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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回国后，依靠太谷地方绅士和基督教势力的支持，创办“铭贤学校”，担任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组织“中美同盟会”。
他提出了两句口号：其一是“灌输新思想”，其二是“改革旧习惯”。
他时常身着崭新的制服，腰挂一把耀眼的指挥刀，带着几个人，在大街小巷巡视，煞有介事，好不风光！
1907年秋，孔祥熙回国。
在美国几年的学习，孔祥熙接触和掌握了许多科学文化知识。然而，这对孔祥熙来说，并不是最主要的收获。他的最主要的收获是，通过为美国欧柏林大学在中国建立分校，同美国的有关人士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也就是因为建立了这所学校，他开始在旧中国的政坛上崭露头角，引起军阀、政客们的重视。
1907年夏，当孔祥熙在耶鲁大学毕业之际，欧柏林大学中国同学会举办了一次欢送孔祥熙回国的小型会议。这时候，被义和团群众赶走的美国欧柏林大学的传教士们想卷土重来，并企图为那些被清朝官吏和义和团群众所处决的传教士建个纪念物，正在物色“合适的人选”。
一位美国传教士在这次会议上，试探性地说：“孔祥熙先生，可不可以借您返乡之便，带一笔捐款，为那些被杀的传教士建立一所纪念堂？”
孔祥熙当即站起来说：“您的意见很好，但建纪念堂和立碑垒石是死的纪念物。死的纪念物固然重要，然而，能够造就活的纪念物，岂不更好！什么是活的纪念物呢？那便是设立学校，造就人才，使庚子殉难教友的精神长存人间。”
不难看出，孔祥熙的这番话是他前几年同李提摩太讲的“人民无知”的谬论的继续。孔祥熙站在外国侵略者的立场上，认为山西人之所以杀传教士，就是因为他们“愚昧无知”，若受了帝国主义的“教育”，有了帝国主义的“文化”后，就不会再杀传教士了。
显然，这个“设立学校，造就人才，使庚子殉难教友的精神长存人间”的建议，比“建一座纪念馆”的想法，更符合西方一些人的需要。因而，立即被采纳了。美国欧柏林大学并要孔祥熙回国担任校长。
1907年秋，孔祥熙由美国返回山西太谷。起初，他利用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办了个小学，后来又迁至太谷东关外杨家庄的孟氏花园内，增设中学。
孟氏花园北依象山，南傍凤山，原来就有楼台亭阁、假山水池、花木石桥，景色十分优雅。在此基础上，孔祥熙又雇了不少能工巧匠，精心建设，细心装修。他首先在花园中心，为美国制铝工业的大资本家、欧柏林大学毕业生查理·霍尔建立了一座沉思默坐的塑像。其原因是因为，美国欧柏林大学从查理·霍尔的遗产中拿出了75万美金作为建校的基金。当然，建立这样一座美国资本家的塑像，对于像孔祥熙这样的一名美国留学生来说，也是炫耀自己身份的极好机会。这一点，孔祥熙是十分清楚的。
为了使洋先生们生活舒适，孔祥熙还在校园内建筑了中式和西式风格迥异的楼房，房内装有当时所罕见的暖气设备、抽水马桶、壁炉书橱等较为先进的设备，学校安装了发电机和自来水。楼房外，圆门走廊，曲径通幽，花亭座座，草坪绿茵。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学校已初具规模。叫个什么校名呢？孔祥熙居然想出个“铭贤”的名字，说是为了纪念庚子年“为道殉难”的先贤。由于这所学校是欧柏林大学捐款办理，所以有些人又称这所学校是欧柏林大学在中国的纪念学校。英文名为Oberlin Shansi Memorial School或简称Oberlinin China。
孔祥熙亲自确定了铭贤学校的校徽。这个校徽采用Oberlin的第一个字母“O”，“铭贤”的校旗也是个“O”。“铭贤”的运动员穿的背心上，印着一个大大的“O”。当地群众见后，戏称铭贤学校为“圈儿学校”，称该校的学生为“圈儿学校的学生”。
