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35年蒋介石来到浙江警校视察，戴笠召集文强、王孔安、毛人凤等人听他的训话。并做了题为《特务工作人员的基本修养》的讲话。这一天，蒋介石很和蔼，从头至尾没骂一句“娘希匹”。毛人凤毕恭毕敬地站在台下，对领袖表现出无限的敬仰。此时他明白以他的地位和成绩，没办法引起蒋介石注意，当蒋介石和戴笠亲热谈话，他内心羡慕，……蒋介石对特务工作一向是讳莫如深的，很少有系统的讲话，也从来不以书面见诸文字。甚至，对戴笠、陈立夫、徐恩曾等人交代任务，也没有第三者在场，害怕给人留下口实。而这一次的讲话却是一个例外，在做完长篇讲话之后，又反复强调两句话：“第一，绝对服从命令，尤其是在西北地区建立特工网络，加强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耳目与手脚的特殊功能。”
毛人凤认真地揣度蒋介石的意思，分析出今后的工作重点将移向西北。为了早日建立功绩，毛人凤主动向戴提出愿意调往西北。
戴笠听罢很高兴，拍着毛人凤的肩道：“善余兄果然不是一位平凡角色。你不提出来，我都有这个意思。我总想你出山较晚，资历太浅，甚至根本不知道外勤工作的运作方式。我若硬提拔你没有人服，很难开展工作。目前西北很热闹，是一个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去了之后，一方面要熟悉情况，另一方面争取做出成绩来。”
毛人凤点头表示领会。
特务处成立之初，戴笠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对华北各省渗透得较晚，对西北地区抓得更晚。从1932年至1933年，西北陕甘地区只有一些零星的情报活动，直到1934年，才开始由陕西华阴人、黄埔第一期生马志超担任陕西省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市警察局长。马志超原任蒋介石嫡系八十师团长，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失败，一怒之下才奔到戴笠麾下。戴笠的原则是：但凡有黄埔老大哥来投奔，不管是“饭桶”或“草包”一律来者不拒。原因是，一则可以提高他这个黄埔六期生的身价，二则可以加强特务处的“黄埔系”色彩，增强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三则可以运用老大哥的关系，呼朋引友，加强特务处的实力。一举三得。此时，戴笠急于加强西北地区的特务活动，马志超是老陕西人，人地相宜，立即被派往陕西。这就是戴笠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省站组织。
这次，毛人凤将调任西安行营办公厅从事情报工作。
临行，戴笠又反复叮嘱道：“到了西安，你要特别注意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东北军里面有不少军官抱有怨恨情绪，不识大体，消极对待国内剿共。杨虎城虽是个大字不识的粗人，但他系刀客出身，非常狡猾，他是不会拒绝共产党的。一旦他们联手，那么西北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复杂，难以收拾局面。”
毛人凤咬紧嘴唇，默默地记住了戴笠的话。
这一年的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紧张了。
蒋介石急调在湖北境内“剿总”的十几万西北军昼夜开往西北，由张学良以“西北剿总”副总司令的身份，指挥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共三十万大军与红军作战。为适应西北剿共的需要，戴笠除迅速成立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区的特工活动之外，又相继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等省一级的组织，单就针对陕甘宁边区而建立的特务组织就达二十多个。为了加强情报的传递速度，提高特工效率，戴笠下令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支台，在西北各省站建立无线电分台，配置各地特务组织的电台达到三十座左右。除此之外，戴笠对西北区还规定了四个工作对象。
第一个工作对象是红军，要求西北区以“看不见的力量”，一方面广泛搜集红军的军事情报，供蒋介石和西北“剿共”时做进剿决策的参考，一方面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后方各地大肆搜索侦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及爱国青年学生，以维护蒋管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
第二个工作对象是张学良和东北军。重点监视和控制张学良手下一批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和进步人士的活动，防止他们有怨恨情绪，消极对待“剿共”。
第三个工作对象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在西北方面，戴笠对杨虎城的注视是仅次于共产党的。
第四个工作对象是驻防在西北地区的中央军。
