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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
二十多年前在中国出版房龙的《宽容》中译本，是我个人出版活动史上一件值得一提的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阴差阳错，我受命主持三联书店编辑部。那时，三联书店还没独立，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但是，随着《读书》杂志的创办，三联书店的名声显然逐渐彰显。一些前辈也正在筹备三联书店独立的事宜。德高望重的胡绳同志就为此多次说过意见。
在改革开放的一片新的举措中，我不大着意出版中国学人的个人专著和论集。不是不重视，而是由于范用同志当时是人民出版社领导班子中分管三联编辑部的社领导，他团结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从《傅雷家书》到李洪林、王若水等的文集，全由他一手张罗，我们凑现成就是。我要做的是，设法出一些翻译书。
出翻译书，一直是我兴趣所在。我当时接触多的前辈，也喜欢同我谈这方面的事。陈原同志最关心我的工作，他总是主张用外国人的口来讲中国改革开放中应该说的话。外国人中当然首先是马恩的故事，如他再三要我学习和宣传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李慎之同志也愿意同我聊外国的事情。他在出版翻译书方面的主张很明确：要向后看。他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离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定距离。因此，他鼓励我从二战前后的西方书籍中去找寻选题。还有一位董乐山同志，我们也常聊天。他更明确地主张“借题发挥”。他当年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是我经手的“灰皮书”的第一本，那时就十分清楚他的用意所在了。
我当然要把这些想法向范用同志报告。他很赞成这些看法，并提出一个具体意见：要我发掘一下上海在四十年代出过的翻译书，因为他记得他们当年的思路就同这接近的。
这样，我终于找到了房龙。凭我的英文直接读房龙那些原文书是很艰难的，我找到的是房龙的旧译本。这一下子打开了思路，赶紧找原书，物色译者。暂时没找到译者，就由编辑部自己来翻。于是，《宽容》中译本就在三联书店独立前夕出版了。出版以后学术界影响很大，我记得吕叔湘老人就专门对我说起这书，表彰这题材选得好，同时也指出当年译本中的若干缺失之处。
尽管有那么多“后台”，可是说实话，我当年出这书还是胆战心惊的。三联书店在此前二十来年出过《胡适思想批判》八大本，我不是责任编辑，但深知其中经过。《胡适思想批判》起初决定用人民出版社名义出，领导机关临时改变，用三联书店名义出。打这以后，我的心眼里就把三联书店同胡适划清了界线。那么，现在来讲宽容是不是会宣扬了胡适?我当时心中没底。无奈，我还是老办法：用不宽容的办法做出版。这是我出版生涯中学来的重要的一招：不宽容作者多说多话，尤其是不让外国作者多说不得体的话。于是，中译本中讲宽容过于明白的地方，我都在决不容许外国人乱说乱话的不宽容思想指导下，一一设法删去。记得特别要删的是房龙批评前苏联不宽容之处。
尽管这样，在二十多年前，中译本还是销得很好。因为我们在这以前的年头里实在被“不宽容”统治得太久了。
作为一个过来人，特别感谢现在的出版社能在真正宽容的思想指导下，出版了《宽容》新译本。这是我这年近八十的老迈之徒赎罪的好办法。
二零零九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