铭贤学校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在美国欧柏林大学内的铭贤托事部，这个托事部是在美国政府备案，直接听命于美国政府。托事部的主席由欧柏林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充任，其成员大多数亦系该大学的教职员或校友。铭贤学校在国内的管理机构为校董会。孔祥熙任校长兼董事长。按铭贤学校校董会组织法，董事会内有铭贤学校毕业生代表3人，欧柏林大学毕业生代表3人，特约社会名流4人，连同孔祥熙共11人。但不管什么人作校董，均须以孔祥熙的马首是瞻。
孔祥熙请了一些外国传教士担任铭贤学校的教师，这些外国传教士占全体教师的一半。欧柏林大学每三年选送一位毕业生或未毕业的未婚男性代表来“铭贤”担任教师职务，每人任期三年。后来，逐渐改为每年选派一男一女，每人任期两年，这样便同时有4人在“铭贤”学校任教。另外，还有12位美国人携带家眷长期住校办理校务。这些人年纪都较轻，谈不上有什么教学经验，大多数又不懂中国语言，只能讲授英语、音乐、体育课程。
就是这些平庸的传教士，却被孔祥熙视若珍宝。他大肆宣传，说这些传教士如何循循善诱，如何训练有素，因此吸引了不少崇美亲美的青年到铭贤就学。而这些传教士也广为交际，宣传宗教，教导歌舞，并对一些学生施以小恩小惠，更增加了对一些学生和家长的吸引力。
为了弥补外国传教士的不足，孔祥熙用高薪从山西省内外聘请了一些较有水平的中国教师。他自己也时常在“铭贤”讲授史地、体育和矿物，有时还为其他教师代课。
孔祥熙还让其父孔繁慈讲授经史，本意是为了加强对“铭贤”的控制。不料，孔繁慈却为孔祥熙增加了一些烦恼。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铭贤”学校所在地周围，许多人吸食鸦片，每当吸食者烟瘾发作时，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一些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赢，奄奄一息。还有许多人嗜酒如命，“自称臣是酒中仙”，终日酩酊大醉。
这种恶习，不能不对铭贤学校的教学活动产生不良的影响。孔祥熙想革除这些腐朽恶习，便采取了一些措施。一天，他备了一桌酒席，请来村长和当地豪绅。席间，他力陈烟酒之害，终于获得了这位村长的支持。他和村长决定，把当地吸食鸦片的烟民分批送进村公所，都关起来，强迫戒食。他还规定，烟民之中凡是自家有钱的，伙食自备，没钱的，由他供给。几个月后，戒烟活动开始有了成效，烟民日渐减少。可是，孔祥熙之父孔繁慈对戒烟戒酒的活动并不理睬，他好酒成癖，每餐必斟，这怎不使孔祥熙感到心烦呢？孔祥熙先是暗中命厨役不为其父备酒，继而当面向父亲讲明缘故，请求父亲支持其戒烟戒酒的活动。孔繁慈心中虽然十分不悦，还是勉强答应了孔祥熙的请求。
在办学过程中，孔祥熙吸收了一些西方的现代教育方法，注意思想、智能、体育三者并重。
当时，许多学校不设体操课程。孔祥熙虽然对体操课程了解不多，但在美国学过步兵操典。于是，他依样画葫芦，用榆木自制了60余支步枪，又自备一把指挥刀。他将130多名学生分成两批，一批作徒手操，一批作假枪操。经过初步的训练，学生们能够走出较为整齐的步伐，能够做出较为一致的动作。虽然并不十分正规，但确实吸引了不少人来观看。
铭贤学校操练洋兵操的消息不翼而飞，不久就传到了太谷商会会长耳里。这个会长原先掌握了一支称为“商团”的武装，但是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商团”中的不少恶棍望风逃匿，“商团”也濒于瓦解。在太谷商会会长的要求下，孔祥熙帮助商会对“商团”进行了训练。不久，太谷警察局也派人来约请孔祥熙担任顾问。孔每月定时对太谷警察训话，宣传美国的治安管理办法，同时灌输他自己的一套说教。
山西太谷，在20世纪初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小县城。土豪劣绅们习惯于封建社会的生活秩序，他们恪守着祖训，在火车车厢里，在戏院里，即便是在电影院里，都是男女分坐，妻妾亦不例外，以免闲言碎语。在铭贤学校建校初期，太谷的土豪绅士们，看到那些洋先生们接吻拥抱，听到那些洋腔洋调，他们从心底里感到厌恶，认为洋先生是在传播异端邪说，学生没有学到正经知识，然而，这所学校又非同一般，它是由洋人们办的洋学校，校门上书写的“Oberlinin China”几个英文字，使当地的土豪绅士们无可奈何。
