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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下了一夜，从大公路到院坝的那条土路又变得泥泞了，还不如干脆走路到学校，让车子在那里等着。从家里到学校其实不远，也就一公里，翻过一座山就到了，但中间要穿过农田、小树林和煤炭沟，无须经过人家。下雨也好，有机会重走这条路。只是现在天又晴了，热得很。近二十年没在村子里生活，天气也变得陌生了。
一家人不紧不慢地走着，用“城里人”的身体走“乡下”的山路，是不会太潇洒的。但每个人心中的记忆都似乎异常清晰，一路上喋喋不休：这一块田里的苞谷棒子最好吃，那几排茶树的树龄最老，这儿的红苕在上高中的那一年被野猪拱得一个不剩，那边整块田的苞谷在初中毕业那年被风吹倒一大片……
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刚爬过偏坎那几步最险的石阶，来到行程中的一个制高点。俯眼望下去，仍是一片绿，跟多年前一样；不同的是，这绿多半是荒芜的农田里疯长的野草，而不再是记忆中满处的庄稼。如今农民都不愿多种地了，只在荒野四周的中间点缀着一块玉米地，一条小径弯弯曲曲通向其中，倒是颇有诗意。我习惯性地在这个制高点上停留了几秒，恰逢一阵微风吹过山峦，轻轻撩起我的衣角和鬓发，顿时带来一丝凉爽和惬意。
这种感觉是熟悉的。小时候每天上学和放学都要走这条路，每次在这个突出而高悬的坎上都会遇见这样一阵风，有时候我还会故意在这里歇一歇，多吹一吹。很多年没走这条小路了，在这个一切都变得陌生的村庄里，终究还是有一阵风认识我，并执着地在那里等我。可是啊，这一阵山风，你要带我到哪里去呢？
就在这田间地头，漫山遍野的茶园里，星星点点的采茶人有说有笑，二十多年前的我正穿梭其间，一手提着茶壶，一手拿着水杯，来到每一个人面前为他们送来清凉的问候。接着来了这样一阵风，吹得茶树枝子左右摇摆，采茶人阵阵惊呼，一个个神仙一般舒服快活。不光是采茶，播种的时候，我会提着篮子在沙地里踩下一串脚印；收获的时候，我会蹲在地上往篓子里捡洋芋，或者踮着脚尖掰苞谷棒子。还有很多一个人的游戏，白露过后在苞谷地里挑甜杆儿，炎炎夏日钻进地里找黄瓜，或者在沟沟坎坎挖蕨菜，去田边林子里寻香菌……每当这时，一阵风吹过，总是无比爽快。有时风太紧，还夹着细雨，可对于农民来说，农活还是要干的，披一张胶纸当雨衣，手一动沙沙作响，但进度绝没有落下太多，不然只有喝西北风了。大风就不要来了，青苗和树秧都不是你的对手，每一片庄稼可都是农民的宝贝儿，又何必对它们下手呢？但在我的记忆中，村子里每隔几年就要来一次狂风，对所有的农作物斩尽杀绝。中等个头的苞谷本就差不多全部卧倒，还要受到折断的树枝的打压，瓜棚架子早已倒伏在地，矮小的洋芋杌子也是东倒西歪，就连茄子、辣椒也惨遭厄运。若是庄稼将收之时倒还可能有几分收成，如果遇到作物生长的旺节，这一年的收成就完全没有了。透过满地的惨象已经听到了饥肠辘辘之声。狂风过后，挨家挨户看一看，大门上无一例外都挂着秤砣，这是村民们祈求风停的特殊方式。但秤砣终究挡不住狂风，它肆虐地吹走了衣被，吹落了瓦片，甚至刮倒了房屋，家家户户都是愁容满面，再也没有了夏日傍晚一家人围坐在院坝里吹风乘凉的温馨惬意，也没有了冬天早晨赖在被窝里听窗外寒风呜呜作响的悠闲享受。
一阵山风带我回到了过去，回到了这个村庄，回到了我的老家，那里有简单的幸福和深重的苦难。
我是家里的老幺，母亲四十岁时生下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一个都没见过，一直也很少听说。倒是母亲曾经经常提到她的母亲（我们叫奶奶），说奶奶去世前全身生疮卧床不起，如何如何的造孽。当年的我不懂事，听多了还觉得总是讲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耳朵都听起茧了。后来才知道，奶奶当时嫁到了河对面的土地垭，爷爷后来当了保长还是甲长什么的，官儿不大，官味儿可不小，因为嫌奶奶没有给他生儿子，感觉没有面子，在奶奶生了第三个女儿也就是母亲之后，一纸休书将奶奶休了。当时母亲只有三岁，奶奶带着一口大木箱和三岁的女儿回到了娘家，也就是原来的老屋里。