上帝，加强代表世上神圣意志的组织的力量和权力。
他们的业绩如何，下面十个世纪的历史中能见分晓。
当洪水猛兽般的野蛮部落横扫欧洲大陆，当帝国的城墙一面接着一面地坍塌崩溃，当像巴比伦平原一样古老的上千学府机构如同没用的垃圾一样扫地出门，教会却岿然不动，成为岁月的中流砥柱，特别是中世纪的中流砥柱。
然而，最终的胜利是付出了可怕代价的。
从马厩开始的基督教却终结于宫殿。它本来是一种对政府组织的抗议，神父们作为神与人之间毛遂自荐的中介，坚持普通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这个革命团体持续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形成一种新的超级神权统治，相比之下，古老的犹太国家反而成了温和而开明的国家，公民们幸福而无忧无虑。
不过，这也是合乎逻辑、不可避免的事，我马上说给你听。
大多数参观罗马的人都要到圆形剧场去朝圣，瞻仰在那风蚀雨打墙内的圣地，数千基督徒烈士作为罗马专制的牺牲者倒在那里。
可是，虽然在某些场合确实存有对新信仰教徒的迫害，但这些跟宗教上的不宽容关系不大。
纯粹是政治原因。
作为宗教派别的基督教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
只是，假使基督徒宣称自己是自觉自愿的反对派，假使在国家面临外来侵略的威胁时吹嘘自己的反战立场，假使在任何场合都公然违抗国家法律，他们就会被当作国家的敌人来对待。
基督徒根据自己最神圣的信仰来采取行动，这不会给普通法官留下多少印象。当他试图解释自己的顾虑从何而来时，那位官员只会满脸狐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罗马法官也只是凡人而已。被叫来审判那些在他看来不过是拿不值一提的小事做文章的人，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做。长期积累的经验告诉他要远离所有神学争端，另外他还记得许多御旨，命令官吏在处理新宗教问题上要讲策略。于是，他真的在堂辩上讲究策略。可是，当整个辩论归结到基本原则问题时，用逻辑手段已行不通。
最后，地方长官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放弃法律的尊严，二是坚持完全地、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最高权力。但监狱和折磨对这些人毫无用处，他们坚信死后才是生命的开始，允许他们离开这邪恶世界去品尝天堂的快乐，他们只会欢呼雀跃。
因此，在当局和基督徒之间爆发了游击战争，漫长而痛苦。究竟有多少受害者，我们掌握的真实数字极少。根据三世纪著名神父奥利金
的记录（他的好几名亲戚在亚历山大城的一次迫害中丧生），“为信仰而死的真正基督徒是很容易计数出来的”。
另一方面，当我们追溯早期圣徒的生活，看到的是无止尽的流血事件，真不知一个持续饱受谋害摧残的宗教如何能生存下来。
我无论拿出什么数据，都必然会有人把我唤作偏狭的撒谎者。因此我不置可否，让我的读者得出自己的结论。通过研究皇帝德西乌斯（249——251）、瓦莱里安（253——260）的生平，读者能够对迫害最严重时期的罗马不宽容程度形成相对准确的看法。
同样，读者如果想起像马可·奥勒留
（121——180）这样睿智而开明的统治者也承认无法妥善处理基督徒臣民，就会察觉罗马帝国偏远地区的无名小吏履行职责有多难，他们必须抉择要么不忠于职守，要么判处亲戚、邻居的死刑，因为这些人不能或不肯遵守帝国赖以自我保存的几条简单规定。
与此同时，基督徒可不受对异教同胞的虚伪情意牵绊，步步为营地扩展他们的影响。
四世纪后期，罗马元老院的基督徒议员抱怨在异教偶像的阴影里开会很伤他们的感情，在他们的请求下，格拉提安皇帝命人挪走胜利女神的雕像。这座雕像由尤利乌斯·恺撒所建，在大厅里已摆放四百多年。有几位议员抗议不该挪走，没用，只造成其中几个人被驱逐。
