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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人们有时拿这一点来作为基督教源自天界的铁证。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跟我不相干，但我认为，绝大多数罗马人被迫居住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恐怕这跟早期传教士传达的充满人情味的信息一样，也是造成传教成功的因素。
到目前为止，我已向你描述的只是罗马人的一面——军人、政客、富有的制造商、科学家、幸运儿的世界，这些人潇洒豁达地居住在拉特兰山坡上，或坎帕尼亚的山丘河谷里，或那不勒斯湾旁。
但这仅仅是一个侧面。
在郊区拥挤的贫民窟里，看不到什么繁荣昌盛的迹象——那种激励诗人讴歌太平盛世，激发演说家把屋大维
比作朱庇特的繁荣昌盛。
绝大多数人住在一排排没有尽头的、过分拥挤臭烘烘的简陋出租屋里，对这拨人来说，生活不过是无止尽的饥饿、流汗和痛苦。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却听到一个好神奇的故事，大海彼岸的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位朴素的木匠，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换取日用的面包，他爱护穷人和受压迫者，因此遭到残酷而贪婪的敌人杀害，这故事多么逼真切实啊。当然，他们都听说过密特拉神、伊希斯和阿斯塔蒂。可这些神都死了，好多好多年前就死了，人们只能通过道听途说来了解他们，而故事的讲述者也死了好多好多年了。
可是，拿撒勒
的约书亚、基督、希腊传教士称为受膏者的那一位却不同，他刚刚来过这个世界，假如他碰巧在提比略皇帝统治时期到过南叙利亚，说不定许多活着的人还有可能认识他，听过他的宣讲呢。
还有其他人，街角的面包师、邻街的水果贩子，曾在亚壁古道的阴暗小花园里跟某个彼得聊过，就是那个迦百农村庄的渔夫，他确实在各各他山附近逗留过，而且就是在那一个可怕的下午，那位先知被罗马总督的士兵钉在了各各他山的十字架上。
要想知道这个新宗教为什么突然之间受到众人的欢迎，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情形。
就是这种近在眼前、历历在目的感觉使得基督教比其他宗教更具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上耶稣对所有民族中底层穷苦人表现出的无限爱意深深浸透在他的每一次宣讲中。至于他是否完全以追随者所用的语言表达出这一点并不重要，奴隶们有耳朵，听得懂。他们在这对辉煌未来的高尚承诺面前浑身颤抖，第一次看到了新的希望之光。
终于听到了能使他们获得自由的话语。
他们不再是贫穷而低贱的人，不再是这个世界的权贵眼里一道丑陋的风景线。
相反，他们是慈父的宠儿。
他们会拥有这个世界，丰丰满满地拥有。
他们会分享到许多不可一世的达官贵人得不到的快乐，那些人当时仍深居在萨谟奈的高墙大院里。
这一切构成了这个新信仰的力量，基督教是第一个给普通人机遇的实实在在的宗教。
当然，我现在谈的基督教是一种心路历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我想说明在一个充满腐朽奴隶制的世界里，喜讯如何快速并以激情澎湃的燎原大火之势蔓延开来。可是，历史少有对个人的精神历险表示关注，无论他们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除非这些可怜虫有效地组成国家、行会、教会、军队、兄弟会和联盟；除非他们开始听从一个领导人的指挥；除非他们积攒了足够缴税的财富，能够为征服他国的目的而被强征入伍。只有这样，编年史学家才会给予认真的关注。因此，我们对早期教会了解甚多，对教会真正的创立者却知之甚少。这的确是憾事，因为早期基督教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有趣的事件。
最终建立在古老帝国废墟上的教会是两种互为冲突的利益结合体。一方面它捍卫支持了基督教导的爱和仁慈的博大理想，但另一方面它根深蒂固地跟狭隘贫瘠的地方主义捆绑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拉开了耶稣的同胞与世界其他民族的距离。
简单地说，教会结合了罗马的效率和犹太人的不宽容，对人的思想构成一种行之有效但有悖情理的恐怖统治。
要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必须回到保罗的时代和基督死后的五十年间，我们要牢牢抓住一个事实，那就是，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内部开始的改革运动，是纯粹的民族运动，一开始就对犹太人的统治者而不是别人构成威胁。
耶稣活着的时候恰好是法利赛人