但是，一些人逐渐发现，这个学校里的西装革履的洋先生和穿长袍马褂的中国先生都声称，他们进行“英才”教育，要同天津南开中学和北京师大附中决一高低。学校里既讲孔子、孟子、墨子，也讲华盛顿、林肯和瓦特。
使这些土豪绅士们彻底改变看法的，是孔祥熙手中似乎永远也用不完的大把大把的美钞。看到那些印制精美的外国钞票，看到学校里耸立起的一座座新颖的楼房，吃着孔祥熙为他们准备的西式糕点，拿着孔祥熙送给他们的一份份厚礼，土豪绅士们对“铭贤”赞不绝口，对孔祥熙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通过创办“铭贤”学校，孔祥熙取得了美国欧柏林大学乃至某些政界人物的信赖和支持，同美国建立了直接的、紧密的联系。同时，其社会地位也逐步上升。孔祥熙同太谷商会、警察局以及许多头面人物混得极熟，相互间称兄道弟，他很快地影响和控制了太谷一带的地方武装，他时常身着崭新的制服，腰挂一把耀眼的指挥刀，带着几个人，在大街小巷神气活现地“巡视”。无论是“铭贤”学生还是商团、警察，见到他都必须立正敬礼。
后来，当孔祥熙身任南京国民政府要职后，“铭贤”则备受青睐。1929年7月，孔祥熙搞了一次建校二十一周年的纪念活动，还亲自为《铭贤学校二十一周年纪念刊》写序。他在序中说：
“盖铭贤者，实纪念前贤之学校也，命名之义，即在铭心不忘前贤也。”
“学生之在校及已毕业者，不下千余人，升学于国外大学更求深造，以及散之四方服务于社会国家者，亦所在多有。”
“教职员自四人增至八十人，学生自三十余人增至八百人，经费自八千元增至每年四万五千元。”
通过办铭贤学校，孔祥熙培植了一大批亲信，为日后控制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部分权力，打下了基础。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的行动，直接影响了山西。10月29日凌晨，山西新军工营管带姚以价在狄村大操场集合500余名士兵宣布起义。经过顽强战斗，大批清军投降，太原起义宣告胜利。当天上午，太原起义主要领导人和山西同盟会人员及地方名流在省咨议局集会，推举阎锡山为山西军政府都督，决定采用黄帝纪元年号，悬挂八卦太极旗，称中华民国。
阎锡山是山西五台县人，1883年10月8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的家庭里。阎比孔祥熙小3岁，但其当时的活动能力及影响力比孔祥熙却大得多。他16岁时到钱铺学商，把投机商人那套精打细算、唯利是图、投机经营、巧取豪夺的手段都学到了手。1902年山西武备学堂招生时，阎报名应试。初试时，他做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论文，口试时，他应答灵便，遂被录取。1904年，阎锡山被派往日本留学，第2年便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的“铁血丈夫团”。在辛亥革命前夕，孔祥熙是“铭贤”学校的校长，而阎锡山呢，已担任了清军八十六标标统（相当于团长），整天耀武扬威。
尽管孔祥熙和阎锡山同处山西，又同是同盟会会员，但他们似乎一直没有联系。当阎锡山威风凛凛地坐在山西军政府都督的交椅上，沉湎于胜利的喜悦之中时，孔祥熙却对武昌首义、太原起义的情况不甚明了。孔祥熙仍然像寻常一样，办他的学校，讲他的“经史”，训练他的洋操。
然而，太原起义的爆发，又为孔祥熙施展他的“才干”提供了一次机遇。
这天，一位太谷的商人气喘吁吁地跑来，对孔祥熙说：“先生，不好了，有一大批散兵直奔太谷而来。”旁边有人接着说：“这批兵既不是革命党，又不像正规的清军，直扑太谷，是何用心？”“恐怕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吧！”在一片七嘴八舌声中，一位年纪稍大的人对孔祥熙说：“请先生为民作主，速想退兵之计啊。”
这回孔祥熙真的逼上梁山了。他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要逃，已是不可能，要打，凭这几个民军，拿这几支破枪，显然不是对手。怎么办？只有先关闭城门，稳住阵脚，再作打算。”孔祥熙壮着胆子说：“请父老兄弟们放心，那群乌合之众是不敢进犯太谷城的。”