就在那时，享有很高声誉的热诚爱国者，昆图斯·奥勒留·西马库斯写下了他著名的信，提出了折衷意见。
“为什么，”他问道，“我们异教徒和我们的基督徒邻居要势同水火?我们仰望同一片天上的星星，都是这个星球的匆匆过客，居住在同一个苍穹下。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终极真理，走哪条路去寻找真有那么重要吗?生存之谜太玄妙了，不应该只有一条路通向正确答案。”
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有如此感受并看到对罗马宽松的宗教政策传统构成的威胁。移走胜利女神的同时，在拜占庭避难的两大对立的基督教阵营爆发激烈的争吵。这场争论引发世上最充满智慧的有关宽容的讨论。哲学家兼作家忒弥斯修斯继续对祖先的神保持忠诚，但当瓦林斯皇帝在正宗和不正宗的基督教臣民之争中有所偏袒时，忒弥斯修斯觉得有必要提醒瓦林斯真正的职责所在。
“有一片天，”他如是说，“没有统治者希望能发号施令，那就是美德这片天，特别是个人信仰这片天。强制手段在这个领域只会造成虚伪和假惺惺的皈依。只有宽容能够避免民事冲突发生，所以统治者最好容忍所有信仰。再说，宽容是神的旨意。上帝已经表明希望有许多不同的宗教，人类为理解神圣奥秘而受到启示的方式，只有上帝才能裁判。上帝喜欢多样化的表示敬意的方式，他喜欢基督徒采用某种仪式，希腊人用另一种，而埃及人又有所不同。”
说得真好，可惜没用。
古代世界已随同它的思想、理想一起烟飞灰灭，任何让历史倒流的努力事先就注定成功不了。生活意味着进步，进步意味着磨难。社会的古老体制迅速分崩离析，军队只是一群图谋不轨的外国雇佣兵暴徒，边界公开叛乱的硝烟四起，英格兰和其他边远地区早已落入野蛮人手里。
在灭顶之灾到来后，以前若干世纪都是担任公职的那般青年才俊发现被剥夺了一切飞黄腾达的机会，只除了一个——教会工作。当上西班牙基督教大主教，他们有指望行使过去曾是总督的权力；当上基督教作家，假如他们愿意毕生专门研究神学问题，肯定会赢得大批读者；当上基督教外交使者，假如他们愿意在君士坦丁堡宫廷上代表罗马大主教，或者接下危险的活儿，到高卢、斯堪的纳维亚腹地去争取野蛮酋长的好感，那笃定能得到快速提升；最后，当上基督教会财务总管，在打理飞速增长的财产过程中，他们准能敛财致富，而这些财产已使得拉特兰宫
的主人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土地拥有者和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
在过去五年里，我们见过同样性质的事情发生。一直到1914年为止，欧洲雄心勃勃而又不靠体力吃饭的年轻人几乎都步入仕途，成为不同帝国、王国军队的陆军、海军军官，跻身于高等司法部门，管理财务或在殖民地多年担任总督或军事领导。他们不指望一夜暴富，但官职的名气大，凭借些许智慧、勤奋、诚实，他们能过上好日子并在功成身退后安享晚年。
这时，战争开始了，把社会结构上的封建残余涤荡干净。底层阶级夺取了政权，少数老官吏年纪太大，无法改变终生养成的习惯，把勋章典当出去，离开了人世。但绝大多数都随波逐流。他们从孩提起受到的教育都是把从商看作等而下之的职业，不值一提。也许从商是不体面，但如今他们不得不在坐办公室和住破房子之间进行选择，为信念而忍饥挨饿的人毕竟总是不多。因此，动乱发生几年后，我们看到大多数原来的文武官员都在做十年前不屑一顾的工作，而且还做得不亦乐乎。另外，由于大多数人的家庭具有数代行政管理经验，善于驾驭他人，他们发现自己可以在新职业里相对游刃有余，反而比过去活得更幸福，并且绝对更阔气。
今天的生意场就是十六世纪前的教会。
那些年轻人的祖先可追溯到赫拉克勒斯或罗穆卢斯