戴笠对西北地区形势最忧虑的是害怕张、杨一旦联手，共同消极“剿共”，要求抗日救国。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那就会完全打乱以致延误蒋介石一再强调的“剿共”大局。毛人凤的具体工作是充分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下级军官之间的不和，扩大裂痕，挑拨两军关系，实行分而治之。当时，毛人凤要利用这种机会的确是很多的。1935年冬，十几万东北军开赴西北，大批东北人拥入西安，但并不为十七路军欢迎。“西北剿总”成立之初，连一个办公地址都找不到。双方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从居住争房、看戏争座到上街争路，动辄争吵打架，甚至相互开枪，双方有很大的恶感，以致一些中上层军官也疑忌对方将有不利举动等等。毛人凤便指挥西北区的特务们借此大肆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企图使之火并。
但是毛人凤没想到张、杨都是国民党军队中极有政治头脑的高级将领。他们都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是一个“分则共亡、合则同存”的利害关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张学良叫自己的朋友高崇民到西安，介绍给杨虎城认识，专对双方的中上层关系做沟通工作，立见成效，为了麻痹特务处西北区、毛人凤的监视活动，张、杨进一步商定了“暗通明不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以掩护双方的关系，避免蒋的怀疑。果然，张、杨的这一手不但瞒过了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复兴社、特务处、CC派、政训处等各个方面的特务，以戴笠如此机警过人、老奸巨猾的人居然也被瞒过。然而没多久，毛人凤领着他的情报股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了一批至关重要的情报。他把这批情报交给江雄风，江雄风又把它转给戴笠，戴笠如获至宝火速汇报给蒋介石。
在这之前，蒋介石以避五十大寿为名，来到中原古都洛阳，先后往返于西安、济南、太原、兰州之间，与各方面的军政大员进行会谈，秘密进行军事上的部署，催促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对陕北红军进攻，然后集中数十万中央军完成对红军的最后一击。
话说戴笠拿着毛人凤搜集的情报，向蒋介石做紧急报告。由于这事情来得急促而重要，使蒋介石大为烦躁。
戴笠道：“现在西安最普遍的谣言，是说张学良的东北军将与红军合作，成立抗日联合战线。”
“有具体的事实没有？”蒋介石急问。戴笠掏出一些报纸、文件，报告道：“东北军往来剿共，已经到过不少地方，他们不但没有同红军结下不共戴天之仇，相反的，他们已经变成了朋友。东北军最糟糕的一点是认为打内战很无聊，他们真给红军动摇了。众口一辞地说，东北军现在只有一种愿望：打回老家去！他们说日本人奸淫烧杀，使他们家破人亡，这个仇他们是非报不可！有一个美国女记者韦尔斯最近去过一次西安。”戴笠把一份1936年10月5日的《纽约太阳报》搁在一边：“这份报纸是我设法找到的，上面登载她的访问记。译文说，在中国西京——西安，一种危机正在负有剿共责任的张学良将军部下极端抗日的军队中发展着。这些军队从1931年的二十五万人减至目前的十三万人，都是失去家乡的人。他们念念不忘老家，厌恶内战，痛恨政府的对日本不抵抗政策。下级士兵的态度，可以说是容易叛变的，这种情感甚至已传到高级军官那里。”
“她倒是一番好意，”蒋介石咬咬牙：“希望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她还说些什么？”
“韦尔斯还同张学良见过面。”戴笠念下去道：“用张学良的话来说，只有抵抗外来侵略（那就是停止内战），才能出现真正统一的中国。如果政府不服从民意，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最重要的，这位地位仅次于蒋委员长的副司令说：如果共产党能够诚意合作，抵抗外来的侵略者，这一个问题或许能够和平解决。”
“这真是汉卿说的话么？”蒋介石冷冷地问道。
“是的。”
“今天到此为止。”蒋介石搓搓手，不置可否。
两天后，蒋介石回到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小憩。戴笠又匆匆从南京赶来，向他递交一份更重要情报：“根据西北区江雄风、毛人凤的紧急报告称，张学良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正在进行秘密接触，很有可能做出一些对党国不利的事情。”蒋介石大惊，立即下令密切督视。戴笠得到命令，又把这任务交给毛人凤、江雄风。这任务重大，且十万火急，尤其困难重重，好比虎穴探子，豹口拔牙，恰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戴笠一份密电，把毛人凤召了回来。
毛人凤百思不得其解，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还有什么事情比手头要干的工作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