这时，太谷的警察早已不见踪影，孔祥熙只得临时拼揍了一些商团团员和青年学生，将四个城门统统关闭，各要害地带也派了些人手持枪械加以把守。
部署停当，孔祥熙带了几个人，登上北门城楼。不一会儿，就看见大批的溃兵乱哄哄的向太谷走来。这批在太原被打散的清军散兵在太谷城下架起火炮，拉开阵式，摆出似乎要发动进攻的样子。一名军官高声叫嚷：“城里的人听着，再不开城门，我就下令开炮！”
迫于无奈，孔祥熙只得硬着头皮站出来，他举起双手摇晃着说：“请不要开炮，不要开炮，我是太谷民军的司令。有话好说，好说。”
他接着说：“太谷已经光复，在下便是新推举的民军司令。诸君过境，本县军民无比欢迎，只不过太谷城小，难以歇马，尤其妇孺无知，不善招待，诚恐贻笑大方。在下想诸君一定是急于赶路，也不会在敝县停留。为诸君计，不如由敝县立刻筹出一笔盘费，聊代招待，就不知道诸君是否应允？”
“不行！”城下的军官指着孔祥熙骂开了，“你好大的胆子，我们赶路，你居然关闭城门，阻挡我军前进。劝你赶快开门，否则我一声令下，叫你和城门一起上西天。”
孔祥熙一看情形不妙，只得耍起骗术，他说：“实不相瞒，太谷城内也有几门炮，而且这儿的城墙也还牢固。刚才我接到电话，太原府里正有第二批队伍在往太谷开进。兄弟还是劝诸君先拿一笔盘缠。”
那位军官走南闯北，并未被这番谎言所蒙骗。然而周围的士兵们却等着不耐烦了。他们认为太原可能真的派来追兵，太谷也无险可守，不能久留，于是乱哄哄地同孔祥熙讨价还价了一番。
“给多少？盘缠给多少？”
“一千两银子，在下可以立刻筹到。”
“少！少！少！”
“那就两千两吧！”
“这样吧。”下面的军官说：“孔司令，你今天走马上任，弟兄们看你的面子，你赶快去凑三千两银子的盘缠，少一分一毫也不行。这三千两银子到了手，咱们马上绕城而过，决不侵犯太谷的一草一木。”
孔祥熙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只有无可奈何地说：“好吧，三千两就三千两。”说完，孔祥熙便慌慌张张地跑下城楼，同早已在下面等候的商会会长商议一番，由商会拼凑了三千两白银。
也许那批溃兵就是为了这些白花花的银子。他们看了看孔祥熙送来的银两，感到成色还不错，便扬了扬手，说了声：“多谢了”，就带着三千两银子，绕城而过。
望着渐渐离去的兵马，太谷的商会会长和绅士们心底不知是个什么滋味。一方面，三千两白银瞬间就被这位“司令”拱手送人，确实像被挖去心头肉一样，使他们疼痛无比，他们怨恨孔祥熙无能，又是训练学生，又是训练警察，还编练了商团，到头来竟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另一方面，这批“丘八”毕竟没有进城，太谷避免了一场灾难，“朱门酒肉臭”的豪门大户的财产得以保全，他们又不得不感谢孔祥熙。
这次溃兵过境事件后，孔祥熙大事宣传建立地方武装的重要性。在一些人的支持下，孔祥熙将太谷的警察、商团团员、铭贤学生集合起来，组成“太谷营务处”，孔祥熙自任“营务处”司令。这支队伍号称有1000余人，4门大炮，100余支步枪。
临时拼凑起的队伍，军心不稳，纪律松弛，没有什么战斗力。孔祥熙本应集中精力抓军事训练，抓内部建设。然而孔祥熙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他首先想的是使自己耀武扬威。他请人制作了多套戎服，时常身着戎服在太谷城内活动。他有时红衣白裤，长靴齐膝，胸前数道缨穗，有时呢料军装，软皮套裤，胸前缀三五枚外国带回来的徽章。有人评论说，孔祥熙虽无战功，但在民军司令中衣着服饰最为讲究。这倒是事实。
在太谷的影响下，邻县也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组织。孔祥熙还奔波几个县，“亲临策划指导”。最后，终于“荣任”为所谓的“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一夜之间，“太谷警务处”的牌子就被“山西中路军政分府”所取代，孔祥熙也随之掌握了“军政分府”的实权。
1911年11月，袁世凯命令曹锟部进攻山西，企图扑灭山西的革命之火。在娘子关地区，清军同山西的革命军展开了激战。
娘子关激战的消息传来，身为同盟会会员的“山西中路民军司令”的孔祥熙并没有什么行动，也没有派民军支援山西革命军的打算。
