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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才子、清初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在评论《水浒传》的时候，认为生辰纲被劫的主要原因是，青面兽杨志受老都管的制约太多，他不能完全按照自己带兵的习惯驾驭这个押送小分队，不能想走就走、想停则停。老都管说白了就是梁中书派出的督军。胳膊扭不过大腿，杨志不让休息、不让喝酒的命令统统无效，所以生辰纲被劫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是在中国的信史中，“君命有所不受”的情形当属凤毛麟角。像孙子那样杀了君王的爱姬，有几个不得报应的？像周亚夫那样刻板地对“上”大不敬的，有几个不遭皇帝嫉恨的？“不受君命”往往正是招灾致祸的根。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不知道把多少不识时务，对全局不了解，故作聪明，自行其是的人推上了断头台，但也成全了不少英雄。
《明通鉴》记载，元惠宗至正二十七年，大将军徐达由于平江久攻不下，派人从军中来到应天请求明太祖指教。明太祖亲自写信慰劳他说：“将军自过去追随我，天性忠诚仁义，沉着果断有谋略，委以重任则能够平定战乱克服困难，即使古代的英雄豪杰又凭什么能超过这些呢！今日所谓请教之事，多数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而你的考虑周密详细，不随意胡来，实在是国家的福气，社稷的喜庆。然而将在外，君主不能发号施令，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自今日起，军中的一切轻重缓急之事，只需要将军相机行事自己处理。”徐达收到明太祖的手书，就通知各路兵马发兵进攻，在毫无牵挂的情况下赢得了胜利。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一条极重要的军事指挥原则，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但说是说，做是做，真正实行起来就不容易了。朱元璋是一位明君，他在贯彻这一原则时，具备了两个条件。一是朱元璋经过实践认识到徐达是一位称职的将帅，把军权交给他既放心又可靠，否则怕大权旁落就不会大胆赋予军事指挥权了。二是徐达本身素质具备了杰出的才能，受命于危难之时，能独立担负起指挥大任。
韩信先是投奔项羽，后又投奔刘邦。开始，刘邦只让他当一个掌管粮草的小官，也未予以重任。韩信感觉怀才不遇，就想脱离刘邦。
汉相萧何却发现韩信是一个将才，便向刘邦举荐了韩信，并说：“要拜韩信为大将，就必须选择吉日良辰，沐浴更衣，戒荤戒酒，先表现出诚意。然后召集文武大臣，举行隆重仪式，您亲自登台授印才好。”于是，刘邦登坛拜韩信为大将军，还当众颁令：“全军将士今后全部由大将军节制。有藐视大将军者、违令不从者，大将军可先斩后奏！”
登坛拜将之后，韩信在刘邦那里有职有权而且还很有威信。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他率军出陈仓，定三秦，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为刘邦打下了400年汉室江山之基础。
很多企业，员工与老板经常打游击战。当老板在的时候，就装模做样，表现卖力，似乎是位再称职不过的员工了；而等老板前脚刚走，底下的人就在办公室里大闹天宫了。这也是许多领导者头疼的问题之一，一天8小时盯着员工干活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为了实施正确领导，应该用特殊的办法处理这些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正确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书读古典，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他很好地总结了古代统治者在用人问题上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在使用干部时，对其充分地信任，大胆地放权。
1948年，中原战场上，中央军委决定攻打国民党整编第五军。毛泽东将这一重任交给了粟裕，并对有关战略问题向他作了指示。粟裕按照这一战略部署进行了积极的准备。但在实际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他感到想要全歼第五军的时机还不成熟。经过反复思量后，他重新作了战略部署，改变了攻打第五军的作战计划，然后立即将作战计划电告中央。毛泽东在复电中说：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表示完全同意，并嘱咐：“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即将结束之际，黄百韬部10个师被我军打得溃不成军。黄百韬兵团12万人马急急忙忙由华中地区赶来救援，队伍行至安徽宿县南面的双堆集一带，被中原野战军6个纵队包围了。毛泽东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下令乘胜扩大战果，围歼黄百韬兵团，并歼灭可能由徐州倾巢南逃之敌。鉴于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有利的作战时机稍纵即逝，毛泽东于11月24日，电告淮海总前委：“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毛泽东不在关键的时刻约束下属，让下属自主地行使自己的职权，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对于今天的领导者也有很深刻的启示。
“临机处置，不要请示”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放权得当与否体现了一个企业家的管理才能，正如韩非子所说“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敢于放权并善于放权，既是一个管理者成熟的表现，又是一个管理者取得成就的基础和条件。
广东顺德伟雄集团的老板林伟雄只有小学文化，他的公司却是一个拥有五大知名品牌、十余家分公司的民营企业集团。公司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原因之一就是林伟雄敢于放权。他自己任董事长，妻子任总经理，只抓大的决策，公司的日常工作由副总经理签字决策。放权不仅让中层干部的积极性得到提高，而且还让他们真正负起责任来了，使公司运转得非常高效。
因为能够放权，一大批博士、硕士、工程师甚至法国专家都纷纷投靠林伟雄。得人才者得天下，伟雄集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腾飞起来了。
在非自愿的情况下，采取强制的手段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并不是十分理想的方法和举措。毛泽东认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
建立自觉自律，毛泽东采取的是“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的办法。辽西战役时，某部经过苹果园不吃群众一个苹果，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他十分动情地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纪律就建立在这个自觉性上。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
比尔·盖茨说：“我采取的领导方式就是：放任，不用任何规章去束缚员工，让他们在无拘无束的信任氛围中，发挥每个人的创意和潜能。”
优秀的管理者，最善于用信任来获取员工的心，而且还懂得既“信”又“用”。信而不用，这种“信”就不是真信。用而不信，员工心中就难免存有疑虑，“用”也用不好。
管理者应该在信任的基础上，根据具体需要，把可以授权的事，分派给下属，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干，为企业做出贡献，从而把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更重要的决策上去。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认为：信任可以使部下心情舒畅，干劲倍增，极大地激发部下的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他说：“对部下说明原委，表达信任的期望，他们就可以按管理者的目标完成任务。”
北欧航空公司董事长卡尔松，在改革北欧航空系统的陈规陋习时，曾给予部下充分的信任和活动自由。开始时，他的目标是：要把北欧航空公司变成欧洲最准时的航空公司。但是，卡尔松想不出该怎么下手，他到处寻找合适的人选来负责处理此事，最后他终于如愿以偿。于是，卡尔松去拜访此人。
“我们怎样才能成为欧洲最准时的航空公司？你能不能替我们找到答案？过几个星期来见我，看看我们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
几个星期后，这个人约见卡尔松。卡尔松问他：“怎么样？可不可以做到？”
他回答：“可以，不过大概要花6个月的时间，还可能花掉你150万美元。”
卡尔松兴奋地插嘴说：“太好了，说下去。”因为卡尔松本来估计是要花5倍多的代价。
卡尔松的神情把那个人吓了一跳，他定了定神继续说道：“等一下，我带了人来，准备向你汇报。他们可以告诉你我们到底想怎么干。”
卡尔松立即说：“没关系，不必汇报了，你们放手去做好了。我相信你的能力。”
大约4个半月后，那个人请卡尔松过去，并给他看了几个月来的业绩报告。当然他已使北欧公司成为欧洲第一，但这还不是全部。卡尔松还看到：这个人还省下了150万美元经费中的50万美元，一共只花了100万美元。
由此可见，管理者的一个基本责任就是了解员工的价值，然后鼓励他们主动尝试。而其最基本的行为体现，就是给予员工更多的信任，放手让员工去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