或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们，要他们听命于一个奴隶的后代、朴素的神父，确也不太容易，但这个奴隶的后代、朴素的神父有赫拉克勒斯、罗穆卢斯和特洛伊战争英雄的年轻后代们所需要的，而且是十分渴望的。因此，如果双方都很聪明（很可能如此），他们很快就会惺惺相惜，相处甚欢。这是由于历史又有一条奇怪的规律，表面上改变得越多，本质就越是相同。
自古以来，似乎不可避免的是，总有一小群聪明男女是统治者，一大群不太聪明的男女是服从者。两方的股本在不同的时期冠以不同的名称。一边代表力量和统治，另一边代表柔弱和屈从。它们叫帝国、教会、骑士、君王、民主、奴隶、农奴和无产阶级。但是，人类发展中这个神秘的法则因为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在莫斯科与在伦敦、马德里或华盛顿发挥的作用没有两样，并常常乔装打扮成陌生的模样。它不止一次披着不起眼的外套，朗朗声明对人类的爱，对上帝的献身以及为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的谦卑愿望。在这赏心悦目的外表下隐藏过并继续隐藏着那严酷真实的原始法则——人的第一天职就是活着。讨厌说我们生在哺乳动物世界中的人听到此言一定义愤填膺，他们会叫我们“物质主义者”、“玩世不恭者”等等。他们总把历史当作愉快的童话，所以当发现这也是一门科学时就别提有多震惊，震惊于这门科学也得服从同样的、支配全宇宙的铁律。他们还不如跟平行线法则或乘法口诀表去较劲呢。
就个人而言，我建议他们接受不可避免的规律。
只有那样，历史才会在某天变成对人类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不再是帮凶和同伙，专门帮助那些从种族歧视、部落偏执和大多数同胞的无知中获利的人。
假如有人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那就到我前几页提到的那些世纪的编年史上去寻找证据吧。
他最好再研究一下头四个世纪教会的伟大领袖的生平。
他们几乎无一例外来自古老的异教社会阶层，在希腊哲学家学校受过训，只是在后来要选择职业时才随大流进入教会。当然，其中有些人的确被新思想所吸引，全心全意地接受基督的教诲，但大多数人背离世俗的大师而投靠天国之王，是因为后者提供向上爬的机会大多了。
教会从自己的角度始终是明智而善解人意的，不太追究那些让它的新信徒突然投靠过来的动机，并且，它还小心谨慎地去迎合所有人的口味：向往实际世俗生活的人能得到机会到政治、经济领域去求发展；另一种气质的人，也就是对信仰很有感情的人，尽可能让他们有机会避开喧嚣的城市，能够安静地沉思冥想生存的邪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个人成圣的目标，这在他们看来是灵魂永久幸福的必要条件。
起初，过这种奉献和冥想的生活还是很容易的。
头几个世纪里，教会只是底层人中一条松弛的精神纽带，这些人跟豪宅里的权贵不沾边儿。可等到教会接替帝国做了世界统治者，成为强大的政治组织，在意大利、法国、非洲拥有巨大的房地产时，隐居生活的机会就不多了。许多虔诚的男女开始追忆“美好的往昔”，那时候，真正的基督徒把毕生精力都花在慈善和祈祷上。要想重新获得这种幸福，就得把以前自然生成的氛围人为地重新营造出来。
这种为隐修院的生活方式而发起的运动对下一个千年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教会提供了具有献身精神的、有用的突击部队，用于与东方异教徒和持异端者的战争中。