可是，偏偏在太谷，在铭贤学校，有一些热血青年十分激愤，他们坚决要求上娘子关助战。
这可难住了孔祥熙，他听说以阎锡山、吴禄贞为首组织的以“会师北京、扫除清室”为目的的“燕晋联军”已经溃散，吴禄贞被刺，阎锡山下落不明，山西革命军力量单薄，有可能抵抗不住清军的进攻。叫这些青年上娘子关，他们战死疆场且不说，我这个“山西中路民军司令”也会被满门抄斩。他又转念一想，不让他们去吧，这些青年已做好各种准备，枪支弹药，一应俱全，他们又一再声言，谁也阻拦不了他们参加作战的决心。孔祥熙终于经不起那些热血青年的一再请求，最后同意他们上娘子关，并叮嘱他们一定小心从事。
正是这样，太谷有一些青年奔赴前线，铭贤学校也先后有30多人分作3批，携带枪支弹药，到娘子关前线同清军作战。这些青年同山西革命军一起，奋勇作战，曾一度阻止了清军的进攻，但因众寡悬殊，武器陋劣，娘子关终于失守。
很快，30多名在娘子关参战的青年返回太谷。在民众和铭贤学校师生的强烈要求下，孔祥熙在铭贤学校的礼堂——尚德堂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
在参战学生报告了作战经过后，孔祥熙致词：
“三十多位同学自动请缨，到娘子关和清军作战，他们的动机，纯粹是为革命主义而奋斗，而实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至理名言。”
“三十多位同学俱已得到‘智、仁、勇’的三大荣誉，云智，则他们历经艰险，能够安然返校；云仁，则他们热血沸腾，无法遏止，是由于他们‘爱众心切’；曰勇，则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志愿参加正式军队，抗御强敌。”
这番慷慨陈词，博得学生们的声声欢呼。学生们争先恐后地上台来和参战学生握手，表示对英勇杀敌行动的钦佩心情。这种热烈气氛又影响了孔祥熙，他高声宣布：“我已准备茶点，学生们可以表演节目。”于是，学生们边谈，边唱，边跳，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欢迎会结束，待学生们一一散去，已是夜阑人静之时。孔祥熙躺在床上，前思后想，又觉得一阵惧怕。他想到清军毕竟已经占领了娘子关，如果有人去告发在太谷的铭贤学校有人去抵抗大清皇室的军队，清军要是开到太谷，开展反攻倒算，那可怎么办呢？
可偏偏没有发生孔祥熙所担心的那些事。在上海，1911年12月1日，在英国领事馆的撮合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袁世凯双方宣布停战三天，并一再拖延，扩大到全国。12月9日，南方各省的全权代表伍廷芳同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武汉正式议和。山西的清军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军队也开始议和，大规模的战斗一度停止。
太谷还是同从前一样。孔祥熙当着“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的官儿，主持着“山西中路军政分府”的公务，穿着一身笔挺挺的戎装，时常露出得意洋洋的面容。
孔祥熙神气活现的日子十分短暂。
1912年4月1日，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被迫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官僚集团，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国内政治形势的骤变，使本来就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民军”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孔祥熙“总司令”的头衔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孔祥熙在政治舞台上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在组织“民军”失败后，他又把注意力放在传教士身上，组织了一个称作“中美同盟会”的团体。