当权，他们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这场宣传鼓动咄咄逼人地向只建立在野蛮武力基础上的精神垄断挑战，他们自然非常害怕其最终结果。为了不被消灭，他们惊惶失措地行动起来，在罗马当局还没来得及干预并带走他们的敌人之前，赶紧把他送上绞架。
已经无法断定耶稣如果活着会做什么。他还未把信徒组织成特殊的宗派，还未给追随者留下任何文字材料告诉他们如何行事，就早已被杀害。
然而，这貌似灾患，实为福泽。
缺乏诉诸文字的规定，缺乏一整套固定的清规戒律，他的信徒可以自由地追随他话语的精神实质而不是一纸律法。假如他们受一册典籍约束，很可能就只会把毕生精力投放到诱人的逗号、冒号的神学探讨上。
假如真是那样的话，除了几个专职学者外，当然就没人会对新信仰表示丝毫的兴趣。基督教又会跟其他老宗教如出一辙，那些宗教从精心构思的书面计划开始，其结局是警察把那几个神叨叨的神学家扔到了街上。
事隔两千年，我们注意到基督教给罗马帝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真不知道罗马当局怎么几乎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平息这场运动，要知道它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危险不亚于匈奴人或哥特人的入侵。他们当然知道这位东方先知的命运在家奴中引起了巨大骚动，女人们争相告知天国之王将重现人间，还有不少老人郑重其事地预言世界将很快毁于一团大火。
但贫困阶层也不是第一次对新的宗教领袖大发歇斯底里，很有可能这也不是最后一次。警察只需保证这些两袖清风的宗教狂不扰乱社会治安即可。
仅此而已。
警察的确关注过，但没有机会下手。新宗教追随者的行为堪称楷模，他们不企图推翻政府。起初，有些奴隶还指望上帝给予的平等父爱、人与人之间兄弟般的关系暗示着旧有的主仆关系的终结，可使徒保罗急忙解释他所说的王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灵界，世上的人们最好随遇而安，把希望寄托于来自天堂的终极恩典。
同样，许多做妻子的，不满罗马帝国制定的苛严的婚姻法对她们的束缚，匆忙得出结论说基督教与妇女解放和男女之间绝对平等是一致的，可保罗又一次站出来，用几封颇有策略的信恳求心爱的姊妹们不要有这些极端的念头，这会让保守的异教徒起疑心；说服她们继续保持半奴隶状态，因为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这是女人该守的本分。所有这些都表明基督教传教士对法律的尊重是值得称道的，因此，在当局看来，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周游各地、随心所欲地传教布道无伤大雅。
但历史常常如此，普通民众比起他们的统治者更缺乏宽容。仅仅因为穷，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是有高尚情操的公民——那种人只要良心允许他们做出积累财富所必须做出的让步，就有可能富足快乐。
罗马的无产阶级已在数世纪的吃白食和免费观看拳击赛中堕落了，自然也脱不了这种俗套。神情肃穆的男女全神贯注地聆听有关一个神的荒唐故事，那个神竟然像普通罪犯一样丢脸地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这些男女竟然还为朝他们聚会扔石块泥沙的暴徒高声祈祷，竟然还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事，起初见到这情景，老百姓感到一种粗俗的快意。
然而，罗马的祭司对这种新宗教的兴起可就做不到不闻不问。
帝国的宗教是国教，包括在某种指定场合进行某种庄严的献祭仪式，是要收费的，这些钱用来供养神庙的高级祭司。现在成千上万的人抛弃旧神庙去另一个教堂，什么费用都不要，这意味着祭司们面临着收入急剧减少的危险。他们当然高兴不起来了，很快就开始高声咒骂不信神的邪教徒，谴责他们竟然背叛祖先的神，向一个外国先知焚香顶礼膜拜。
城里还有一群人更有理由恨基督徒，就是那些苦行僧和托钵僧。他们是瑜伽信徒、伟大而独一无二的伊希斯教、伊师塔教
、巴力教、西布莉教和阿提斯教的解经大师，多年来一直倚靠轻信愚昧的罗马中产阶级过着优裕轻松的生活。如果基督教只是一个对手组织，为其独有的启示收取可观的费用，这个包括巫医、看手相师、巫师在内的行会也没什么好抱怨的，生意终归是生意，大家都吃预言这碗饭，分点生意给他人做也无妨。但这些基督徒竟然分文不取——遭天杀的愚蠢想法！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拿出来接济饥民，把房子腾出来给无家可归的人住，还什么都不要！显然这太过分了，除非他们有什么秘密收入来源，不然根本就做不到，但这也无处可查。
