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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经历过三个贵族时代，第一个是西周时期的“氏族贵族时代”，第二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贵族时代”，第三个是清朝时期的“部落贵族时代”。三者之中最典型的是西周时期的贵族时代。这一时代历经五六百年时间，那时候的贵族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有姓氏，当时只有贵族有姓氏，作为血缘传承的标志，平民是没有姓氏的；第二是有分封土地，诸侯可以占领一方土地；第三是有军队、兵车，贵族具有一定的武装力量。
当时的贵族划分为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五个等级。贵族社会很讲究风度和文化，《诗经》就是贵族之间交往的一种文化通行证。那时候参加贵族的宴会、聚会或者外交场合，是要念诗的，如果读的诗与身份或场合不符，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左传》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公元前500多年晋平公掌握政权后大宴诸侯，规定每个诸侯所读的诗一定要“诗必类”，也就是与宴会氛围相符。结果有一个齐国大夫高厚读的诗被认为“不类”，晋平公一名大臣荀偃拍案而起说：“诸侯有异志矣！”号召其他诸侯国同讨不庭，险些为此打仗。
可见《诗经》在当时不只是文学文本，也是道德文本，这一点是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没有注意到的。如果想了解《诗经》，我推荐三本书，一本是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一本是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第三本就是《左传》。读过之后，我们会知道那个时代的贵族精神是怎样的。
西周的氏族贵族最后被战争瓦解。秦击败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一个很大的转变。后来汉武帝以中央文官制度代替分封诸侯，贵族制度进一步瓦解。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贵族制度来了一次复辟，讲门第、讲出身、讲血统，讲得非常厉害。那时候姓氏不同是不可以通婚的，选拔官员都要看血统。当时有一个历史背景是所谓的“五胡乱华”，很多胡人跑到江南去了。汉人可能担心与另外一种血缘相混，所以就特别讲门第和血统。
与《诗经》相对应，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二次贵族文学高潮，代表人物包括谢灵运、沈约、陆机，以及皇帝萧统、萧衍等。他们这一批王公贵族大玩辞藻，大玩形式，大玩声律，四声平仄就是这时候发明的，在文学形式上为唐诗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功劳很大。我认为这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
这个时代后来被科举制度打垮了。隋朝建立科举制，唐朝充分发展。这时候不讲血统了，开始重才华，谁诗文写得好谁就可以当进士。相反，如果没有才气，出身好、门第强也是没用的。科举制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变化，“白衣卿相”代替世袭贵族的现象变得更为普遍。其实在战国时期像苏秦这种白衣卿相已经开始代替世袭贵族了，在隋唐时期出现了更多的白衣卿相，只要你有学问，诗词写得好，就可以当状元宰相。
宋明之后，虽然也有贵族，但只存在于宫廷中，贵族时代已经结束。到了清朝，又出现一个贵族时代，从满洲过来的爱新觉罗氏在关内取得政权，形成了部落贵族的时代。这一时代的贵族等级是极为严格的，爵位分得很清楚，共二十七等：第一等是公，分三等；第二等是侯，分四等；第三等是伯，分四等；第四等是男，分四等；第五等是子，也分四等；下面还有轻车都尉、都旗尉、云旗尉、恩旗尉，等等。汉人如果立了大功，也可以受封爵位，但贵族基本上还是由满清八旗子弟组成的。这个贵族时代最终被辛亥革命打掉了。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的贵族时代有两个特点：一是比较早就瓦解掉了；二是没有形成强大的贵族传统，没有可考的长期的贵族谱系。这与欧洲很不同，所以我们也没能像欧洲那样形成核心价值比较清楚的贵族精神。
尽管如此，在中国社会里“富”和“贵”两个大概念的分野还是很清楚的。以《孔雀东南飞》为例，刘大杰先生说焦仲卿的妻子兰芝其实是很好的媳妇，出身的家庭也很富裕，为什么婆婆就是不喜欢她，非要把他们分开呢？就是因为婆婆嫌媳妇的出身不够高贵，与自己儿子的门第不相配，结果硬是逼着儿子把媳妇赶走了。可见，当时“富”和“贵”的界限是很清楚的。
从《红楼梦》里也可以看出“富”和“贵”分得相当清楚。贾宝玉和探春她们成立诗社，提议每人要有一个笔名。贾宝玉说，你们帮我取一个吧。有人说叫“无事忙”，有人说叫“绛洞花主”，他都不满意；后来薛宝钗很聪明，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富贵闲人”。薛宝钗说：“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难得闲散，这两样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贾宝玉的特征，确实是“富”与“贵”二字之外，还兼有“闲”字。他虽生于大富大贵之家，却从不把财富、贵爵、权势看在眼里，但求心灵的富足和精神的高贵。“闲”就是精神上的贵族，所以他对于“富贵闲人”这一称号，也就乐于接受了。
清朝的部落贵族垮台之后，我们先是用辛亥革命把“贵”扫掉了，1949年以后又把“富”扫掉了，最后“文化大革命”把“闲”也扫掉了。富贵闲人再也没有了。