他提出了两句口号：
其一是“罐输新思想”，其二是“改革旧习惯”。
他对一些教会人士说：“灌输新思想，改革旧习惯，绝非少数人所能胜任，更非短时间所可奏效，必须多方罗致人才，广事宣传，而后持之以恒，如此，进展才能迅速、普遍。”
他四处活动，向传教士们提议，组织一个超乎宗教之上的机构，并为这个组织定了一个名字——“中美同盟会”。
在外国传教士特别是美国传教士的支持下，1912年6月10日，在太谷南街福音院里，举行了“中美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在山西的外国传教士云集太谷，为孔祥熙壮胆，地方的绅士名流，也接踵而至，为孔祥熙撑腰。
主席台上交叉悬挂着巨幅的中国的五色旗和美国星条旗。台上坐着几位外国传教士和几位地方名流。孔祥熙作为大会主席，也颇为得意地坐在主席台中央。
大会开始后，孔祥熙发表了一个说明宗旨的讲话。他说：
“中美同盟会的惟一愿望，在于干部人员从速组织就绪，然后逐渐扩大范围，在全国各地成立分会，如此逐渐推展，像一撮发酵粉，可以发动一大块面粉团一样！”
孔祥熙又说：“远者如美国国父华盛顿创导美国独立，近者如我国惟一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都得力于友邦之襄赞协助，否则，虽不能说绝无成功之望，但是成功势必较缓、较难，这是势所必然。所以本席认清了‘独木不成林’的道理，愿与友邦人士，携手进行，更愿友邦人士，作为向导，事功进展，方可以更加神速与更加顺利！”
他还说：“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平等自由的表面工作，虽告完成，但是细加推究，则我们不难发现，专制余孽，犹仍猖獗，士大夫积习如故，乡愚更不知何为平等自由，因此，革命工作必须继续努力，不容吾停止脚步稍事休息，我们必须积极从事以下的两项工作：
（一）感化有权有势的军政要人。
（二）诱导无地位、无官守的多数民众。”
他对参加会议的传教士们继续说：“中美同盟会的宗旨，实际上是自由、平等，再加上耶稣基督的博爱，而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
在这次演讲中，孔祥熙一会儿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一会儿散布传统的儒家学说，一会儿讲解耶稣基督的教义，讲得那些传教士如坠云雾之中。传教士们对孔祥熙的演讲，似懂而非懂。
待孔祥熙讲完，一位传教士站起来发问：
“什么叫做世界大同？这是不是表示要由中国来统治全世界？”
孔祥熙无意向外国传教士解释“世界大同”，他牵强附会地说：
“不！不！世界大同就是《圣经》上的‘天国实现’。”
既然能从《圣经》上找到根据，那位传教士也就不再言语了。
接着，孔祥熙又将他事先准备好的《中美同盟会简章》扼要地介绍了一番，传教士们也未细加讨论，很快就通过了。
成立大会后，孔祥熙专门雇人制作了一块会牌，长5尺，宽1尺，牌子上刻着“中美同盟会中国支部”九个大字，这块牌子就挂在福音院大门口。
在后来的活动中，孔祥熙以“中美同盟会”作依托，一方面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一方面同社会名流们建立联系。但是，外国传教士们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并无兴趣，他们希望“中美同盟会”发展壮大其传教势力。
目标迥异，免不了有不少的矛盾。孔祥熙在开展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活动时，经常受到外国传教士们的掣肘。正是这样，孔祥熙虽然四处奔波，但是终归影响不大，参加者不多。
同时，“中美同盟会”的会址设在福音院。使许多当地一些有名望的绅士们望而却步，他们认为，什么“中美同盟会”，什么“福音院”，都是一回事，都是“洋人”们搞的那些传教活动，与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