在旧社会，被丈夫休了回娘家住，还带着女儿，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生存是第一位的，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遭受的苦难可想而知。父亲在他的家里是最忠厚老实的，所以被决定出门“上门”。就这样，父亲带着一床十二斤重的破棉被“嫁”给了母亲，到母亲并不殷实的娘家入赘成家。子女一个接一个地出生，大集体的年代，只得让大的带小的在家里瞎玩，或者背着孩子干活挣工分。后来包产到户，一家七口人分了十二亩地，只有三个劳动力，再怎么勤爬苦做也还是填不饱肚子，只得寅吃卯粮，忍饥挨饿。加上孩子读了书，尤其是老大上了大学，只得到处借钱，可以借的地方都借遍了，最后只得找银行贷款。值得欣慰的是，子女们都很争气，兄弟姐妹五个出了三个大学生，其中一个还读到了博士，都跳出了农门，或是国家干部，或是大学教授。留在家里的也办起了茶厂，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弟兄们虽然不在一起，但很团结，也很顾家。在父母的心中，也算是扬眉吐气了吧。
现在的家，已经是两纵一横连在一起的折字拐大格局了，一边是茶厂的厂房，一边是一家人居住的钢筋水泥平房，中间是原来的三间老屋。其实真正的老屋早就被推倒了，这老屋也是从我记事时开始修建的，纯粹是父母肩挑背磨的劳动果实。所以，当姐姐出嫁，老大参加工作，老二快结婚了，而老三和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母亲曾一度盘算着给我们分家。那时的房子只有这中间的三间两进两层的木质吊脚楼，刚好被母亲分成三份，两个读书的和家里的老二每人一份，如果我们考取了大学，这山、田和房子就都没我们的份了，全都留给老二。那时我们都觉得母亲多事，好好的分什么家，而且我们两个读书的都还前途未卜，现在想来，她是在尽一份责任，是在有生之年把后人的事情安排妥当，不能不说是一种远见。
现在，分给我的一亩三分地、一间两进两层的木质吊脚楼，早就在我接到大学通知书的那一刻便与我无关了。这个村庄，这个村子里的人，我的老家，我的亲人，都要离我远去。我已经离开了大山的怀抱，到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沿海城市生活，在那里买了房子，娶了妻子，生了孩子。我再也享受不到这村里的山风的轻抚，而只能在海边担心台风的侵袭。至于以后在哪里漂泊，最终在哪里定居，还是一个未知数，但应该不会在这个村庄里。如今，父母双双离开我们到了另一个世界，兄弟姐妹也都分散在四面八方，那个封存着记忆的老家，仅剩下老二在那里操持着。当然，我有一百个理由相信，他会率领一家人把那块地盘建设成村庄里数一数二的富饶之地，我们在远方默默地看着，也会非常高兴，那就像是在延续我们走出去的人的梦，保存我们共同的记忆。看着父母双亲坟前随风摇曳的花圈和青草，我终于意识到这一次的回来和出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以后的村庄和亲人更多的是活在我的记忆与祝福之中，如果不是扫墓，或者一些重大的事情，我恐怕是很少回去了。我要去操持另一个家，打点另一家人的生活，延续和养育另一支人。这是家庭的责任，家族的使命，也是人类的必然。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走到了学校，老二用摩托车驼着我们的行李从公路先到了，东西都已经搬上车了。老二说，你们以后有时间就多回来看看，不能几年不回来一次。我们喏喏地答着，也不可能有准信。
车子发动了，一溜烟就去了很远。透过车窗，眼前仍是那些被风翻起的树叶和庄稼，在随风起伏的绿浪中，一条灰白的水泥路蜿蜒盘旋在山间，像是抱怨着村庄的落后，又像是炫耀着村庄的发达。我想，这个大山深处的村庄，会不会因为太过偏远而被世人渐渐遗忘？又会不会被哪个大老板看中而在一夜之间寸土寸金？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虽然村庄的身影离我远去，但它毕竟是我的故乡，是我的老家，这里生活着我的乡亲，这里安息着我的父母，这里留守着我的亲人，只要还有山风吹过，它就一定是我最初和最后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