这一点不应令我们奇怪。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国家里，其文明已经非常非常地古老，人类已筋疲力尽。单是在埃及，自从第一批定居者占领尼罗河谷以来，就有十个不同的文明形态在此兴衰更替；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平原也好不到哪里去。生活的虚无、人类努力的徒劳在上千座逝去的庙堂宫殿的废墟上历历在目。年轻的欧洲人可以把基督教当作生活的美好前景来接纳，这对他们新近获得的精力和热情具有持续的感染力，但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待宗教体验却别有一番滋味。
对他们来说，美好前景应该是从生存的诅咒中解脱出来。在对快乐死亡的盼望中，他们可以逃离记忆中的藏骸所，可以逃到沙漠，独自与痛苦和上帝相伴，不再关心现实的存在。
出于一些奇怪的原因，改革总是对军人特别有吸引力。相比其他人，他们直接接触到文明的残酷和恐怖。再者，他们知道没有纪律就会一事无成。为教会而战的最伟大的现代武士曾是查理五世皇帝军队里的上尉。把精神上的散兵游勇组成独立组织的那个人是君士坦丁皇帝军队的一名士兵，他的名字叫帕科米乌斯，是埃及人。他的服役结束后，参加了一个由某安东尼领导的隐士小团体，这个安东尼是他的同胞，他们一起离开城市，过着与沙漠豺狼共舞的平静生活。然而，孤独的生活会以各种方式摧残心灵，造成某种令人遗憾的过分热诚的虔敬表现，有人会在一根旧柱子顶部盘桓数日，有人则在废弃的坟墓深处栖息（令异教徒大笑不已，而真正的信徒则深感悲哀）。鉴于此，帕科米乌斯决定把这项运动纳入更实际的轨道，他就这样成了第一个修道会的创始人。从那天起（四世纪中期），隐士以小团体的形式住在一起，听从一个被称为“修道会长”的指挥官的命令，这个人任命修道院院长来负责不同的修道院，使这些地方成为上帝的众多堡垒。
在帕科米乌斯346年去世之前，他的修道院理论被亚历山大城主教亚塔纳修从埃及带到罗马，成千上万的人借助这个机会逃离世界，逃离世上的邪恶，逃离那些逼人太甚的讨债者。
不过，欧洲的气候和人的天性使得创始人原来的计划必须稍作修改。在大冬天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可不是像在尼罗河谷那么轻松的事儿。再说，头脑实际的西方人对东方神圣思想似乎包含的展示肮脏邋遢的做法非常看不惯，更别说能得到什么启迪了。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是这样扪心自问的：“早期教会着重强调的那些善行究竟能有什么结果?一小撮身体羸弱的狂热分子住在千里之外潮湿的山洞里，克己禁欲，这又能给孤儿寡妇和病患者带来什么好处?”
于是，西式头脑坚持对修道院制度进行修改，使之更加合乎常理，这项改革的功劳应归属于亚平宁山一个土生土长的努西亚城人，他的名字叫本尼狄克，一致被人称为圣本笃。他父母把他送到罗马去求学，但这个城市叫他这颗基督徒的心感到震惊，他逃到阿布鲁齐山的苏比亚科村，逃到一座遗弃的尼禄皇帝的行宫废墟里。
他孑然一身，一住就是三年。后来，有关他大德行的名声传到了三乡四邻，愿意到他身边来的人数急剧增长，他很快就能招募到足以建起一打正规修道院的人。
于是，他从隐居的密室里钻出来，为修道院制度撰写法规。首先，他拟定了一部章程，章程的每个细节都渗透着本尼狄克的罗马传统。发誓遵守他规定的修士不能指望过上无所事事的生活，除了祈祷和沉思外，其余时间都必须到田里做工。如果因年迈而干不动农活的，必须教年轻人如何成为好基督徒和有用的公民——这项职责他们做得成绩斐然，以至于本笃会修道院垄断教育近一千年，在中世纪的大半时期里，得以培训大多数有特殊才能的年轻人。
作为酬劳，修士们能得到体面的服饰、充足的食物和一张床，每天不工作、不祈祷的那两三个小时可用来睡觉。
从历史角度看，更重要的是修士们不再只是逃避尘世、仅仅有义务为个人死后灵魂做准备的非专业人士，他们成了上帝的仆人，要经过长期痛苦的试用期才有资格获取这个职位。更有甚者，人们希望他们在传播天国的威力和荣耀过程中发挥直接而积极的作用。