这时候的罗马城不再是家道殷实的自由民的天下，而是帝国各处来的、成千上万被剥夺了财产的农民的临时居住地。这群暴民遵照那支配乌合之众行为的神秘法则，看不惯那些特立独行的人，对那些不为别的，只想过正派、节制生活的人不信任。至于见面就热情寒暄、喝喝酒，偶尔也替人埋单的人倒是不错的邻居、好人，但那种自命清高，不看圆型剧场的斗兽表演，见到战俘在卡匹托尔山大街被拖拽着示众也不欢呼喝彩的——那种人大煞风景，是整个社会的敌人。
公元64年，一场大火把罗马城的贫民区化为灰烬，成为第一场有组织的反基督徒暴行的导火线。
起初，谣传尼禄皇帝醉酒后异想天开，命令在首都燃起一把火，好让他摆脱贫民窟，再根据他的计划重建这座城市。可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都是那些犹太人和基督徒的错，他们老是互相传告说幸福的那一天就是从天堂降临大团烈焰，把恶人之家烧个干净。
这种说法一开始未受到阻力，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有个老妇人听到基督徒跟死人对话。另一个人说他知道基督徒偷小孩子，割破孩子的喉咙，把血涂抹在他们那怪怪的神的祭坛上。当然，没人真正看到他们干过这种丑恶勾当，但只是因为他们太狡猾了，贿赂了警察。这一次他们可跑不掉了，被抓个正着，他们要为这些卑鄙行径付出惨痛代价。
到底有多少信徒在这一次被处私刑而死，我们不得而知。似乎保罗和彼得都遇害了，因为从那以后，再未听到过他们的名字。
不消说，这次愚蠢的公众行动毫无意义。烈士们大义凛然地奔赴刑场，本身就是对新思想的最好宣传，每一个死去的基督徒后面都有十几个迫不及待要接替他位子的异教徒。当尼禄做出他短暂而无聊的生涯中唯一一件体面的事（他于公元68年自杀），很快，基督徒又回到他们常去的地方，一切如旧。
这回罗马当局有了一个巨大的发现，他们开始怀疑基督徒跟犹太人不是一回事儿。
不能怪他们先前搞错了。上个世纪的历史学研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犹太会堂是新信仰通向世界的流通中心。
别忘了耶稣自己是犹太人，他始终严格遵守古老的祖制，几乎专对犹太人宣讲。他只有一次短时间离开过祖国，但他给自己下达的任务都是与犹太人、靠犹太人、为犹太人完成的。而且，他所讲的也没有哪条给普通罗马人的印象是基督教与犹太教存在明显区别。
耶稣想做的仅此而已。他清楚地看到老祖宗的教会存在可怕的弊端陋习，他大声疾呼，有时也成功地反对过这些不良现象。但他的斗争仅限于内部改革，似乎从未想过创立一个新宗教。要是有人提醒他这种可能性，他肯定认为这个主意荒唐无比而不予理睬。然而，就像他之前和之后的改革家一样，他被逼到身不由己的地步，想妥协都不可能。唯独过早的死亡使他摆脱掉路德和许多其他改革倡议者的命运，后者都困惑不已地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全新宗派的领头人并被原来所属的组织拒之门外，其实他们不过是想在内部做点好事而已。
耶稣死后多年，基督教（用上一个当时还未形成的名字）只是一个犹太教的小分支，在耶路撒冷、朱迪亚村、加利利村有为数不多的支持者，从未超出叙利亚省的范围。
就是盖厄斯·朱利厄斯·保罗，一个犹太血统的正式的罗马公民首先认识到把新教义向世界推广的可能性。他所遭受的磨难让我们看到犹太基督徒对一个世界性的宗教而不是纯粹的民族教派有多反感，这种民族宗教只能对本民族开放。他们恨这个既向犹太人又向非犹太人宣教的人，其仇视程度足以让保罗最后一次耶路撒冷之旅重蹈耶稣的覆辙，亏得他持有罗马护照，才把他从群情激愤的同胞手里解救出来。
但还是需要罗马军队的半个营护送他到那个海滨城市，从那儿走水路到罗马受审，这个著名的审判终究没有举行。
他死后几年，他生前最害怕也是他反复预言的事真的发生了。
耶路撒冷毁在罗马人手里。在耶和华圣殿的地基上建起了荣耀朱庇特的神庙，城市改名成埃利亚·卡匹托利纳，朱迪亚本身成为罗马的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原居民不是被杀就是被逐，不得在废墟的数英里范围内居住，违者格杀勿论。
他们的圣城万劫不复，对犹太基督徒来说是灭顶之灾。在随后的若干世纪，在内地的殖民地，也就是朱迪亚的小村子里，仍能看到一些奇怪的人称自己为“可怜人”，他们用极大的耐心和终日不绝的祈祷来等候近在眼前的世界末日，他们就是耶路撒冷的老犹太基督徒的残余。我们在五、六世纪的书籍中常能找到他们的身影。由于远离文明，他们形成了自己怪异的教义，对使徒保罗的痛恨占有显著地位。然而，这些所谓的拿撒勒派、伊便尼派在七世纪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伊斯兰教把他们斩草除根。不管怎么说，即便他们再存活几百年，也无法扭转这个必然的局面。
罗马帝国把东西南北的周边地区全部纳入一个巨大的政治联合体，已具备产生统一宗教的条件。基督教简单实用，充满直接吸引力，注定要脱颖而出，而犹太教、密特拉教则注定走向没落。可不幸的是，新信仰从未摆脱一些显然是违背初衷的不良特性。
把保罗和巴拿巴从亚洲带到欧洲的小船承载的是希望和仁慈。
但另一名乘客也偷偷溜上了船。
他戴着神圣和美德的面具。
面具之下却烙着残忍和仇恨。
他的名字就是宗教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