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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元旦，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一番号令，万象更新，等到学生们度完寒假，重返文溪高小时，学堂已按照新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规定，改称为“学校”了，那个学监也有了新名，叫“校长”。然而，对学生们影响最大的，还是教育法令宣布对前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的废止，初小、高小的学生再也不用读经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提倡“五育并举”，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
这对靠着读经功夫授课的先生们来说，可是出了大难题。指望着新教科书指点吧，有关部门一时半会儿编印不出来；靠着自己的理解以救燃眉吧，说透了，这不等于是巾生扮了小花脸，自己出丑吗？于是三五天捱下来，学校里乱了套，闹哄哄的，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
不过，这种状况对戴徵兰一伙倒是很合脾胃，他们早就对旧学堂的规矩厌烦透顶，只要是对着干的勾当，心里一百个愿意，更何况现在又有了政府的号令，大旗一挥，猎猎作响，一个个都成了冲击旧秩序的陷阵者，并且还追逐社会上正流行的结社风，发起成立了一个叫“青年会”的组织，以宣传讲卫生、禁止吸鸦片和反对女人缠足为宗旨，玩起了新潮。
戴徵兰是发起人，会长的位置自然不会留给别人。周念行笔头功夫不错，诸如“青年会”发起宣言、征集会友启事等舞文弄墨的事，都归他操持，毛善馀写得一手好字，戴徵兰选他当了书记员，总之，丁归丁，卯归卯，大小角色安排停当，“青年会”的活动便风风火火地展开了，逗得那些平时也为旧规矩所累的学生们技痒，纷至沓来，一下子搞得阵容壮大，名头响亮，成为学校里最显眼的学生组织。
毛善馀从来没有经历过自己当家、一呼百应的场面，尤其是看到曾经仰为泰斗的校长先生在戴徵兰面前平和谦恭的姿态，陡然间觉得体魄撑大了，许多过去敢想不敢说，或是敢说不敢做的禁锢，一下子都解放了。
然而，孩子的顽性，怎及得上革新家们的理念，“五育并举”，到了“青年会”手里，便另有一番新内容：“军国民教育”成了每天早晨玩刀弄棒的习武活动，发展到后来寻衅打群架成了家常便饭；“实利教育”，开始还讲究名正言顺，搞个木工部，学点儿手艺。再往后渐渐地离谱，制成的小家具索性被拿到街上卖掉沽酒喝；“公民道德教育”更不像话，只要到“青年会”里转一转，那种烟雾缭绕、酒气熏人、赌具满地的场面，谁都知道最需要接受道德教育的是准；至于“美感教育”，几乎无从启口，除了议论女人的面孔和身段，就是唱唱黄色小调。后来有人回忆这一时期毛善馀的表现，说他赌钱喝酒均有爱好，也喜欢谈论女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不像戴徵兰那么粗放，那么直抒胸臆，而是跟在后面应合，不随意挑头发动话题，不大声作惊人之语，即便笑，也常常是有容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