在欧洲异教徒中进行的初期传教工作已经完毕。为了不让使徒们做的好事付诸东流，个人的传教工作是不够的，需要定居者和管理者有组织地努力跟上。现在终于有修士们把铁锹、斧子和祈祷书带到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俄国和遥远冰岛的荒野，耕耘、收获、宣教、办学，把人们仅仅有所耳闻的初级文明种子播到那些遥远的国土上。
教皇，整个教会的执行官，就这样把多方面的人类精神力量发挥到淋漓尽致。
梦想者在那寂静的森林里寻到了自己的幸福，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也同样找到了用武之地。人尽其才，没有浪费。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就连皇帝、国王在自己统治的国土上也不敢小视，不得不屈尊聆听那些自称为基督信徒的臣民的意愿。
研究一下取得最后胜利的方式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因为这显示了基督教的胜利来自于注重实际的目标，而不是（像有人所相信的那样）来自于突然勃发的宗教热情。
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对基督徒的迫害发生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统治时期。
奇怪的是，在借助保镖统治欧洲的君王中，戴克里先还不是最差的。他所受的责难是——唉，在那些肩负统治人类使命的人当中这也是司空见惯：他对基本经济规律一窍不通。
他发现自己拥有的是一个迅速解体的帝国，过了一辈子戎马生活的他认为，罗马帝国的软肋就是它的军事体制的组织工作，边防交给殖民地的守军负责，而这些人早已失去战斗力，变成喜欢安逸的乡巴佬，照理应该把野蛮人挡在前线安全距离之外，但他们却把包菜、胡萝卜卖给那些人。
戴克里先无法改变这个古老的制度，于是，他决定建立一支新野战军来摆脱困境，这支军队由灵活机敏的年轻人组成，命令下达几星期内就能奔赴帝国任何一个受到侵略威胁的地区。
这个主意棒极了，但正如任何精彩的军事思想一样，耗资巨大。这笔军费只能以税收形式加在国内人民的头上，可想而知，引起一片强烈抗议，人们声称再多付一个银币就要破产。皇帝回答说他们弄错了，并授予税收官只有刽子手才有的权力，但仍旧无济于事，因为他的臣民不想在正常职业辛苦劳作一年后还亏损，纷纷抛弃家园、牲口，涌入城市成为无业游民。鉴于此，皇帝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大笔一挥，下一道御旨来解燃眉之急，把所有官职、所有手艺、商业都世袭化。也就是说，官员的子孙无论自己喜欢不喜欢，都必须承继父辈的官职；面包师的儿孙尽管有音乐天赋或做典当业的才能，也只能做面包师；水手的孩子哪怕划船过台伯河都晕船，也注定只能一辈子做水手；最后，劳工虽然名义上是自由民，但生生死死都不得离开他们的出生地，从此也就跟普通奴隶无异。这道旨令表明，古罗马共和国已完全蜕变成东方专制国家。
如此极端相信自己能力的统治者，看到一个少数人群体对他的法规只捡自己喜欢的去遵守，要指望他会容忍这个群体继续存在那才叫见鬼了。但在指责戴克里先对基督徒不仁不义时，我们不要忘了他是没有退路可言，他有充分理由怀疑数百万人对帝国不忠，这些人受益于他的保护措施，却不愿承担他们分内的责任。
别忘了早期基督徒没有费心去做文字记录，他们认为世界随时会烟飞灰灭，干吗要浪费时间金钱去写说不定不到十年就会被天堂之火吞噬的东西?但是，当天堂没有降临人间，当基督的生平（经过一百年的耐心等待）被人添油加醋已快面目全非，一个真正的信徒都不知道该信什么时，人们觉得需要一本书真实地阐述这个教义，并附上一些简短的耶稣生平记载和保存下来的使徒的亲笔信，合成一卷名叫《新约》的书。