正当“中美同盟会”开展活动困难重重之时，孔祥熙却听到一个令他鼓舞的消息——孙中山先生即将抵达太原。
1912年9月19日，孔祥熙赶赴太原，迎接孙中山。孙中山先后出席了太原各界欢迎会和太原商、学两界联合欢宴席，并两次发表演说。孔祥熙也“躬与其盛”。
孙中山先生赞扬了山西响应辛亥革命的革命活动。孙中山说：“前在日本之时，尝与现任都督阎君谋划，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制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迅疾告成也。”
孙中山还说：“留学海外之学生，对于中国早具一种理想，如能以各民族合而为一，则可称雄地球。故归国后咸宣扬此说之真理。凡在旧政府所蕴之心理，处今时代，悉当屏除。革命非即能使中国富强也，不过借此过渡，以达彼岸。吾人必牺牲目前私利，而求将来之幸福。”
孙中山的两次演讲，给孔祥熙很深刻的影响。孔祥熙在太原同孙中山“作第二度会晤，有所密谈。”这样，孔祥熙同孙中山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
在组建“中美同盟会”的活动中，在同外国传教士的接触中，他发现煤油生意有利可图。当他听到传教士告诉他的英国商人要在山西倾销煤油时，便伙同其五叔设立了祥记公司（又称祥记商行）。他向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了25000英镑保证金，按当时汇价16银元兑换1英镑，共付出银元40万元，取得了山西省亚细亚壳牌火油总代理权。他因为教会关系，常和美侨接近，并且同美国使馆商务参赞处也有来往。有一次，他听说美国商人要收购铁砂，他立即跑到太原，把山西铁砂趸购下来，每吨银币1元，运到天津交货，美国给他的收购价是美金1元，转手之间获利1倍多。
祥记公司的买卖，为孔祥熙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利润。这也是孔祥熙组建“中美同盟会”活动的意外收获。
孔祥熙组织的“中美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宗教色彩浓厚的资产阶级团体。尽管囿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孔祥熙并没有开展多少有影响的活动。但就组建“中美同盟会”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1910年，留学美国6年的宋蔼龄回到了上海。
与出国时相比，宋蔼龄明显地变得更文雅、更成熟了；她的英语娴熟无瑕，略带美国南方口音，用中文表达较复杂的情感和思想时倒比英语显得笨拙。她的装束也比在上海久居的美侨眷属更为摩登。她曾以抱怨的口吻对另一个女孩说：“当我上街的时候，我总是穿着外国的衣服，因为那会令我觉得不会那么难受。”宋耀如感到女儿过于美国化的生活方式，同中国社会、文化显得极不和谐，打定主意消除这种差距，培养女儿对祖国的深挚感情。
1910年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生活和父亲宋耀如忘我工作精神的感染，使宋蔼龄想起了父亲在美国时曾要她回国后当助手的许诺。“爸爸，介绍我参加同盟会吧！”宋耀如很生气女儿依然说的是英语，不悦地说：“你先学会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加入同盟会。”接着教诲女儿：“给我脱下这美国小姐的衣服，穿上中国姑娘的衣裳；要说中国话，不要说英语；要爱中国的家，不要还以为住在美国。我可不喜欢一个‘美国小姐’当秘书、做助手。”
宋蔼龄还算是个听话的孩子，虽然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但在美与革命的天平上，她把砝码加在革命一边，便立即回房换了一件旗袍，并用上海话调皮地对宋耀如说：“侬该介绍阿拉人同盟会了吧！”
宋耀如自然高兴，便说：“蔼龄，你就当我的助手吧！不过，当一个秘密革命党人，可是要冒风险的。”
