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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暮春，毛人凤揣着戴笠亲笔写的派令，从南京前往杭州浙江警官学校。此前，他已正式履行过加入特工的宣誓仪式，并被叙为上尉军衔，这与毛万里的少尉起点相比，显然是高了一层。另外，他听兼理特务处本部庶务的张冠夫介绍，过去特务处刚创建时，各人的薪水都是按资格裁定的。以黄埔军校的出身为例，第一期毕业的，每月80元；第二期毕业的，每月70元；递减至第六期，是每月30元。毛万里来这儿时，经济状况有些许好转，但也只能比照五期生，每月拿40元。而毛人凤初来乍到，戴笠亲自指定他的月薪是90元，足见，戴笠对他的重视与信任。临行前，戴笠又把毛人凤召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表明用意。照戴笠的说法，杭州警校其实相当于特务系统中的“黄埔军校”，凡是他有心栽培的人，都必须先从那里干起，一上任，便有了当先生的身份，而后才算得上正宗。
然而，到达警校后，毛人凤才发觉事实与想象距离甚远。校长赵龙文或许看在戴笠的亲笔派令上，还算客气。顶头上司王孔安却是冷模冷样地毫不假以辞色，指派他一个区区文书之职，整天坐在冷板凳上抄抄写写。特派员办公室里，除了书记长以外，还有一批政治指导员，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黄埔”出身，一个个心高气傲、自以为是的模样，根本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想怎么差遣就怎么差遣，换了别人，简直无法容忍。这时，毛人凤才体会到戴笠临行前对他说的一句话：“慢慢地熬资格吧。”熬资格的日子真不好受，除了要容忍以牌子名义压人的鄙视外，时不时地还要受“夹板”气。说来这也是戴笠自己资格有限（黄埔六期生），且又为人悍狠的结果。这批“黄埔生”当面不敢不敬，背后常拿戴笠引进特务处的江山同乡开涮。毛人凤来到浙江警校不久，就得了“大毛”的绰号。原来，此前已有了“老板”身上“三根毛”的说法。毛万里是一根，再就是戴笠的妻舅毛宗亮与机要秘书毛钟新，现在加上毛人凤，算是“四根毛”了。为了加以区别，这些贫嘴的家伙就把年龄最大的毛宗亮称作“老毛”；年龄最小的毛钟新叫“小毛”；剩下的毛氏兄弟就是“大毛”、“二毛”了。平时，这些奚落人的绰号，让毛万里当面听到，一场争斗决免不了。惟独毛人凤听之受之，神情泰然。时日一久，“大毛”的名头叫顺了嘴，毛人凤三字倒成了生疏的符号。有一天，书记长王孔安在办公室里召集政治指导员们开会，会议进行到中途，校长赵龙文把他找去商量要事，耐不住寂寞的“黄埔生”趁机开起了玩笑，毛人凤自然又是众人取乐的对象。有人说：“大毛，你过去叫毛善馀是不是？还有二毛，叫毛善高是不是？”毛人凤不得已地点点头，眼睛仍盯在笔尖上，“忙”着抄写。那人接着说：“我们乙班有个学生，也是江山人，叫毛善森，大概也是你兄弟吧？”毛人凤一愣，记得本家兄弟中确有个叫毛善森的，怎么他也来了？毛人凤来不及再往下想，不知谁说了一句“我们不就有了一个‘三毛’了吗？”引得一场哄堂大笑。毛人凤嘴角抽了两下，以笑非笑，心里充溢着羞辱。会后，他趁人不注意，跑到乙班，跟那个叫“毛善森”的见了一面，才发觉是冒牌货。这人真名叫毛鸿猷，只因当年报考省立第八师范，借用了毛善森的高小毕业证书，才把本名“丢”了。尽管如此，说法上还是变成了“老板”身上第“五根毛”。对此，毛人凤从不辩解，只在假毛善森毕业后正式登记参加特务组织时，劝他改了名字，叫毛森。这就是日后军统中著名的“浙江三毛”中的一毛。
对毛人凤在浙江警校“熬资格”的状况，文强（当时是浙江警校的政治指导员）后来有段回忆，他说：“（毛人凤）整天足不出户，不言不笑。不管有事没事，总是默默地守在办公桌旁。大概是由于他埋头工作，给上司留下好印象，一年后被升为记录员。当时，我是警校的政治指导员之一，我每次在特派员办公室参加政治指导员会议，总见毛人凤一言不发地做记录。我们抽烟他不抽，我们喝茶他不喝。会后照例有一顿美餐，也不见他入座。在书记长颐指气使的指挥下，他谦恭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显出十足的奴才相。戴笠身边的人，对他无不冷嘲热讽，而他却安之若泰。”
其实，文强哪里知道，这正是毛人凤的看家本领，心字头上一把刀，只要忍住了，时间不负人，水滴石穿，再蛮横的性子也爆不出火星。有的人甚至还对他产生了好感，点评“五毛”之际，常常说几句“大毛”的好话。新上任的书记长张行琛就是一个。自接替王孔安后，毛人凤踏实勤勉、不喜张扬的工作作风，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旦发现有浮皮潦草的情况，就亮出毛人凤，要求大家向他看齐。当时，在警校本部附近，有一块被人称为“租界”的地方，专门用来进行保密程度极高的特工训练，一般人未经特许，是不准出入“租界”的。但由于工作需要，再加上毛人凤寡言沉稳的禀性，张行躁就把进入“租界”传递公文的任务交给了他，在师生员工的眼里，这无疑是陡添神彩的一笔，如果说这一年多的生活中还有点滋润的话，恐怕也就像长不好的甘蔗，末尾梢上有点儿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