这本书中有一章叫“启示录”，其中某些引述和预言涉及到一个建立在“七座山”上的城市。众所周知，罗马城自罗穆卢斯以来就是建立在七座山上。这个奇特章节的无名作家确实巧妙地称那座他厌恶的城市为巴比伦，不过，帝国的官员们不必绞尽脑汁就能读懂书中有趣的说法如“娼妓之母”、“世界之恶”的含义。书中还称这座城市饱浸圣人和烈士的鲜血，注定是魔鬼的栖息地，所有恶灵的住所，所有肮脏、令人厌恶的禽鸟的笼子，诸如此类贬损的表述充斥其中。
这些文字可理解为一个狂热分子的谵语，当他想到许多朋友在过去五十年间惨遭杀害，怜悯和愤怒冲昏了他的头脑。但这些文字却成了教会仪式的一部分，在基督徒集会的地方日复一日地重复着，难怪外人会认为这是所有基督徒对台伯河上那座伟大城市的共同心态。我不是说基督徒没有十足的理由这样做，但我们也不能责怪戴克里先实在难以分享基督徒的热情。
但还不仅仅如此。
罗马人开始越来越熟悉整个世界以前还闻所未闻的一个称呼，这就是“异教徒”。“异教徒”这个名称原来指那些“选择”信仰某种教义的人，或像我们所说的，一个“宗派”。但渐渐地，其含义缩小到指选择相信某种不“正确”、不“健康”、不“真实”、不“正宗”的教义——在正规成立的教会权威眼里。因此，拿使徒们的话来说，他们是“持异端的、不健康的、虚假的、永远错误的”。
少数几个坚持古老信仰的罗马人名义上免遭异端罪名的责难，那是因为他们避开基督教会，严格地说，他们的个人观点不足为论。但当读到《新约》中的某些片段，皇帝的威严照旧受到打击——“异端学说是可怕的恶魔，就像通奸、不洁、淫荡、偶像崇拜、巫术、愤怒、倾轧、谋杀、反叛和酗酒一样可恶”，诸如此类不雅的字眼我在这一页上就不一一重复。
所有这些导致摩擦和误解，摩擦和误解导致迫害产生，罗马监狱又一次塞满了基督徒囚徒，罗马刽子手的纪录中又添加了不少基督徒烈士。血流成河，却无济于事，最后，戴克里先彻底绝望了，干脆回到达尔马提亚海滨的家乡萨洛马城，辞去统治权，一心一意地在后院种起特大包菜，这个消遣甚至更加刺激，令他乐此不疲。
继任者没有继续执行镇压政策，既然靠武力无法根除邪恶的基督教，他决定在这桩糟糕透顶的交易中获取最大利益，给敌人一些优惠政策以取得他们的好感。
这是313年发生的事，第一个正式“承认”基督教会的殊荣就落在一个叫君士坦丁的人头上。
有朝一日，我们会有一个国际历史修编委员会，所有带有“大”字头衔的皇帝、国王、教皇、总统、市长都得在委员会面前申请这个特殊称号，站在这个法庭前面的候选人中有一个我们需要特别注意，那就是上面提到的君士坦丁大帝。
这个野蛮的塞尔维亚人在欧洲每一个战场上挥矛驰骋，从英格兰的约克杀到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拜占庭，别的且不说，他杀了自己的妻子、姊妹的丈夫、自己的侄儿（七岁的孩子），还有其他地位稍低的亲属。但尽管如此，他在进攻最危险的敌人马克森提之前突然露怯，贸然决定争取基督徒的支持，就因为此，他被冠以“摩西第二”的美名，最后被亚美尼亚、俄国教会奉为圣人。至于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野蛮人，只是表面接受基督教，临死还想从冒热气的祭羊内脏解读未来，这些都忽略不计了，只因为他下了一道著名的宽容令，向他心爱的基督徒臣民保证，他们有权“自由表达个人见解，不受干扰地在聚会点集会”。
四世纪上半叶的教会领袖就像我上面反复提到的，都是务实的政治家，当他们终于迫使皇帝签署了这条值得纪念的法令后，就把基督教从名不见经传的教派提升到正式国教的地位。但他们心里知道这是怎么得来的，君士坦丁的后继者也清楚这点，虽然他们极力用洋洋洒洒的华丽辞藻来掩盖，但这个安排始终没有完全脱去最初的性质。
* * * * * *
“救救我，威力无比的统治者，”皇帝狄奥多西
的牧首内斯特叫道，“让我战胜教会的所有敌人，我会给你天堂作为酬谢。支持我去打倒反对我们教义的人，我们也会支持你打倒你的敌人。”
在随后的两千年里还有其他此类交易。
但没有几个如此赤裸裸的，基督教由此而登上权力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