当时，宋蔼龄的公开职业是主日学校的教师。她也当家庭教师，给几个没有机会出国学习的小姐讲授英语。她还应青年会总干事曹雪庚之邀参加演剧，赈济灾民。但是，她在家中，却跟随着父亲从事着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她“帮助父亲处理没完没了的组织工作，募集资金并把迅速增加的会党名册和资财绘制成表。”由于有了宋蔼龄的协助，宋耀如大有如释重负的感受，同盟会驻上海秘密联络部的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1月5日，上海光复。12月25日，孙中山风尘仆仆地从海外回到了上海。孙中山就住在宋耀如的家中。
孙中山和宋耀如两位老朋友见面后，谈论的都是革命方略、建国大计。孙中山想到返国之后，内政外交，势必纷繁复杂，正是急需用人之际，便请老朋友帮助物色一位能干的秘书，尤其要精通英文。宋耀如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大女儿，便向孙中山推荐：“蔼龄怎么样？”
孙中山知道宋家大小姐在她父亲身边做了一年多助手，有一定的秘书工作经验，又精通英文，肯定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便赞许地点了点头。就这样，宋蔼龄当上了孙中山的秘书。
1911年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的选举，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
1912年1月1日上午，宋蔼龄陪同孙中山乘专车在礼炮和欢呼声中由上海去南京赴任。宋耀如夫妇也携两个没有去国外留学的儿子到南京观礼。当天下午，孙中山一行到达南京，举行了隆重的就职仪式。宋蔼龄同父母亲及两个弟弟坐在前排。她静静地观看着神采奕奕的孙中山走上临时搭起的平台，在两面鲜艳的五色旗前接受大家的祝贺、欢呼。她无比激动地聆听着孙中山宣读誓词：“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作为临时大总统的英文秘书，宋蔼龄按照孙中山的意图，尽心尽职地工作着。
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之职。那天，他发表演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效力的，即在此事。”孙中山强调在实业建设中铁路尤为当务之急，表示在十年以内不参与政治，修筑20万里铁路。宋蔼龄在父亲的支持下，陪同孙中山去武汉、广州等地考察。一路上，宋蔼龄将预备的一批铁路方面的资料，分门别类地送给孙中山阅读。宋蔼龄还陪同孙中山拜访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学到不少有关的知识。1913年2月，宋蔼龄同孙中山一起，赴日本考察铁路和其他实业。
1913年上半年，袁世凯暴露出其阴险奸诈的反革命嘴脸。3月20日，他贿赂流氓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5月，他公开向资产阶级革命派寻衅挑战，公开传话给国民党人，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6月，他下令撤去国民党人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的都督职务。
宋教仁案引起了孙中山的觉醒，他逐渐认识到“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国民之付托。”孙中山于1913年7月发动了“二次革命”。但是，“二次革命”很快就惨败了。同年8月，孙中山全家和宋耀如全家被迫流亡日本。
还在“二次革命”发动之初，孙中山为聚集革命力量，曾写信给孔祥熙，望孔赴沪，襄赞“二次革命”。接到信后，孔祥熙将铭贤学校的校务托付给理事会，并请一位美国教师代为主持，各项事情办理停当，孔祥熙便离开了太谷，赶赴上海。
“天有不测风云。”当孔祥熙风尘仆仆赶到上海时，“二次革命”已经失败。孔祥熙急忙买了一张船票，也开始了流亡日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