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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的管理中，制度就是建立在无情的基础上，它把员工当做无生命的工具。正因为如此的设计，才有了制度存在的价值。制度是无情一面的体现；制度是不信任员工的集中体现；制度是非人性化的集中体现。公司请来管理者，就是用来协调制度不足的，就是要在无情的制度上，洒上一些温情。制度无情，人有情。无情制度，有情管理。这样才能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邓小平就非常善于将严格的军纪与火热的真情加以融合，做到严中有情、张中有弛。因此，毛泽东十分赞赏邓小平这种绵里藏针的领导艺术，说他“外面和气一团，内部是钢铁公司”。
1947年，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张际春副政委宣布了“约法三章”：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10月13日，警卫团三连副连长赵桂良从集市上一个没人看的店铺里拿了一些纸张、梳头油等东西，想拿回去办墙报和擦枪用。
刘邓首长研究决定，按“约法”执行并通报部队。一些老红军的家属、老赤卫队员闻讯后，向首长求情。邓小平沉思了一会儿，很坚定地说：“军令如山，谁也不能以身试法。如果对一个连长姑息，那怎么约束营长、团长以及我们自己呢！形势和部队的现状，已经逼迫我们再也不能犹豫了！”他接着指示，“要好好安葬赵桂良。通知地方政府，按军烈家属待遇照顾好他的妈妈。”最后，他沉痛地说：“赵桂良同志犯了错误，我们也有责任，我们没有教育好他，对不起他的妈妈。”
解放军首长对于犯错误的事情严惩不贷，对于犯错误的人却又是充满着同情和关爱。这就是今天众多企业家奉行的“有情的领导、无情的制度”、“提倡人性化管理、杜绝人情化管理”的管理方法的源泉，这是领导者带兵极其高明的一招。
管理制度本身是由人来制定和执行的，管理制度的制定应尽量做到科学全面；在制度执行面前人人平等，一视同仁，谁都必须遵守，特别是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必须模范执行。不然的话，管理制度将成为“一纸空文”，成为粉饰自己的“花瓶”。
但是，在制度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领导者是否就一定要以“铁面”、“狰狞”的形象出现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制度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制度本身必须体现“人性化”。要使人们在接受制度管理时，能够乐于接受，心甘情愿，管理者必须掌握好“执法”的技巧。对违反制度的人进行处罚时，必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每个被处罚者内心受到震动。
诸葛亮命马谡镇守街亭，马谡妄自尊大，刚愎自用，街亭失守。为了严肃军纪，诸葛亮下令将马谡斩首示众。马谡被斩后，诸葛亮大哭不已，亲自临祭；将马谡家小加以抚恤，按月给予禄米。《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寓情于法的形象被作者描述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在通用电气公司，韦尔奇是有名的铁血宰相，他决策迅速、果断，办事讲求效率和高质量，同时重视底线和结果。然而，韦尔奇也有非常关心员工的一面。一次，一位中层管理者在韦尔奇面前第一次主持简报，由于太紧张，两腿发起抖来。下来后，他坦白地告诉韦尔奇：我太太跟我说，如果这次简报砸了锅，你就不要回来了。随后，韦尔奇叫人送了一瓶最高级的香槟和一束红玫瑰给这位经理的太太，并在便条中写到：你先生的简报非常成功，我们非常抱歉害得他在最近几个星期忙得一塌糊涂。
这是韦尔奇式的胡萝卜加大棒风格。作为HR，韦尔奇将严格的制度与有情的管理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石家庄第二印染厂的整理车间有个女工叫孙灵菊，她有一个特殊的家庭：母亲病故，父亲瘫痪在床；姊妹5人，她是老大，下面4个弟妹尚未成年，需要抚养，家务劳动很繁重。但整理车间是三班倒、上下班时间不固定。因此，她经常迟到早退，工作没精打采。根据厂规，她经常被扣减奖金，甚至扣发工资，这给她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困难。
厂长崔志才得知孙灵菊的情况后，立即召开了一次紧急厂务委员会，专门研究孙灵菊的问题。会上，崔志才讲了一段很有哲理的话，他说：“企业不能没有制度、纪律，而且要严格执行，否则，管理就会无序且流于形式。但是，纪律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纪律要严但不能冷酷，制度无情人要有情。”
会上，厂务委员会做出决定：将孙灵菊从整理车间调至后勤工作，也就是从三班倒变成长白班，使她有时间做家务；在完成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允许她迟到早退，而且工资、奖金不受影响。得到这个消息，孙灵菊吃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正是在这种有情有义的管理下，该厂的职工回报了企业更大的情义和忠诚。比如在夏天上班，因为电力紧张工厂的供电指标有限，职工为了赶任务，就关掉了所有的空调器，省出电来加快生产，在43℃的高温下兢兢业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